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是“性灵说”的倡导者,主张为文要有“真情”。其文别具特色,善于描写景物,叙事记人。
祭文通常有固定的格式,其内容和形式都容易公式化,为后人传诵的不多。但袁枚的《祭妹文》却不拘格式,写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为后人传诵。
袁素文名机,素文是她的字,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生。她容貌出众,“最是风华质,还兼窈窕姿”,“端丽为女兄弟冠”,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袁素文又“幼好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因此很会作诗。在她未满一周岁时,其父曾仗义救助亡友衡阳县令高清的妻儿,为高清平反了其生前一起因库亏而入狱的冤案。高清的胞弟高八为此感激涕零,表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若系男儿,就与袁素文婚配,以示报答袁家大恩。不久高八生了个儿子,于是送来金锁作为聘礼,这场指腹婚事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可是当双方成年后,男方却只字不提嫁娶之事,直到1742年(乾隆七年)袁素文二十三岁时,高八突然捎来书信说,因为儿子有病不宜结婚,希望解除婚约。由于袁素文自幼深受封建礼教毒害,“一闻婚早定,万死誓相随”,所以听到男方要解除婚约,就手持金锁哭泣不止,终日绝食。不久高八病死,高清的儿子高继祖特来说明真相,原来高八之子高绎祖并非有病,而是“有禽兽行”,并且屡教不改,其父怕以怨报德,才托言儿子有病解约。可是袁素文为了固守旧礼教的“一念之贞”,竟不顾日后痛苦,仍坚持嫁给高八之子,一时被誉为所谓“贞妇”。
袁家家境虽然一般,但因为家学渊源,注重读书,请了教师在家指导袁枚,对待女儿也一样,所以素文自幼随哥哥上课。她很喜爱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很会作诗,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她容貌出众,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尤其是她的脾性温柔,待人贤淑有礼,是出名的淑女。
二十五岁时,才貌双全的素文嫁到了如皋高家。婚后,素文孝敬公婆,深得公婆喜爱。可是高八之子绎祖,个头矮小,驼背斜眼,长相十分丑陋,而且品行极为恶劣。他性情暴戾,行为轻佻,整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看到书卷就发怒,把她的诗稿烧毁,不准妻子读书和做针线,袁素文从此不再敢作诗,也不敢缝纫。他为了外出嫖妓,卖尽家产后又向袁素文逼索嫁妆,不答应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用火烧灼袁素文,婆婆前来救护,他连母亲一起殴打,甚至把他母亲的牙齿都打下来了。就这样的虐待,素文还是一一忍受下来,在高家委曲求全,恪守妇道。后来,高绎祖聚赌输了很多钱,竟要卖掉袁素文抵债。她被逼无奈,逃到尼姑庵,看到无路可走了,才请人通知了娘家。袁父接到书信,心痛欲裂,当即赶到如皋告到官府,判决离婚后,他把女儿和她的女儿阿印领回了杭州老家。那年素文二十九岁,结婚才不过四年。
袁素文回到娘家以后,一方面悉心侍奉父母兄长,另一方面还惦念着婆母,经常寄赠衣食问安。三年后袁枚定居南京随园,素文也随着全家一起迁徙。由于婚姻极不美满,心灵上受到的创伤,她除了读书作诗自我安慰外,终日都闷闷不乐,生了病也不愿求医,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病死,年仅39岁。
