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马致远这首《金字经》写他投谒不遇、天涯沦落之悲。

　　此曲以景起兴，也有人认为开头两句是梦境。接着连续化用了两个典故。“九天鹏鹗飞”，隐用了杜甫《奉赠严八阁老》“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的意境。雕鹗搏击长空，青云得志，恰为下文布衣潦倒的悲慨作一反衬。“困煞中原一布衣”，化用了《下第》的诗句。金朝诗人李汾《下第》诗云：“学剑攻书事两违，回首三十四年非。东风万里衡门下，依旧中原一布衣。”“九天”与“中原”一高一下，可谓“霄壤之别”。一个在九天中展翅高飞，一个却在功名场中“困煞”，构成鲜明的对比。“困煞”又写出了作者的懊恼与焦灼。他想尽办法改变命运，却始终不能如愿以偿，只能大叹一声“悲”。“悲”作为一字句在此时逼出，恰到好处，颇似从心底里迸发出的一声叹息。作者无奈的心情尽在这“悲”之中。“故人”一句，又添写出作者此时的孤独。

　　作者不甘“困煞”，而又无法解脱的深愤，在末两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登楼”补示出诗人抒感的地点，那西风雕鹗正是登高所见的景致，“登楼”又是文人临高凭眺、感怀起兴的习惯举动，所谓“登兹楼以四望，聊假日以锁忧”（王粲《登楼赋》）。然而“楼”与“九天”毕竟相去过远。“恨无上天梯”，既是实情，又是借喻，虚实相兼，增添了全曲悲凉沉郁的气氛。小令短短七句，将悲秋、不遇、孤独、失路的种种怨愤尽数包容，可以见出作者遣词命意的成熟功力。
　
　　这支小令以极其豪迈的语言，表现极其沉痛的情感，使人倍觉其沉痛。马致远的前期虽屡遭困顿而豪气犹在，豪放之中多有层面激抗争之音，这和其晚年作品的基调有所不同。

　　宋之问的宫廷诗比沈佺期的要复杂些，虽然这仅是在基本一致的风格中所发生的轻微个性变化。他的最好的宫廷诗完全不像应制诗，而是优美自然的抒情诗。这首《扈从登封途中作》是公元696年（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宋之问在随皇帝登嵩山祭天所作。古代帝王为报答天地恩德，并向天地祈求福寿，常举行封禅大典。在泰山上筑坛祭天为“封”，在泰山下辟地祭地为“禅”，后来扩大为五岳都可封禅。

　　整首诗对仗工巧，锦绣成文，充满对武则天的歌功颂德。此诗第六句的“万乘”是皇帝的传统代称，但这里上下文的描写恢复了这一词语本身的某些力量。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游河南洛阳龙门，命随从官员作诗，左史东方虬诗作先成，武则天赐给锦袍，之后宋之问献诗，武则天赞赏其诗句更高，又夺东方虬的锦袍赏给宋之问。

　　湖南永州在古代被称为僻远之地，属于南荒。旅行到这样一个地方，骚人墨客就倍增惆怅。陈孚的这首诗，却有一个特点，就是结合了柳宗元的经历、诗文来写，其中有景有情，也寄寓了自身的感慨。结合柳宗元的诗文写，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永州的历史文物并无驰名于世的记载，只因有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写下了《永州八记》等游记文而令永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地。所以陈孚就以他为吟咏的对象了，既写永州所见，也写柳宗元其人。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前六句着力描写永州蛮荒的景物，而后两句则突然转折，和前面的描写形成鲜明的对比，整首在结构章法上和李白的《越中览古》颇为相似，不过李白诗是七绝，此诗是七律。永州是古老而又荒僻贫苦的地区，郊野可看到火燎后的痕迹，黄昏时分有乌鸦绕树三匝、择枝而栖的景象。这见虽有梅树，可是还未绽蕊开花，而著名的衡阳回雁峰距离永州却有三百见之远。永州小城有江水绕城而过，黄昏之际可听到渔舟唱晚的欺乃之音；而小小的衙门却有垒石成堆，使得庭院狭窄可笑。在这样一个地方，柳宗元滞留其间，做一个冷官，无怪他藉选择愚溪山丘以筑室，写《愚溪对》以自怨自艾了。陈孚想到这见，不禁既同情柳宗元的际遇，又惋惜他的衰颓：“何必太过自苦呢？永州虽远，比之天涯海角，毕竟聊胜一程啊！”

　　柳宗元被贬南荒，曾有“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岭南江行》）、“非是白蒴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一身去国六千见，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的吟咏，可见他的牢愁与痛苦是如何深沉。而陈孚抒发的“永州犹未是天涯”，也不过是自我慰藉而已，其实他自己也感到非常荒寒寂寞。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元初永州一带的萧条惨淡景象，陈孚诗中的诗句“烧痕惨淡带昏鸦，数尽寒梅数枝花”，正是当时永州惨淡景象的真实写照。因此，这首诗也成为研究当时永州经济社会情况的重要史料。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