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都迷岸草,望长淮、依然绕孤城”,写登山所见。词人眼中,有环绕“孤城”的“长淮”逝水,以及岸边的迷离衰草。“故都”与“依然”,表现出一种时空变换的沧桑感。“迷”与“孤”二字,则渲染了一种迷蒙、苍茫的历史厚重感,营造出怀古的感情基调。
“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戟云横”,用一个“想”字,引出对历史往事的回忆。当时谢安推荐自己的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率军出战,因谢家居住在建康城中名门聚居的乌衣巷,而称谢家子弟为“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是作者赞扬他们少年有作为。“戈戟云横”表面写东晋军队武器齐整,兵容肃穆,实则暗指少年将领们带兵的魄力和谋略。
“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坐看”一词,颇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气概。当时,前秦皇帝因拥兵百万,曾说过“以吾之众旅,投鞭子江,足断其流”的话,态度骄狂。因此词人此处称之为“骄兵”。“沸浪骇奔鲸”描写苻坚的军队仓惶逃窜的景象,十分形象。
“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转盼”和“一顾”承接上句“坐看”,突出谢石、谢玄的才能和他们少年豪杰的风采,同时也表现出胜利者特有的淡定自若。“千载”接续“功成”,“千载八公山下,尚断崖草木,遥拥峥嵘”,这些千年之后依然故在的景物,仿佛在向词人昭示往日的“峥嵘”,但是“漫云涛吞吐,无处问豪英”,如今空有河山,豪杰却无处可寻了。感慨中隐约可见词人对当朝无人的失望。
叶梦得是南宋朝廷中坚决的主战派,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却是主和派。他遭受排挤而离京,心中满是愤慨,面对淝水之战的战场故址,回想那段成功驱逐异族侵犯的战争,自然生出今昔对比之意。
“信劳生、空成今古”,谢氏子弟劳碌一生,他们建立的功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殒,如今只空余“孤城”、“长淮”、“八公山”,向人话说当年。一切终将成空,所以词人“笑我来、何事怆遗情”,以自嘲的口气笑自己太过执著纠结。
“东山老,可堪岁晚,独听桓筝”一句,暗含谢安晚年的一段历史典故。谢安年老时被晋孝武帝疏远,一次,在陪孝武帝喝酒时,当时的名士桓伊为他们弹筝助兴,歌曹植《怨歌行》日:“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声节悲慨,俯仰可观。孝武帝听完后,面有愧色。
同样是忠信见疑,词人拿谢安和自己进行对比,突出了自身处境的悲惨,谢安虽被猜疑,但尚能与孝武帝一同饮酒,且有桓伊为他仗义执言;而自己却只能暮年“独听桓筝”。下阕从“峥嵘”、“豪英”到“空成今古”、“笑我”,再到“可堪岁晚”,词情一再转折,怀古叹今的兴味丰厚浓郁,深合词人当时的复杂心情。
这是一首富有理趣的好诗。它以极通俗的语言说出了一个道理:对人、对事要得到全面的认识,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从整个历史去衡量、去判断,而不能只根据一时一事的现象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成谦恭的君子了。诗人表示像他自己以及友人元稹这样受诬陷的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因而应当多加保重,等待“试玉”、“辨材”期满,自然会澄清事实,辨明事伪。这是用诗的形式对他自身遭遇进行的总结。
在表现手法上,虽以议论为主,但行文却极为曲折,富有情味。“赠君一法决狐疑”,诗一开头就说要告诉人一个决狐疑的方法,而且很郑重,用了一个“赠”字,强调这个方法的宝贵,说明是经验之谈。这就紧紧抓住了读者。因在生活中不能做出判断的事是很多的,大家当然希望知道是怎样的一种方法。“不用钻龟与祝蓍”。先说不用什么,而该用什么,却不径直说出。这就使诗歌有曲折、有波澜,对读者也更有吸引力。诗的第二、三句才把这个方法委婉地介绍出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很简单,要知道事物的真伪优劣只有让时间去考验。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比较,事物的本来面目终会呈现出来的。