袁枚在《哭三妹五十韵》里写道:“彩凤从鸦逐,红兰受雪欺。”“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袁素文这位贤淑的才女,由于受封建礼教毒害太深,所以导致了这场催人下泪的婚姻悲剧。她从“淑女”到“贤妇”,结果却差一点成了被卖掉的“弃妇”,并因此过早离开人世,这是与她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袁枚作为她的兄长,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祭妹文》中说:“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正是一种既沉痛又委婉的控诉。 袁素文留在人间的,除了一个悲婉的故事,还有就是一本著作《素文女子遗稿》。
《祭妹文》构思精巧,别巨匠心,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素文墓地入笔到病根祸源的交代,从野外同捉蟋蟀到书斋共读诗经,从胞妹送哥眼泪流到把盏喜迎兄长归,从离家出嫁到中道归返,从侍奉母亲以示其德到关爱长兄以显其情,从素文之死到后事料理,情节层层推进,感情波起浪涌,叙事历历可见,抒情句句见心,文情并茂,浑然一体。
文章起笔交待亡妹所葬之地、祭奠时间,祭者身份等,紧接着“呜呼”一转,直呼亡妹,为全文奠定了凄切哀婉的悲怆基调。接着,简洁叙述妹妹的死因:“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意为素文早亡其根源是少年时常听先生授经,“爱听古人节义事”,说明是封建诗书的腐朽观念侵害了素文,使她饱受苦难,英年早逝。
接下来,作者追忆与素文共度的难忘时光。童年相伴读书,“差肩而坐”,温馨之情溢于言表;同捉蟋蟀,同葬蟋蟀,则体现了妹妹性情温厚善良。其描述真实生动,一个天真活泼善良的孩童突现于眼前。这原本不为奇,妙就妙在作者把追忆与现实联系起来,当年兄妹同葬蟋蟀,后来孤兄独葬亡妹,物换星移,昨是今非,让作者潸然泪下。年长些时,袁枚远行广西,妹妹不忍哥哥分离,掎裳拽衣,放声大哭。当年有妹送兄行,后来唯独兄送妹归,令作者十分伤痛。袁枚考中进士,衣锦还家,妹妹惊喜万分,扶案而出,家人瞠视而笑。妹妹为哥哥中考得官而欣喜之情,和盘托出,手足之情可见一斑。往日种种琐事,历历如在作者眼前。“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几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时光不可倒流,昔日也不再重来了。
随后,记妹妹归返母家的种种情形:服侍母亲;治办文墨;袁枚染病在床,妹妹终宵刺探,还想方设法让哥哥高兴,兄妹感情深厚。
而后,记妹妹病危和亡逝的情况。素文病入膏肓,大限将至,但不让人给哥哥报信,以宽兄长之心。忍死待兄归,然而终等不及哥哥归来含憾而终,死不瞑目。“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袁枚已预感不祥,急赶归家,在妹妹逝去几小时后才赶到家中,其时素文四肢尚温,却未能与妹妹说上一句心中话,只怪自己轻信医言,远吊扬州,自责之情溢于言表。一句“呜呼痛哉”,把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统统浓缩在伤心欲绝的悲叹中。
最后,简述妹妹亡后料理事宜。并随感而发:“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末段,作者把视线拉回到眼前,回到祭奠的暮地。“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逝者已逝,生者十分凄切哀伤。“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对妹妹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袁枚将整篇文章写得有灵性又不事雕琢。作者在回忆童年与妹妹同度的琐事时,信手拈来,清灵隽妙;悲悼亲人的遽然长逝时,又字字玑珠,句句血泪,真挚动人,感人肺腑。他在叙事中寄寓哀痛,行文中饱含真情,同时还穿插些许景物描绘,从而使痛惜、哀伤、悔恨、无可奈何之情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该诗是一首对金国灭亡的挽歌,全诗正视金朝灭亡是不会死灰复燃,再回顾开国皇帝们的神功圣德,大定、明昌两朝的太平盛世,如今走到尽头。