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这是一首送别诗，写诗人在湘江入洞庭湖的渡口送别友人。全诗大半写景，不见伤别字面，只是将一片离情融入景中。
首联、颔联写“湘口”所见：先是放眼湘江水岸，看到暮霭、芦苇、田野；接着远眺云梦，但见飞雪、去雁；最后注目孤舟离人。诗的前三句，境界阔大，气象雄浑。“中流欲暮见湘烟”，“中流”即江心，这是江面宽阔的地方，此时在暮霭的笼罩下更显得苍苍莽莽。“岸苇无穷接楚田”，“楚田”即田野，春秋战国时期湘江流域为楚地；“岸苇无穷”已有深远之意，再与“楚田”相接，极写其空旷广袤。“去雁远冲云梦雪”，“云梦”是有名的大泽，在洞庭湖以北的湖南、湖北境内，孟浩然曾以“气蒸云梦泽”（《临洞庭上张丞相》）来状写它的壮伟，这里则以“云梦雪”来表现同样的境界。经过此番描画之后，方才拈出第四句点题：“离人独上洞庭船”。此句一出，景语皆成情语。飞雪暮霭，迷漫着一种凄冷压抑的氛围；四野茫茫，更显出离人的伶仃；大雁孤飞，象征着友人旅途的寂寞艰辛。作者或用正面烘托，或用反面映衬，或用比兴之法，寄寓自己的伤别之情。这里，诗人并没有直接表达心绪，只是将几组景物纳入同一画面之中，使它们发生内在的联系，通过画面显示特定的意境。这样，既有壮阔生动的自然景象，又有深邃内在的个人情致，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颈联“风波尽日依山转，星汉通霄向水悬”写洞庭湖的景象，并非实写，而是由“洞庭船”引发的想象，故而在时间上并不承上，“暮”、“雪”不见了。这两句是说，洞庭湖波翻浪涌，奔流不息，入夜，则星河璀璨，天色湖水连成一片。洞庭湖是浩瀚而美丽的，然而诗人此写并不是出自对洞庭奇观的激赏，风波之中，星汉之下，始终有着孤舟离人。因而，他对洞庭湖水的描绘，流露着对友人一路艰辛的关切，而有关星河高悬的遐想，则是对孤舟夜渡的遥念。诗人的这种情思同样不是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孤舟离人和洞庭景象这前后两幅画面的巧妙组接来加以体现的。
尾联“零落梅花过残腊，故园归去又新年”是说友人归去当及新年，而自己却不能回去。“零落梅花”是诗人自况，也是一景。由腊月而想到梅花，由“残”而冠以“零落”，取景设喻妙在自然含蓄。此联固然表现了诗人的自伤之意，但同时也表现了念友之情，因为诗人之所以感到孤独，完全是由友人的别离引起的，故而这种自伤正是对友人的依恋。
李频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这首诗堪称其代表作。全诗八句倒有七句写景，湘江的暮霭，江岸的芦苇、田野，云梦的飞雪、大雁，渡口的孤舟、离人，洞庭的风波、星河，以及腊月的梅花，等等，真是纷至沓来，目不暇接。诗文有所谓“主宾”一说，主是中心，“无主之宾，谓之乌合”（王夫之《姜斋诗话》）。在这首诗中，作者把孤舟离人放在中心的位置上，围绕这个中心层层设景；又从孤舟离人逗出情思，把诸多景物有机地串联起来。故而全诗显得章法齐整，中心突出，而且融情入景，与一味作感伤语的送别诗不同，自有一番悠悠远思的风韵。
这首词选自《东海渔歌》卷五。
上片从室外写到室内。首三句写室外之景：时已黄昏，微风轻吹，柳丝斜拂，不要说喧闹的人声已经寂静，连停息树上的鸦雀，也知时而“睡稳”了。三句着眼于空间环境，写足春夜之静。“睡稳栖鸦”一句，从结构安排上说又是“暗渡陈仓”之笔，由室外转入室内：栖鸦睡稳，反衬室内之人却夜坐不眠。接下去三句“短烛烧残，长更坐尽，小篆添些”，没有表情的刻划，也没有心曲的抒发，然而通过对女主人公在夜的推移过程中的动作的叙写，见出了她的百无聊赖。综观上片，以环境之静反衬女主人公心灵之不静，这固是作者措笔高妙之处，然而更妙的是，后三句如淡云遮月，如轻雾锁江，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艺术空白。