以上是从正面说明这个方法的正确性,然后掉转笔锋,再从反面说明:“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去识别事物,就往往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对周公和王莽的评价,就是例子。周公在铺佐成王的时期,某些人曾经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他忠心耿耿是真,说他篡权则是假。王莽在未取代汉朝政权时,假装谦恭,曾经迷惑了一些人;《汉书》说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伪,代汉自立才是他的真面目。“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是全篇的关键句。“决狐疑”的目的是分辨真伪。真伪分清了,狐疑自然就没有了。如果过早地下结论,不用时间来考验,就容易为一时表面现象所蒙蔽,不辨真伪,冤屈好人。
诗的意思极为明确,出语却曲折委婉。从正面、反面叙说“决狐疑”之“法”,都没有径直点破。前者举出“试玉”、“辨材”两个例子,后者举出周公、王莽两个例子,让读者思而得之。这些例子,既是论点,又是论据。寓哲理于形象之中,以具体事物表现普遍规律,小中见大,耐人寻思。其以七言律诗的形式,表达一种深刻的哲理,令读者思之有理,读之有味。
此词开头两句写雨后江天,澄澈如洗。一个“对”字,已写出登临纵目、望极天涯的境界。当时,天色已晚,暮雨潇潇,洒遍江天,千里无垠。其中“雨”字,“洒”字,和“洗”字,三个上声,循声高诵,定觉素秋清爽,无与伦比。
自“渐霜风”句起,以一个“渐”字,领起四言三句十二字。“渐”字承上句而言,当此清秋复经雨涤,于是时光景物,遂又生一番变化。这样词人用一“渐”字,神态毕备。秋已更深,雨洗暮空,乃觉凉风忽至,其气凄然而遒劲,直令衣单之游子,有不可禁当之势。一“紧”字,又用上声,气氛声韵写尽悲秋之气。再下一“冷”字,上声,层层逼紧。而“凄紧”“冷落”,又皆双声叠响,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量,紧接一句“残照当楼”,境界全出。这一句精彩处“当楼”二字,似全宇宙悲秋之气一起袭来。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词意由苍莽悲壮,而转入细致沉思,由仰观而转至俯察,又见处处皆是一片凋落之景象。“红衰翠减”,乃用玉溪诗人之语,倍觉风流蕴藉。“苒苒”,正与“渐”字相为呼应。一“休”字寓有无穷的感慨愁恨,接下“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写的是短暂与永恒、改变与不变之间的这种直令千古词人思索的宇宙人生哲理。“无语”二字乃“无情”之意,此句蕴含百感交集的复杂心理。
“不忍”句点明背景是登高临远,云“不忍”,又多一番曲折、多一番情致。至此,词以写景为主,情寓景中。但下片妙处于词人善于推己及人,本是自己登远眺,却偏想故园之闺中人,应也是登楼望远,伫盼游子归来。“误几回”三字更觉灵动。结句篇末点题。“倚阑干”,与“对”,与“当楼”,与“登高临远”,与“望”,与“叹”,与“想”,都相关联、相辉映。词中登高远眺之景,皆为“倚闺”时所见;思归之情又是从“凝愁”中生发;而“争知我”三字化实为虚,使思归之苦,怀人之情表达更为曲折动人。
这首词章法结构细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以铺叙见长。词中思乡怀人之意绪,展衍尽致。而白描手法,再加通俗的语言,将这复杂的意绪表达得明白如话。这样,柳永的《八声甘州》终成为词史上的丰碑,得以传颂千古。全词景中有情,情中带景。上片于壮丽的秋景之中含有凄凉伤感之柔情,下片于缠绵的离情中带有伤感之景,前后情景交相辉映。上片写观景,虽未点明登楼而登楼之意自明;下片于“依栏杆处”再点登楼,起到了首尾呼应作用。笔法之高妙,于此可见,作者不愧为慢词的奠基人。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