倾吐了亡国忠臣的绝望与无可奈何的哀伤,真切动人。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首联抒写诗人听到国亡君死的消息时的绝望与哀痛。天旋地转,世事推迁,金国灭亡了。起句破空而来,表现了金国灭亡消息传来的突然和诗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猝然无措,震惊不已。对于金国的灭亡,诗人虽然早有预感,但是他又不甘心也不忍心承认这个事实。虽然“沧海忽惊龙穴露”,但是诗人“广寒犹想凤笙归”(《出都二首》)。而现在“灰土已寒宁复燃”(《过蜀鹿城与赵尚宾谈山阳旧事》)。希望成灰,徒唤奈何,这第二句表达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绝望与悲恸。
“已恨太官馀曲饼,争望汉水入胶船。”颔联紧承上联,借用典故,抒写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无限憾恨,对金哀宗的沉痛悲悼。诗人用此典,上句说金哀宗在围城中粮尽食绝,下句写金哀宗国亡身殒。已痛惜蔡州城的太仓中只剩下几张为国君充饥的曲饼,怎忍心再让汉水淹没了天子的胶船,“已恨”,写出了诗人对金哀宗当时困境的无限憾恨,“争望”则是痛上加痛,进一步写出了对金哀宗之死的痛苦悲伤。此联连用两典,极为工巧,犹如己出。一写金哀宗蔡州粮绝,一写金哀宗自缢身死,这都是当时的实际事件,是实事;诗人以“太官曲饼”“汉水胶船”两典来表现这两件事,切人(亡国之君),切事(粮绝、国亡),使实事与用典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地步。二是浑化无痕。诗用“已恨”“争望”这两个表现诗人主观情感的词,连接两个典故,使得典事之问衔接紧密,自然、明快,不着痕迹。三是含蕴深厚。两个典故,典中有情,把诗人对金国的灭亡,金哀宗的身死的无限恨憾、悲悼,表现得情思绵远,凝炼蕴藉,较之明出直抒,具有一种含蓄深沉的震撼力、感染力。四是典意反用。用典“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严有翼《艺苑雌黄》)前者如“太官曲饼”,后者如“汉水胶船”。“汉水胶船”,本意表现周昭王失德,人民憎恶,有意陷其于死地,诗人此处反其意而用之,对金哀宗的死表现了十分的遗憾。
“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颈联宕开一笔,回忆金朝全盛时期的景况。大金开国之初,君王圣德神功,臣下效忠用命,奏牍连连,政务繁忙,一派欣欣向荣气象;大定、明昌两朝五十年,君为尧舜,“群臣守职,家给人足,仓库有余”(《金史·世宗纪赞》),国势鼎盛。“神功圣德”,夸赞极致;“大定明昌”,如数家珍。从此可以看出诗人对金国的昌盛时期的怀念、留恋、神往。但是,“三千牍”,国亡君丧,牍奏何人;“五十年”,匆匆一瞬,华年不再。当此国亡君死之际,回忆当年昌盛,诗人胸中涌动的除了怀念留恋之外,更多的是遗憾痛苦的心潮。
“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尾联,思绪顿束,回归眼前,总括全诗,表达诗人极度的哀痛绝望。不忍言“尽”,而“今日”确已“尽”,起死无术,回天乏力,“无可奈何花落去”,只有“空将”悲痛之泪洒向苍天了。诗人悲到极点,痛到极度,全诗哀伤苦痛的感情达到了顶巅。
该诗表达了极度哀伤的情感,是典型的亡国之音。诗人把亡国的悲哀,丧君的伤痛,表现得开合跌宕,波推浪涌。开篇,突兀而起,国亡君死,复兴无望,痛在天塌地陷,如雷击顶;颔联稍作舒缓,细叙金哀宗粮绝之苦,覆舟之悲,痛在如泣如诉间的痛定思痛,痛彻心骨;颈联于神驰思扬间,回忆金朝的全盛时期。而把“神功圣德”“五十年”的繁盛放在这亡国之音中,今昔殊异,盛亡相对,人事已非,诗人之痛则在鲜明的对比中,更显得感慨深沉。尾联诗人之痛则更加深沉,不见呼天抢地,但蕴蓄心中的沉痛则如波之峰巅,浪之涌端,无以复加。
