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短,知音难求;云烟万里,佳话千载。纯真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最形象最深刻的阐释,莫过于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了。“伯牙绝弦”是交结朋友的千古楷模,他流传至今并给人历久弥新的启迪。正是这个故事,确立了中华民族高尚的人际关系与友情的标准。
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江西金溪人名叫“方仲永”的神童因后天父亲不让他学习和被父亲当作造钱工具而沦落到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文章借仲永为例,告诫人们决不可单纯依靠天资而不去学习新知识,必须注重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成才的重要性。这篇文章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文题为“伤仲永”,文中却未见一个“伤”字,然而全篇写的正是一个“伤”字。这正如《王荆公年谱考略》所评:“余谓仲水始而通悟,终焉为泯然众人,见于荆公悼叹者详矣!”由此可见,此文契合照应不在形式上而在内容中。这篇议论文,先叙后议,在事实叙述的基础上立论,事实成为立论的依据。第一、二两段只叙不议,为第三段的议论服务,后面的议论,集中强烈,言简意赅,如画龙点睛,使前面所叙的事实立即升华具有典型意义。全文仅二百字,叙事之简洁。说理之透彻,安石散文风格在此已露出端倪。
第一段叙述神童方仲永的故事。
方仲永为金溪民,世代耕田。金溪是王安石外祖父吴玫的家乡。“荆公少年,往来外家甚数”《王荆公年谱考略》文中说“于舅家见之”,仲永当是实有其人。所记仲永五岁不识纸笔砚墨,忽啼求,其父借来给他,他立即写了四句诗,并题了自己的名字,这首诗是以供养父母、团结族人为内容。此事传出后,一乡的秀才都来观看。从此,人们指着东西让他作诗,他挥笔而就,文采与道理都有可取之处。县里人听说,亦很惊奇,渐渐有人请他父亲带他去作客,也有人拿钱帛请他作诗的。他父亲认为此有利可图,便每天拉着他到处拜见县里人,不让他学习。这里所记仲永的特异才能是传闻,与真实情形或有出入。然而作者真正用意并不在此,所以免不了用夸张的笔墨,处处耍突出仲永天斌的特异。其一,不仅生五年不识文具,给纸笔即可写诗,而且能以“养父母”团结同族为主旨,“传一乡秀才观之”,可见影响之大。其二,仲永才思如涌,“指物作诗”一挥而就,而且文采、内容均佳,博得“邑人奇之”,有请他作客的,有向他求诗的,真是誉满全乡。作者如此描写突出了神童仲永的特异天资,为下文的因不后学而“泯然众人”作了很好的铺垫,为全文的知识才干“受之人”立论打下了基础。文中的“利”字很有份量,突出其父‘不使学”的原因,更暗示给人们急功近利对人才的危害。“不使学”是仲永由夭才变为平庸的关键,是本文议论的中心。
第二段段,从作者亲自见闻的角度简略交待了仲永从神童沦为“众人”的过程。
开头的“余闻之也久”,束上起下,一方面显示上段所写的内容即据传闻而得,另一方面又引出亲识其面的愿望。作者写了两次见闻:一次是仲永十二三岁时,“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暗示在这六七年中,仲永的诗毫无长进。如果说,五六岁儿童作的诗尽管稚拙,人们尚觉可观,那么六七年后写得反而不如以前听说的那样好,人们便非但不以为奇,且因先时之闻名而感到其名不副实了。第二次是仲永二十岁时。这次并未见面,只是听亲戚说:“泯然众人矣!”一句话就交待了这位从前的神童的结局。两次写法不同,但都极简练而有含蕴。“泯然众人矣”一语,把说话人漠然视之的态度生动地表现出来,与先前“邑人奇之”的情况恰成对照,而作者的惋惜感慨之意也隐见言外。
最后一段是作者对方仲永由一邑称奇的神童变成无声无息的普通人一事所发的议论,也是本篇思想的集中体现。
作者首先指出,仲永的聪明颖悟是“受之天”,即来自天赋,而且他的天赋远超于一般的有才能的人。这正是为了反跌出下面的正意:“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关键原因是缺乏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到这里,已将上两段所叙述的情事都议论到了。但作者却就势转进一层,指出天赋这样好的仲永,没有受到后天的培养教育,尚且沦为众人;那么天赋本属平常的一般人,如果再不受教育,连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不行。前者是宾,后者是主,在对比中更突出了一般人学习的重要性。就方仲永的情况看,这层议论仿佛是余波,但作者主要的用意正在这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资质平常的人总是多数。方仲永这一典型事例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说后天赋好的人不学习会造成什么后果,而在于说明后天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决定意义。
题内的“伤”字就具有多层意蕴。首先是表层的,为仲永这样一个天资聪颖的儿童最终沦为众人感到惋惜;进一层,是感慨仲永虽有天赋,却没有遇上有利于他成长提高的环境。文中对其父以仲永为获利之资的叙写,就含有对泯灭天才的人为环境的批评。更进一层,从仲永的具体事例生发开来,感慨社会上许多资质平常的人不去努力学习提高,以致连成为众人都不可得。这样,作者所“伤”的就不再局限于仲永个人,而是许许多多不“受之天”又“不受之人”的众人,作者的感慨和文章的思想意义也就深刻多了。
