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描绘大柏地雨后美丽诱人的景色，抚今追昔，揭示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热情讴歌人民革命战争，流露出一种胜利后的宽慰和乐观情绪。
上阕写景。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起二句写天上的彩虹，措辞、构思都极为精彩，破空而来，突兀奇妙。上句写彩虹的七色，一气连下七个颜色字，自有诗词以来，从未见人这样写过，的确是创新出“色”的神化之笔！下句愈出愈奇。将彩虹比作“彩练”，一般诗人词人或也构想得出来，尚不足夸，妙的是作者烹炼了一个独具匠心的“舞”字，遂使本为静态的彩虹活了起来，何等的灵动！这样的语言，正是诗词的语言，非其他任何一种艺术样式所能达到。试想，七彩缤纷，长虹如拱，这一幅景象，油画、版画、水彩画，哪一个画种不能摹绘？更不用说摄影、电影、电视之可以真实地将它记录下来了。唯虹霓化“彩练”而“当空舞”，这样的意境，只能存在于诗人或词人的形象思维之中。诗词是用文字符号砌成的艺术建筑，而文字符号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视觉形象来得直观动人，因此，欲追求诗词写景之逼真如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自取其败。聪明的作家，往往注意扬诗词之长而避其短，于“画”之所不能表现处，别出趣味。依照这一法则创作出来的诗词，方有诗词独特的艺术魅力，庶使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品类都无法替代。毛泽东这两句词的妙处，正须向这方面去体认。又者，“谁持”云云，是诘问的语气，却并不要人回答。由于下文都是陈述句，这里用问句开篇，就显得非常吃重——有此一问，通篇句法便有起伏、变化，不至流于呆板、凝滞。假若这句采用诸如“天仙彩练当空舞”之类的叙述语气，岂不逊色多多，何能像现在这样峭拔？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作者已署明词的写作日期是“一九三三年夏”，注重交代季节的特殊性——“夏”，这里更补出词篇切入的具体时间和气候状况。由于这是夏天的某个傍晚，一场雷暴雨后，夕阳回光返照，于是才会有彩虹满天的绮丽景观。又由于大雨洗尽了空气中悬浮的尘埃，斜晖的射线投注无碍，于是远处的群山才显得格外的苍翠。可见那“雨后复斜阳”五字，虽只平平说来，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却束上管下，使前面的“赤橙”二句、后面的“关山”一句，都显出了合理和有序，委实是少它不得的。晚唐著名词人、“花间派”的鼻祖温庭筠，有《菩萨蛮》词曰：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倚门。
毛泽东“雨后复斜阳”句，即用温词中成句，仅改动了一个字。然而，温词是写闺情，风格绮怨而纤柔；毛词则是写战地，虽借用温词之句，但一经与下文“关山阵阵苍”云云搭配，便见得境界阔大、气象苍茫，风格与温词迥然不同。毛泽东博览群书，熟读了大量的古诗词，故时将前人成句信手拈来，或稍加绳削，用入自己的创作。值得称道的是，其所取用，大都与己作浑然化为一体，不见痕迹，决非食古不化者可比。这里又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下阕写抚今追昔的感慨。“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两句追忆1929年2月在这里发生的激战，那次战斗形势是多么紧张，打得是多么激烈，仅用两天时间就消灭了尾随的敌人。村前墙壁上无数的弹洞，就是当年战斗留下的痕迹。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是说今天看来，那些弹洞，装饰和点缀着阵阵苍翠的关山，却别有一番风采，使得关山更加美丽了。这既是作者对枪杆子打下的江山的赞美，也是对美的发现，在作的眼里，一切都是物随心意，作者的乐观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菩萨蛮·大柏地》整首词亦画亦诗，情景交融。词描绘的画面是：绚丽的彩虹、雨后的斜阳、苍翠欲滴的关山、前村墙壁上的弹洞等，高下、大小、远近、偏正、方位等构图适宜，层次感极强。色彩是：彩虹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斜阳的红，村庄墙壁的白，但以天宇的湛蓝和群山的苍翠为主色。“舞”字使人觉得彩虹在蓝天的映衬下有一种飘动感“阵阵苍”让人感到群山的苍翠之色有着深浅明暗的变化。真正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总之，整个画面丰富和谐，生机盎然。作者在词中所抒发的是重游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回忆往日辉煌胜利时的愉悦之情，和对人民革命战争以及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根据地的赞美之情。这些喜悦赞美的情思又是在不露痕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描写中流露出来的。作者把主观的情志美与客观的自然美、社会美高度统一，熔炼成艺术美，情景交融，富有韵味。
