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其他诗人写精卫的诗歌,本诗视角新颖,不是对精卫本身进行评价,而是就其填海这一行为做理性思考,其中有对精卫因为填海而奔波劳累、伤痕累累的同情,又有对精卫填海这一伤及无辜、毁坏草木的行为提出质疑,同时流露出作者无限悲悯的博大情怀。
诗歌首句“精卫谁教尔填海”,表面看是提问,实则是质疑,明知故问,因为谁都知道精卫填海是为了复仇,报“溺亡”之仇。但这一问,更能引起读者对填海这一行为的思考。接下来,作者就围绕着“填海”为读者呈现四幅画面:
第一幅:“海边石子青磊磊”。这是实景描绘,海边,石子堆积如山。这是精卫填海的凭借,石子之多,足见精卫填海的决心。
第二幅:“海中鱼龙何所为”。这是虚景假设,写填海后果。海被填平后,海中鱼龙如涸辙之鲋般陷入困境,无处求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一己之私仇而可能殃及无辜的鱼龙,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逐渐显现。
第三幅:“山中草木无全枝”。先来一句过渡。第五句“口穿岂为空衔石”照应第二句“海边石子青磊磊”,在诗中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作者的视角从海边转向山上,然后又是一幅实景描绘,再写填海后果,山中的草木七零八落。填海殃及的不仅是鱼龙,还有山中草木!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进一步显现。
第四幅:“朝在树头暮海里,飞多羽折时堕水”。这幅图景是虚实结合,再写填海后果。虚写精卫因填海而奔波劳累、遍体鳞伤。“朝”“暮”多为想象,互文见义,但虚中有实,突出精卫奔波劳累;“口穿”“羽折“”堕水”为实写之词,实中有虚,写精卫的遍体鳞伤。对精卫填海的行为,作者是理解的,毕竟大海是造成悲剧的元凶;对精卫填海时所遭受的苦痛,作者是饱含悲悯之情的,毕竟精卫有仇报仇的血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这四幅画面,写填海后果,也是作者悲悯之情的蓄积过程,从伤及无辜到自伤,填海的伤害达到极点,诗人的悲悯之情也达到了极点。
此诗当作于李白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出寻阳(即浔阳)狱之后,流放夜郎之前。
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乱,李白自汴州梁园(今河南开封)南奔,寓居于寻阳。相传此时李白曾游宿松,居于南台山的南台寺,县令闾丘为之筑“读书台”和“对酌亭”,让诗人在此啸傲风月,饱吟山水,以满足他“浪迹天涯仍读书”的嗜好。闾丘也常来与李白弹琴赋诗,对酒放歌。公元757年(至德二载)九月,李白出寻阳狱后,病卧宿松,在宿松避难、养病,相传依然寓居于南台寺。当时,闾丘已致仕,隐居于宿松东郊沙塘陂,时来陪伴李白。《江南通志》载:“宿松城外沙塘陂,闾丘处士筑有别墅。李白前往作客,见环境清幽,有田园乐趣。作《赠闾丘处士》”。
这首诗,描绘出一幅充满农家乐的美丽画卷,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好景不长,公元757年(至德二载)十二月,李白终被判罪长流,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据传,李白离开宿松时,闾丘处士送行至南台山下,在一小岭为李白饯别,后人名为“饯客岭”。
《缚鸡行》大约在公元766年(代宗大历元年)夏历岁暮作于夔州西阁。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陈师道说:“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杜诗镜铨》引)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王右仲说:“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杀,见鸡食虫蚁而怜之,遂命缚鸡出卖。见其被缚喧争,知其畏死,虑及卖去遭烹,遂解其缚,又将食虫蚁矣。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杜臆》)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如同当面交谈,读来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语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他还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更是一语破的:“宕开一笔,妙不说尽。”的确,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品味和领悟,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
