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此诗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就诗歌艺术而言，此诗纯是议论，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诗的前两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一写贾谊，一写文帝。诗中指贾谊的治国安民之方，这两句是反诘句，意为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所以说文帝并不轻视贾谊。以贾谊进言与文帝纳言相对照，承班固《汉书·贾谊传》中之“赞”词：“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与前人写贾谊怀才不遇之作唱反调。
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写爵位高的“公卿”，一写君王。这两句也构成了一个反诘句，意为：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
此诗采用两个反诘句，寓答于反问之中，以贾谊的“谋议略施行”与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言尽废”相对照，以文帝采纳贾谊的“谋议”，古来君王废弃众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言论相对照，突出贾谊超群的才能与汉文帝的爱惜贤才。
此诗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李商隐与王安石的同题诗《贾生》，虽然都是咏贾谊，但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笔法相异，主要在于两位诗人的思想有别，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对同一人物发表独特的见解，前者欲抑先扬，以古讽今，笔锋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这首《临江仙》是朱敦儒后期作品。叹咏了时间的短暂，并告诚世人，要珍惜时间，把握生命，有着警世的意义。全词气脉贯通，语言简朴，神情旷远，寓感慨于飘逸之中。
词中旷远清淡的心境描绘，朴素无华的措辞用语，都流露出离乱时代士大夫所特有的清逸与超脱，语淡而味永。
开篇二句如从肺腑流出：“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作者一生寄情山水，从隐居、出仕、罢官、归隐，这一人生曲折的历程，使他看透了人间的忧患。本来自己无意于官场，以布衣啸傲山水间，但最后却因做官而被误解、讥讽，这就是“一场颠倒梦”。他一首《念奴娇》词中写道：“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将恨海愁山一时挼碎。”这完全是看透红尘、超然物外的思想，因而才产生人生“恰似浮云”的省悟。他《沙塞子》中也说过：“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如秋云。”南宋国势哀败、政治混乱的社会环境中，他被官场的流言所挫伤之后，产生这种心理状态是不奇怪的。接着，他以“婉丽清畅”的笔调，抒写一涌而出的思绪，“尘劳何事最相亲。今朝忙到夜，过腊又逢春。”词人借对时间流动的描写来呈现感情的变化，“朝”与“夜”、“过腊”与“逢春”的转化，体现了时间由短暂到悠长。前者表现了世俗的劳累忙碌，从“朝”到“夜”，着一“忙”字，连接朝、夜的往还相续，日日如是，生活毫无实际价值；后者则表现了韶光的流逝，腊月之后，春天又来临了。但世俗的奔忙中，“何事最相亲”呢？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作者心潮起伏。
“流水滔滔无住处，飞光忽忽西沉”是前面思潮起伏的继续和深化。“流水”与“飞光”，是借以影射时间的流逝，人事变迁的迅速：“滔滔”与“忽忽”，是以水流之势及太阳西坠匆匆的景象，形容流年的短暂：“无住处”与“西沉”写流水奔流永不停息，红日快速西落，作者对客观世界的体验中，骤生一种空虚的失落感，他反复用不同的景况显示着貌似平淡而内蕴却是复杂、激动的思绪，因此，发出“世间谁是百年人”的喟叹，进而引出结拍“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载：“朱希真致仕居嘉禾，诗词独步一世。秦丞相欲令教秦伯阳作诗，遂除鸿胪少卿。或作诗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这样的讥讽，使一位饱经沧桑的山林老人心中的确会感到非常委屈和悲伤。还是宋高宗说得好：“此人联用橐荐以隐逸命官，置之馆阁，岂有始恬退而晚奔竞耶！”朱敦儒难言的心事正如周必大所说，“其实希真老爱其子，而畏避窜逐，不敢不起，识者怜之。”（《二老堂诗话·朱希真出处》）凡此种种能言或不能言之痛，融汇成一句“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个中”即“此中”、“这其间”之意，“须著眼”是指他所注意的事。这一句的意思指的是他一生的立言行事，他的旷达隐逸的胸襟，世事浮云，尘劳俗务，不须计较，所应注意的，仅于自己立身处世的态度而已，即“认取自家身”就行了。结拍两句是以一种闲谈的笔触，抒写词人饱经风霜之后所产生的思想反应说不管人世间的复杂与无情，不管世俗对他情感上的伤害，只要认取自身的立足点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