动态地描写景物与巧妙地运用联想也是《菩萨蛮·大柏地》的突出特点。上阕从彩虹联想到彩色绸带“当空舞”，从关山联想到雨后斜阳时“阵阵苍”；下阕从弹洞联想到“装点此关山”，以至“今朝更好看”，这些动态描写充分体现了在“郁闷”心境下的作者乐观的情怀，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的信念。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首诗先把欧公与唐代诗人韦应物相提并论。且盛赞欧公：“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然后就此生发，勉励欧公尽其才力写作诗文，以达到惩时救世的目的，从而光照千古。诗人还着重劝勉欧公安于滁州生活“慎勿思北来”，言外之意也就是望其坚持刚正的政治立场，而不要有丝毫妥协，用意十分深切。
诗开篇借读韦应物诗集谈及对滁州的印象，实则借韦赞欧。接着“君才比江海”以下六句赞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贡献。然而这样有才能的人士，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就像傍岸撑船一样，滁州毕竟地小，先生的才能是不能得到很好施展的。一个“恨”字包蕴了诗人对政坛变迁、朋友遭贬的愤懑之情，同时也是诗人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鸣。
接着诗人以孔子著《春秋》为例：“虽然孔子曾经遭受‘贬骨’、‘苦笞’之厄运，但历史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的气节。”这实际上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勉励，商定二人要继续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用诗歌的美刺传统，来干预现实，改造社会“人事极谀谄”的不良士风。由此可以见出梅尧臣的文学主张，他提倡不著空文，不谈风月，实际是儒家秉笔直言的直史精神，包含着诗人身在山林心在朝野的济世情怀。
最后诗人郑重嘱咐朋友“慎勿思北来”，实际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回避。当前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两人虽然不忘他们的政治理想，但如今还是暂避为好。满腔政治热情却迫于形势不得释放，兼济天下之志只得暂以明哲保身代之，诗人内心的无奈与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欧阳修《朋党论》所说：“君子以同道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其济。”这首诗正可证明此理。全诗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与保留，于义理则为高论，从艺术方面推求则嫌其拙直，略欠情韵。
这首绝句与其说是写春寒，不如说是咏海棠。说到咏海棠，自然忘不了苏轼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其实，这两首海棠诗都是借海棠写自己。苏轼笔下的海棠圣洁、幽寂，是他贬官黄州时的写照；陈与义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是他流亡时的写照。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铺垫。“二月巴陵日日风，春寒未了怯园公”，联系到下文，不仅有风，而且有雨，春寒料峭中，日日风雨，凄冷无比。更何况诗人还流离失所、漂泊无依。由己及物，想到满园即将吐蕊发芽的花木，禁不住有些担心。“怯园公”此三字，道出了诗人心境：既怯花不发，又怯花发遭雨打。
尽管有些心情，但孤寂的诗人还是希望寻觅到些许的安慰。当他看到园中海棠时，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宋祁词《锦缠道》曰：“海棠经雨胭脂透。”海棠经雨打风吹，像湿透的胭脂一样，会有所残败。但诗人眼中的海棠，却是那样的傲然不屈：“不惜”娇色、“独立”风雨。花木不会有什么情感，有情的只是诗人，诗人“情眼观物”，便万物皆有情了。此时的海棠不再是海棠，而是诗人的化身——风流，雅致，却还有孤傲的品格。
此诗作者开海棠喻己之风，以海棠幽寂喻自己贬官遭际。而陈简斋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不仅风致，更具品格，正是他流亡时的写照。诗人将自己的风骨、品格融入对海棠的描写中，使这首诗成为咏物诗的上乘之作。联系到“靖康之难”后大多北方的宋人被迫漂泊他乡，这首诗也就获得了超越个人情怀的普遍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