这篇文章的语言十分精当。叙事部分仅以一百五十多字就完整地叙述了方仲永从五岁到二十岁间才能变化的过程,议论部分也不过七十余字,文中的每一词、句都有其确切的表达作用,而不是可有可无。例如第一段,首句交代籍贯、身份、姓名、家世,这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一般介绍,而且“世隶耕”三字是对“未尝识书具”“不使学”的必要铺垫,既衬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资,又暗示了造成他命运的家庭背景;一个“啼”字,生动地写出方仲永索求书具的儿童情态;“忽”“即”“立”三个副词,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仅一句话就刻画出方仲永父亲贪图小利而自得的可悲可叹的愚昧无知之态;“不使学”三字,看似平淡,却为方仲永的变化埋下伏笔,点出方仲永命运变化的关键。第二段叙事极为简要,仅以一“见”一“闻”一“问”就交代了方仲永后来的变化和结局。结尾的议论部分,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这首诗颂扬张浚指挥有方,号令畅达,致使宋军的声威震撼天下、包括北方原境内外的各个角落。这首诗不是一般的赠送酬答之作,而是一首雄伟嘹亮的进行曲,一首爱国主义的佳作。
“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号令是北伐出师的号令,天声是大宋天朝的声音,这声音,北方遗民父老盼了好久好久,范成大《州桥》诗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有了这样的基础,北伐号令一出,即如飓风雷霆迅速传播,很快震动了最北边的角落。用这种天风海雨之势超笔,充分衬出民心士气的雄壮和誓复故土的决心,使全诗充溢着高昂亢奋的情调。
“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预言战事,充满必胜信心;“长驱”、“直捣”,势如破竹;“河洛”、“燕幽”,渡黄河是恢复宋朝旧疆,向燕幽则还要恢复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这乃是大宋自太祖、太宗而下历代梦寐以求、念念不忘的天朝基业!
“马蹀阏氏血,旗袅可汗头”,用马蹄践踏阏氏的血肉,把可汗的人头割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阏氏”、“可汗”这里指金朝侵略者。这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践踏之的痛愤,不正是《满江红》词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另一种说法。
“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想象凯旋的情景,其发自内心的喜悦,也正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相似,表达了岳飞长期的夙愿,也是他和张浚的共同理想。
全诗气势高昂,声调铿锵,充满着浓厚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豪迈雄壮的英雄主义气概。
春和景明,本该夫妻团聚欢乐,携手共游,但此时却良辰美景虚设。不言惆怅,而惆怅自见。第三句“行花阴”重复第二句末三字,不仅是格律上单纯的重复,而含有徘徊复徘徊之意,以引出下面的行动。“闲将柳带”二句写女主人公看到长长的柳条乃随于攀折几枝,精心地编成了一个同心结。以表达对于心心相印的爱情的向往。
如果说上阕是以行动来暗示独处的怅惘和对坚贞爱情的向往的话,那么下阕便是以直抒胸臆来表达她痛苦的期待和热切的召唤。下阕着力写一个“望”字。
这是诗人登沧浪亭怀念朋友之作。一开始就出现了诗人孤独寂寞的形象。他在园中独步觉得无聊,正是因为友人离去产生了一种若有所失的空虚之感。继而登高四望,则属于寻觅怅望,自我排遣。由于心境寂寥,望中的景色也偏于清冷。霜林自红,而说秋色入林,在拟人化的同时,着重强调了秋色已深。竹色至秋依然青翠,而日光穿过其间,更显得玲珑。林红竹翠,本来正宜会集朋友把酒吟诗,但酒友离散,如同秋风中的燕子;诗社亦已凋零,正像霜后梧桐。颈联两句写景,比兴意味很重,零落的秋景中带有人事象征,因而自然地过渡到末联,引起诗人惋惜聚散匆匆,慨叹无人伴其醉吟。
诗题为“怀贯之”,篇中并没有出现“怀”的字样,但从诗人长吟远慕的情绪和行动中,却表现出对友人的强烈、深沉的怀念。诗中友人虽未出面,而处处让人感到他的存在,时时牵绕着诗人的感情和思绪。那危台,那林木,那翠竹,都曾经是作者和友人登览、吟咏的对象,其间都如同留有友人的一点什么,却又无可寻觅,反而触景兴慨。这样从诗人怅惘的状态和表现中,便把萦绕在心头难以排遣的怀念之情表现得非常深入切至。
怀念人的诗,格调上一般以低回婉转容易取得成功,但此诗气格却颇显高远。开头独步无聊、危台四望,就有一种超迈迥拔之气。所写的红叶、秋桐等秋景,也是以清幽萧疏的基调,反映着人的情绪。诗中说友人是“暂来径往”,从字面上来看,他离别的当儿也没有那种依依之情。诗人的怀念属于更深沉、更内在的一种类型。而这,在艺术上更难于表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