上片感慨“往事”千留不住。集中表现主人公对于时光流逝、好景美事永远消泯的无奈和怅恨。首二句,言季节变换如此之快,春来又秋去,“往事”却不知到何处寻觅。叹日月不居,时序循环,时间流逝,前事难寻。“往事”(从下片所述可知,这是指去年今日黄叶西风之中与情人在酒宴上的欢会)不可追,伊人不再来。这已经暗伏本篇的抒情主旨在内。后二句,承“春来秋去”而来,言秋光将逝,眼见燕子往南飞,幽兰带露,像是因悲秋而哭泣,主人公也黯然神伤,从心底无数次地发出挽留秋光的呼唤,但是毫无用处。“燕子归飞兰泣露,光景千留不住”,燕子于秋而飞归了,兰叶上凝聚露珠如泣泪,美好的光景即使千百次的挽留也牵不住,主人公深切地怀念“往事”,或许是佳人见不得,“燕子归飞”形象的比喻;深情地挽留秋光,时光更是留不得。那份怅恨与无奈,仿佛跟“兰泣露”似的。挽留“秋光”,正是要留住“往事”,留住“燕子”,期盼再与佳人相会。然而这一切都成空,能不愁吗。
下片,定格于闲阶梧桐下独自感伤的抒情主人公的特写镜头,既写其感伤的形貌,亦托现其感伤的内心。前二句补足上片,由景入情,穷形尽相,写其孤独之状,徘徊之态。喝酒,是为了留住景光,消释哀伤,可是,酒阑人散后,更感到空虚和惆怅。后二句直探心灵深处,揭示其心事重重的原因——对景怀人。表现了词人心灵深处长久的忧伤,黄叶西风,年年如是,自然界代谢是必然的规律,对着无法挽回的事物,他体认到人生的无常了。“去年今日”,“黄叶西风”,以今比昔,平添几分厚重之感,颇有几分耐人寻味之处。
这首词抒写别愁。此词特写镜头:“酒阑人散忡忡,闲阶独倚梧桐。”酒宴已经结束,热闹的场面不复,令人忧愁不安,无可奈何地倚靠着台阶旁的梧桐树发呆。这一孤独情景,既感慨从酒宴上得到的暂时慰藉,竟如此快就没了,反而加重了愁怨;使自己忆起“往事”,陷于深深的忧虑不安之中。于是,结尾直接抒写:“记得去年今日,依前黄叶西风。”脑子里清楚地记得,也是去年的今日,依然是秋季,西风劲吹,黄叶凋零的时候,与佳人相会分别,点出“秋愁”——惆怅情怀,是因忆旧怀人的缘故。
这是一首田园景物诗,诗的首联领起全诗,总括杨村不同一般的美景;颔联、颈联具体描绘所见景观,原野开阔,色彩鲜明,景物如画,令人欣漾;尾联笔锋转向自身,抒发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情感。此诗词语对仗工整,语言晓畅自然。
首联“石桥两畔好人烟,匹似诸村别一川”总括杨村的美好景致。江西属多山丘陵地带,虽不至于“地无三尺平”,但平原也并不多见。诗人此刻走上石桥,看到的不是陵岭蜿蜒而是一片平川,炊烟袅袅,心中惬意畅然之感顿生,旅途疲惫也被这阔寥的景色荡涤一空。
颔、颈两联对杨村加以具体描绘。“杨柳荫中新酒店,蒲别架下小渔船。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四句勾勒出一幅如诗如画,似幻亦真的田园风光美景。绿绿的杨柳,紫色的葡别,红白相间的鲜花,金黄的麦田、蔚黄的天空,象是重彩渲染的民间年画,色调对比十分鲜明。开阔的画面,丰收的景象,令人陶然欲醉。并非诗人重笔渲染,大肆泼墨,而是纯为白描勾勒,平铺直叙。在颔联中,诗人以导游的身份向人们娓娓介绍,指点杨村景物。颈联的“红红白白”,“碧碧黄黄”则是将诗句口语化,浅显通俗,朗朗上口。正如陈与义所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春日》)诗人沉迷于田园美景,赞美之词脱口而出,这种不假修饰,随意自然赞美反而更能显出诗人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也就是在这种平淡自然的描述中,农家远离尘嚣、自足自乐的田园生活乐趣得以更深刻的体现。新酒店的开张,渔人无拘无束的生活,丰收的麦田,鲜鱼美酒,多么令人神往。画面上并未出现人物,但诗人渲染的笔锋,让人感受到他们宁静而幸福的生活。
最后一联写自己的感想,他说了许多农村如何如何好的话,主要目的,就在于最后这一句话,以田园乐趣来反衬他不太想做官的思想。
律诗讲究起承转合。一般来说,颔、颈联之间需有“转”的关系。而本诗颔、颈两联却为并列关系。这便是诗人对“活法”的具体运用。杨万里有意打破律诗格式的框架窠臼,力求变通,求新求活,以两联并列同去描绘色彩纷呈的生活画面,从而使全诗意象更为丰满充实,富有立体感,为诗人产生退隐之念作了铺垫。的确,这般田园美景,如此生活乐趣,何必在仕途上奔波忙碌。大自然新茗一般的清新早将诗人追逐功名利禄的世俗之心涤除得干干净净。这便是《过杨村》于平淡之中透出的醇厚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