“绮”本意为“有 花纹的丝织品”,后来引申为“美丽”,“绮怀”自是一种美丽的情怀,对清代诗人黄景仁来说,这种美丽来自一种爱情失落无处寻觅的绝望,因而更加凄婉动人。
黄景仁年轻时曾同 自己的表妹两情相悦,但故事却仅有一个温馨的开始和无言的结局。正因如此,在《绮怀》之中,笼罩着隐隐约约的感伤。这种感伤,被那种无法排解的甜蜜回忆和苦涩的现实纠缠着,使得诗人一步步地陷入绝望中。
首联“几回花下坐 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明月相伴,花下吹箫,美好的相遇。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伊人所在的红墙虽然近在咫尺,却如天上的银汉一般遥遥而不可及。
第二联“似此星辰 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是最让人称道的一联,是的,今夜已非昨夜,昨夜的星辰,是记录着花下吹箫的浪漫故事,而今夜的星辰,却只有陪伴自已这个伤心之人。诗人是清醒的,他知道往事不可能重现,而正是因为这种清醒,才使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
在黄景仁的诗中, 所有虚幻的安慰全消失了,只有一个孤独的人依旧保持着一种望月的姿势,思念的姿势。试想,诗人独立中庭,久久望月,一任夜晚的冷露打湿了自已的衣裳,打湿了自已的心灵。而这种等待的尽头却只能是一片虚无,这种思念的幻灭以及明明知道思念幻灭却仍然不能不思念的心态,正是最为绝望的一种心态。 第三联“缠绵思尽 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这句可以和李商隐的《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相媲美。春蚕吐丝,将自已重重包裹,正如诗人自己,用重重思念将自己重重包围。春蚕吐丝尽头是茧,是死,红烛流泪的尽头是灰,是死。而死,自然是人世间最为绝望的结局了。“芭蕉”也是幽怨的意象,李商隐《代赠》诗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句。
尾联“三五年时三 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尾联同首联呼应,三五年时三五之月,自然是“几回花下坐吹箫”的往昔,而那时的美酒在今夜早已被酿成苦涩的酒。而这种苦涩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因为,诗人无法不想念,也就无法同往昔和现实的夹缝之中突围出来。法国著名诗人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也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黄景仁的七言律诗《绮怀十六首之十五》,也正是因为这种绝望而更有了魅力。
这首小令用轻松活泼的笔调写自己梦中泛舟西湖和被雨惊醒后的情景。
上片写梦中泛舟西湖花底,骤雨打篷,从梦中惊醒。“午梦扁舟花底,香满西湖烟水。”“扁舟”,小船;花底,花下。词人午睡,梦中驾着小船在西湖荷花之下泛游,烟雾缭绕的水面上荷花的香味四溢。这两句写的虽是梦境,但形象逼真,如同一幅绝妙的水墨画,淡笔素描,勾勒出湖面胜景的一个轮廓,呈现在读者面前。“急雨打篷声,梦初惊。”突然,一阵暴雨击打船篷的声音,把他从梦中惊醒,一瞬间,先前的扁舟、荷花、烟水顿时消失,可以想见,词人此时对梦境还有些留恋,对雨声打断他的美梦不无遗憾。
下片写醒来所见景物,与先前的梦境相映成趣。“却是水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却是”二字,承上启下,把梦境和现实串在一起。原来,先前梦中听到的“急雨打篷声”,睁眼一看,是雨点落在门前水塘中的荷叶发出的声音。“跳”字说明雨下得很急,与上片的“打”字相呼应。雨珠在荷叶上活蹦乱跳,形同一粒粒的珍珠,“珠珠”被雨点击散,又重新聚合,因此说“散了……还聚”,若不是观察仔细,是很难提炼出这样的佳句来的。“聚作水银窝,泻清波。”“水银”二字作比喻,形象地写出水珠在荷叶上滚动聚合的状貌。这两句是说,雨点聚多了,聚成水银般的一窝,此时叶面无法承受它的重量,叶上的积水便泻入水中。“跳”、“散”、“聚”、“泻”,四个动词连用,把雨打荷叶,荷叶面上水珠滚动,周而复始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
词构思巧妙,意境新颖,梦境与现实对照写来,曲折而有层次,极富变化,细细品味,似乎看到晶莹璀灿的珍珠在碧绿的“盘”中滚动;似乎嗅到荷花的阵阵幽香,有很强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