下片从室内再写到室外。换头句“红楼”二字，点明词中闺阁女子的身份。通过那扇未闭的窗户，室中人的心灵得以与室外的春景沟通，心与物融成一片。如果说，上片是以物境反衬了心境，那么，下片则让读者由“物理的”窗户去窥见人物那“心灵的”窗户。“被一缕、春痕暗遮。”“一缕”妙，那是一种轻轻的、幽幽的东西。“春痕”亦妙，那是一种拂之不去的东西。“一缕春痕”，或许是形容窗外飘拂的柳丝？但我们宁肯相信，它实是隐喻女主人公幽秘的春情。唯其这样理解，上片女主人公百无聊赖才有着落。然而“暗”字更妙，这种春情，不必指实为“怀人念归”，它是妙龄女子特有的若隐若现、欲露不露、若自知若不自知的情思。“暗遮”者，似遮似不遮之谓也。外景与内情逐层相渗透、相溶合，酿成末尾三句：“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三句从宋人晏殊“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名句脱化而来，自不待言；但句中那几个轻倩纤巧的自然意象，一经重新排列组合，似乎产生了双重功能：它既可被视为实景，与上片景物融为一体，缴足“春夜”题面；又似包含着整体隐喻的意味——景物中传达出来的那一份轻柔，那一份纯净，那一份妙曼，不也与女主人公的素心柔肠有些相似？读者若将全词微吟再三，必能对个中奥妙有所会心
这首七绝是秋夜即景咏怀诗，诗人通过咏不甘凋零的梧桐来寄托自己倔傲的心志。首二句写庭院无人，月色光明，夜霜将降，空气清冷，不但点明了时令，渲染了氛围的沉寂凄清，而且烘托出诗人“夜坐”时孤寂的心境。后两句笔锋振起，赞美庭院中不甘凋败衰谢的梧桐，其中一个“真”字充满了诗人无限钦佩之情。结句具体地描绘出梧桐秋残之叶迎风抖擞的姿态。小诗寄寓了诗人不甘寂寞、积极人世、老而弥坚的自强精神，大有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意味，是一首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的好诗。此诗用词浅显平易却寓意深切。
“庭户无人秋月明”，紧扣诗题“夜坐”二字，交代了环境。诗人在夜深人静之时，难以成眠，独坐月下，把自己融进了静谧而优美的自然之中。“秋月明”三字，乍看似陶渊明“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明澈淡远之境，可是韵味迥然不同。“庭户无人”四字，将月色衬托得孤冷寒冽，使秋景变得萧瑟清寒。
“夜霜欲落气先清”，使人惊叹诗人对大自然观察、描绘的细腻与准确。清秋之夜，霜雾并不是骤然降临，它常常是随着月转星移而逐渐显现，所以诗人用了一个“欲”字。气清才显月明，月明益见气清，两者互为因果。此句与上句所构成的境界，使月与人离得更近了。明月近人，才更能逗引诗人心驰神往。
“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两句是写这时，诗人独坐室内，静听秋声，不免神驰千里，情骛八极。他从稀稀落落的桐叶声中，听出了刚强的抗争精神、强烈的生命力，从而心灵受到震动，被带进了对人生哲理深邃而渺远的思考之中。当霜风凄紧之时，几叶寒桐迎风抖动，铮铮有声，多么扣入心弦。“尚”字紧扣上句而来，表明这数片寒叶在寒风中仍不甘心凋零，同时还暗示诗人内心的倔强之态。《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人此时闻声兴感，情怀发于不自觉，正是思与境谐的天然妙合。
严羽《沧浪诗话》在讲到诗的好处时曾标举“言有尽而意无穷” ，《李杜诗纬》也说：“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张耒的这首诗就有意境深远的妙处。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