此文是苏辙19岁时写给韩琦的信。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枢密韩太尉(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太尉”,秦、汉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 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韩琦的接见。一个是刚刚考取进士的青年,一个是掌管全国军权的大官,怎么开口下笔呢?
首先是称谓问题。为了表示尊重,不直呼对方,而称“太尉执事”。“执事”,左右的人。这是表示谦谨的说法。
正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从作文当有养气之功谈起,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气,指人的修养、气质、精神力量。接着提出总领全文的“养气”说。“气可以养而致”:“气”,可以通过加强修养而得到。在具体阐述“养气”说的时候,作者引古人事例作了说明。一是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博大刚正之气。作者认为,孟子的文章,内容宽厚宏博,并且充溢在天地之中,正是跟他的“气”的大小相称。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在修养问题。二是司马迁。作者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知多见广,所以他的文章风格疏放潇洒,跌宕多姿,颇有奇气。这实际上是强调外在阅历问题。最后,作者总结道,孟子、司马迁二人的文章,都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因为“气”充满在他们心中。这段论述很周严。
第二段,就自身经历进一步对“养气”说展开论述。作者有前后不同的两种学习经历。第一种是交游不广、见闻不博,只学古人陈旧过时的东西。第二种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作者在谈到第二种学习经历时,列举了四个事实:一是经过秦汉故都,尽情观赏;二是眺望黄河,想像着古时的英雄人物;三是到了京城,饱览一切,知道了天地的广阔、美丽;四是谒见了欧阳公,知道天下的好文章都汇集在这里。归纳起来,实际上是游览天下名山大川 ,广交天下的文人学士。而这两样,实际上说的都是外在的阅历,可见,苏辙是更重视外在的阅历的。
写信的目的是想要求韩琦接见,文章至此,却还只字未提。
第三段:由上文欧阳公,自然引出韩琦。这一段主要是颂扬韩琦。表明欲见之意。“才略冠天下”,才能谋略位居天下第一。“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是说韩琦在内政方面有如周、召二公之贤,在领兵方面就像方叔、召虎那样能干。“不志其大”:志,有志于。这段最后“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明确求见之意。
第四段,再次自明志气,再次表明求见之意。“益治”:进一步钻研。“且学为政”,并且学习治理政事。“辱教”,屈尊指教。这一段特别申明入京师“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可见其志向宏大。
最后对此文谈几点意见:
1.“养气说”有值得借鉴处。作者在论述“气可以养而致”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客观阅历的重要,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文中所说“文不可以学而能”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同“气可以养而致”也相矛盾。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这句话也有微词。他说:“……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
2.写作手法上比较新颖、巧妙。先离开主旨,纵论其他,到了第三段“太尉以才略冠天下”,笔意才收拢来,扣紧题目,读来不但没有离题万里之感,而且仔细体味,前面所述,正是烘托下文。特别是第四段,从另一角度申述非求“斗升之禄”,而以“益治其文”为其志,来进一步说明求见韩琦的原因。这样的文章,在构思上是需要功力的。
3.即使从写法上看,也不能说没有作态的意味。信中流露出的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浮夸阿谀的风气,更是不能效法。
这篇赋主旨是抨击当时社会政治的腐朽与道德风尚的败坏,控诉了古代社会正直善良而有才华之士不是被埋没就是遭到毁谤谗害而常陷于进退两难处境的极大不幸,表达了作者“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决心保持高尚的道德与纯朴的节操而远离尘俗之网的思想。全赋情理并茂,语言清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开篇“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诗人以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且独秀于万物起句,表现出入生并无二致的思想,但是由于人们的志趣不同,处世追求也各异,他们“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生活都以“常傲然以称情”为准则,称情适性的生活才是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也是诗人一生所坚持的法则。但是时代的发展又总是超乎人的想象,上古“抱朴守静”的真淳廉洁退让的节操渐逝,代之而来的是大伪斯兴、世俗趋进的风气。上古的淳朴之风就此不复。人们也因驱驰不同而区分为各不相同的群体。那些热衷功名之士,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博得君王欢心,由此奸邪谗佞之徒辈出,“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所呈现出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社会现实,使得社会人人自危,才智之士避政治而远之,纷纷“逃禄而归耕”。
诗人所言既是历史的真实,又是自己的现实。或许诗人看惯了现世的虚伪狡诈之风,更或是自己内心的向往,慨然独倡“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的生存准则,而且要做一个“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间。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的真实的人。而历史上那些“怀琼而握兰”的孤独前行者,抱穷守节、矢志不渝者,他们的不遇局面完全是由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的混浊世风,还有“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的昏聩圣上造成的,文章对这种不正常的风气给予最严厉的批评和谴责。
在这种混浊的环境中,诗人提出自己“莫为善之可娱”的处世原则,也表达了自己面对虚伪狡诈的社会而不屑“逐其流而扬其波”,甘愿做一个孤独向善的真隐者的意愿。这是第一层。从“哀哉!士之不遇”进入第二层,在这一层中,诗人历数了圣贤不遇于时的事实,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观点。张释之、冯唐虽然赖知己而终得升迁,颜回、伯夷好学行义而全其节,但却付出了“苦心而旷岁”“何死生之苦辛”的惨重代价,他们在人生不同追求的道路上荒弃了太多美好的时光,而没有给短促的生命找到快乐的注脚。这也就间接地肯定了诗人自己一贯坚持的人生短促、称性而活、及时行乐的生存价值观,表现出生命是第一位的,一切的功名利禄只是外在的点缀而已的强烈的主体觉醒意识。
最后结尾自然是基于上述认识的自我心志的陈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指出了自己宁肯固穷,也不会为了虚幻的名利而委屈自己的主张,同时也表达了“谢良价于朝市”的归隐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