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太公钓渭图》就是一首很好的写心言志之作,作为诗人本身,也常常是有意识地借题画以表明自己的心志,托物寄兴。巧妙地将主观心志寄寓于客观的描述之中,实为不可多得的题画佳作。
此诗是作者在鉴赏《太公钓渭图》时,触画生情而作。即通过反思姜太公在璜溪独钓以及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抒发了自己怀命世之才而不遇的忧思,同时,作者又以姜太公自喻,把自己的“草野自屏”生活看做是姜太公等待明君周文王出现一样。
姜太公,即吕望,字子牙,东海上(今安徽临泉县姜寨镇)人,曾在商朝却怀才不遇,年过六十时,已是满头白发,却仍在寻找施展才能与抱负的机会。最终,在璜溪垂钓时巧遇明君周文王,辅佐周室修德振武,结果在武王剿灭残暴的商纣王朝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而刘基在元至正二十年投奔朱元璋前,也拥有“负命世之才”的远大志向,却落个“草野自屏”的实况,这与姜太公的“璜溪垂钓”颇为相似。
第一句“璇室群酣夜”,看似在写纣王和妲己在鹿台好酒淫乐的“酒池肉林”场面,而实质却是淋漓尽致地鞭策元顺帝与亲信大臣等在宫中的“相与亵狎”、“丑声秽行”丑行。商纣王,即帝纣,好酒淫乐、性情残忍,沉迷于妲己的美色,夜夜欢娱,荒理朝政。“酒池肉林”便是商纣王“经典”的淫乐欢娱,即在摘星楼前设宴,令男女裸体追逐戏谑,同时在鹿台下挖两个坑穴,一个引酒为池,一个悬肉为林,令各嫔妃裸戏于酒池肉林,互相扑打。元顺帝,元朝末代皇帝,是一位惟淫是乐的皇帝。据《元史·列传·第九十二》载:元顺帝“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显然,在已经“草野自屏”的作者眼里,商纣王的鹿台“酒池肉林”与元庭顺帝的“相与亵狎”是无异的。同时,作者也因此巧妙地引出姜太公的“璜溪独钓”。
第二句“璜溪独钓时”,是写姜太公自入商朝择主不遇后,在璜溪垂钓的寒微生活。其实,姜太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目的却是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让自己实现远大抱负的明君出现。而作者在写此诗时,也正是满怀“命世”之志入元王朝为官,结果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打击。于是弃官归里,过上“草野自屏”的生活,意在与元王朝“决裂”。基于此,作者自然会由画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与姜太公的垂钓是如出一辙,于是用了两句来描写姜太公垂钓生活的心境。
“浮云看富贵”,意思是把金钱、地位等看得很淡薄;“流水澹须眉”,意思是做人要拥有像君子淡如水一样的情怀。这正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时心境真实的描述。其时,作者的真实意图是向世人表白:自己过“草野自屏”生活的心态就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的那种淡如水的心境。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怀“济世”之才的人,同时兼有淡如水的君子情怀,往往都是一位建大功立大业之人。不容置疑,姜太公的情怀已经是作者认同的情怀,于是更进一步道出姜太公实现抱负的转折点——“非熊兆”。
“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便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君臣际遇典故——“姜太公遇周文王”。这则故事,在《六韬·文师》中有记载,大致为:周文王将要前往渭水打猎,临行前卜了一卦,卜辞说:“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遣汝师以之佐昌”。后来在渭水边,果然看见太公在垂钓,于是前往与太公搭话,太公以博学的言辞使文王大悦。于是邀请太公坐同一辆车回西岐,并拜太公为老师。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是作者日思夜想的,怎能不引起作者怀才不遇的踌躇思绪呢?于是写下了千古绝叹——“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意思是姜太公的建功立业如果是天命所指定,引起了数千年后的我(作者)深深的思考。到这里,作者的意图已经是很明了,意思是:假如也和姜太公一样遇上一位明君,立下旷世之功,在数千年后,也将会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读诗至此,看作者,根本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自己要实现的、抱“济世”的远大志向,而是正在用适合中国历史的、淡如水的一种君子情怀,去洞悉所谓中国人的“轩裳固有”。
