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是游子客中自叙，开头两匀追述他离家时与妻子约定五日便返，因为“去”、“来”只有三百里路，谁知出门在外，身不由己，如今六天已过，逾期未归，他便料想家人定会产生疑虑，更会在门外伫立凝望：“应是望多时”。前四句用平淡的语言，说出了人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应是”句从对方写起，从对方落笔，看似平常，却把自己思念家人和家人盼蔓亲人归来的心情同时表达出来，真是一箭双雕。
下片写游子归心似箭，回程途中，尽管不断加鞭，仍嫌马儿走得太慢。“鞭个马儿归去也”。照理马儿就会跑得更快．但他“心急”，故嫌“马行迟”。一“急”一“迟”，互为映衬。用字平常，含义丰富。忽听得路旁喜鹊在枝头上喳喳叫，游予灵机一动，产生了一个美好的设想：“不免相烦喜鹊凡，先报那人知。”长期的民俗传说均把喜鹊作为富于人情睬的报喜之鸟，在敦煌瞎子词中一再出现，如《阿童篓》：“正霓庭前双鹊喜。君在塞外远征网”。说喜鹊将给离人带来喜讯。此词男主人公抱着淳朴的愿望，希望喜鹊先飞回家。向。那入”报个讯。这样，这只喜鹊就成为沟通恩归与游子思想感情的媒介，把游子的归家心切和器切的盼望之情相互交织、统一起来。
该词充分体现了辛词通俗清新的艺术风格。它既无运用历史典故，亦无慷饿刚健之音，而全用朴素清新、明自如话的家常语，采取自描的手法，把游予思归的心情描绘得活灵活现。癔情朴实真挚，格调健康清新，且词中两个“儿”字，一在句中，一‘在句末，均为当时民间口语，更富有民歌风韵。
中国民间早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这首曲子首尾写现实中的西湖景色，中间展开瑰丽的想象，把人们引入仙境，云锦遍布，银河倒映，仙女飞升，月下吹箫。读者既可看到西湖月夜的清丽、飘渺，又可产生如临人间仙境之感。
此曲在写作手法方面很有特色。一、富有想象力。作者拥有非同凡响的想象力。“香缈佳人双飞凤，紫萧寒月满长空。”湖上的箫声引起作者的遐想。前句写作者隐约地好像看到萧史与弄玉这一对佳人乘着飞凤长空飘逸而去，这是虚写。后句写湖上的萧声与天空的寒月引起诗人的遐想，这是想象丰富多彩。二、虚幻与现实、古与今的交杂。虚景：蕊珠宫——天宫、蓬莱洞——海上仙山；实景：青松——钱塘十景之一、红藕——西湖十景之一。镜头从虚幻的仙境转移至地面的真实情景。精致美妙与仙府的奇异美景融为一体。三、善用修辞。曲中用了比喻、夸张和衬托手法。“蕊珠宫”是道教传说中的天宫，“蓬莱”则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山。作者把西湖的美比喻成美不胜收的天宫和仙山，让人联想到西湖的美。“千机云锦重”，形容天上的云和彩霞象织女用织机织出的千重云锦，幻想与现实相融合，使西湖夜景更加柔媚动人。阵阵晚风给人带来湖面的清凉，使人舒适而惬意、满意。上下菱歌打破了西湖寂静，更显出四周的安恬。“千机云锦重”是形容晚霞之多之美“，一片银河冻”乃是形容银河的冷清。此两句乃是数目上的衬托。一个形容多一个形容冷清，无形中增强了画面所表达的感情色彩。四、引用典故。引用箫史、弄玉的故事。箫史善吹箫，秦穆公将喜爱吹箫的女儿弄玉嫁给他。数年后，弄玉乘凤、箫史乘龙，升天而去。（见汉刘向《列仙传·卷上·萧史》。五、押韵。除了“香缈佳人双飞凤”和“阑干晚风”，其他的韵脚相同。六、对仗工整。 对仗是用对称的字句或按照字音的平仄和字义的虚实做成对偶的语句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和表现力，使内容更鲜明有理，让读者有深刻的印象。如“蕊珠宫，蓬莱洞”“青松影里，红藕香中”。另外，全曲语言华丽，风格典雅，用字雅正，全篇散曲皆是。其语言充满华丽美，语句精炼，词语配搭恰当，手法熟练，具备本身的典雅风格。 在内容上也很有特色，一、以景托情。作者选用了阑干、菱歌、渔火来概括西湖秋夜之美。作者通过星星点火的鱼货，时断时续的晚风，上上下下的菱歌，把秋夜西湖的静，表现得十分生动传神。二、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幻觉的交错。视觉——青松影里，看见青色的松树倒影在湖里。听觉——香缈佳人双飞凤，紫箫寒月满长空，听到日夜游湖人的箫声应起了。嗅觉——红藕香中，嗅到湖上荷花飘来的阵阵清香。触觉——阑干晚风，晚风吹来，触到诗人的肌肤。 幻觉——香缈佳人双飞凤，紫萧寒月满长空，作者幻想仿佛看见了两位佳人骑着飞凤，披着清冷的月光向广寒宫飞去。
此曲是咏西湖夜景的名篇，很有特色。想象丰富多彩，比喻新颖独特，幻想与现实相融合，使西湖夜景更加柔媚动人。这种把想象和现实结合起来的写法，与李商隐的《碧城》诗、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
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子昂的风骨有很大帮助。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年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年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是，就总体年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