在元明际会之间,刘基的诗文可谓是以意蕴深沉而独树一帜,如果说刘基凄恻激愤、慷慨激越的经典作品主要集中在乐府的话,那么,类似五言律诗《题〈太公钓渭图〉》这样的写诗明志作品,便是刘基彻底醒悟,抛弃对元王朝的任何幻想,走上与姜太公一样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生活的历史见证。
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宋的这种主理的诗,对那些喜好唐诗的人来说,常有味同嚼蜡之感。但诗如能用简捷的句子,深刻地表达一种哲理,也不能不说有其特殊的妙趣。杨朴的这首《七夕》,就是具有这种妙趣的哲理诗。
诗的作者从牛郎、织女七夕踏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发端,别出新裁,表达了作者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前两句设问:弄不懂牛郎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是怎么想的,非得邀天上的仙女来织满天的锦绣云霞。这里的“须”字,是一种怀疑和否定,从正面来解释,就是没有必要来邀请织女作这一切。这两句来得非常奇,出人意料,因为很多人把把牛郎织女的神话作为美妙的故事来接受,对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从未提出过质疑。以为神胜过人,天上的仙女自然比人间的一切都要聪明许多。但诗人却对此表示怀疑。前两句的这种怀疑只涉及到神话故事本身,但这已足以造成悬念。这两句为诗的末联所发的奇论,做了有力的铺垫。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己多”。这两句是说:每年人们都要在七月七日晚上向天上的织女乞求赐予刺绣、纺织等的聪慧、智巧,但实际上,人间的智巧己经是很多了,多得有点可怕。诗人在这里并非是在赞扬人间的机巧,而是来了一个大转弯,诗人此时想起的不仅仅是人间创造幸福的巧智,还有行恶的智巧:有巧取牵夺,互相倾轧,以及繁复、杂多而又绞尽脑汁的勾心斗角。诗人赋予末一行诗中的“巧”的含义已经不同于第三行诗中“巧”的含义。恰是这种新的含义,不无道理,但又非常出人料想地拓宽了诗思的领域,这就便诗的情思和哲理向更深处开掘,一使诗具有了横空出世、奇崛诡辩之美。当人间充分运用他的机巧来进行勾心斗角的时候,要邀织女来已无意义。从四句诗的整体和诗情的深入来看,诗人的愤世嫉俗之情表现得很是恰当、巧妙、深刻。
杨朴在那样一个时代有这样一种思想和见识是很深刻的,加之诗语简练、晓白、朴实,就使诗思凝重、洗练,富有趣味。
这首诗的主旨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讽刺现实之作,一说是赞美正直官吏之诗。全诗三章,每章四句。从表现手法说,属赋体。诗人以衣喻人,从羊羔皮制的朝服的质地、装饰,联想到穿朝服的官员的品德、才能,极其自然,也极为高明。
《郑风·羔裘》这首诗,起笔描述羔裘的外在美,作者具体而微地描写了羊皮袍子的皮毛质地是如何的润泽光滑,袍子上的豹皮装饰是如何的鲜艳漂亮。然后才赞美穿此羔裘的人的内在美,写外在美的目的是通过对羊皮袍子的仔细形容,和对其中寓意的深刻揭示,借以赞美穿羊皮袍子的官员有正直美好能舍命为公的气节,有威武勇毅能支持正义的品格。总而言之,人衣相配,美德毕现,这位官员才德出众,不愧是国家的贤俊。外在美、气质美和品行美、形象美高度统一。这样理解符合认为此诗主旨为赞美优秀官吏的说法。
这首诗,从表现手法说,属赋体。作者以衣喻人,从羊羔皮制的朝服的质地、装饰,联想到穿朝服的官员的品德、才能,极其自然,也极为高明。因为衣裳总是人穿的,从衣裳联想到人品,再自然不过了。至于一个人的品质、德性要说得很生动、形象,就不那么容易,而此诗作者的聪明之处,也在这里。他用看得见的衣服的外表,来比喻看不见、感得到的较为抽象的品行德性,手法是极为高明的。比如,从皮袍子上的豹皮装饰,联想到穿这件衣服的人的威武有力就十分贴切,,极为形象。但作为一首讽刺诗来说,有些过于含蓄,以至千百年来聚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