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怨诗。全诗写女子之愁，虽然是春天，但“珠帘”是冷的，镜中的人也是孤单的，与“双金凤”恰好形成映衬，久睡不醒，梦中的香暖又与现实的寂冷形成鲜明对比，醒来后看着斜风吹着细雨落入池塘，心中的惆怅犹如涟漪一圈一圈散开，久久挥之不去。虽然是主要描摹闺中细节和女子所见所闻，但描摹得非常细腻，全诗的愁情于词句间蔓延纸外，有耐人寻味之愁。
此诗开头两句写破晓时的外景。“冷”，说明气候还处于春寒料峭之中，也渲染出深闺冷清的气氛。“百尺哑哑下纤绠”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说珠帘长达百尺，既写出了女子住处的豪华，同时也写出了深闺的孤寂。在写了哑哑而下的珠帘之后，第三至八句描绘了美人空床独眠的画面。先描写室内环境，再出现了睡梦中的女人的形象，其情景给人一种凄清的感觉。第九、十两句借旖旎的春光反衬美人孤独寂寞。末尾两句描写女子睡醒后的所见所感，以风雨送春之景，写春光虚度、美人迟暮之感。“梨花委地”，“春风吹池”，让她回到的现实。但这“梨花”“春风”并不是给她美的享受，而是心灵上的刺激，只能加重伤春情绪。温庭筠是质感的大师，是物质世界的敏锐察觉者，华丽但并无生命的日常物品，经他笔触一点，便魔幻般地有了生气，一个个都变成了暗夜中的精灵，随着夜的节奏轻轻呼吸。
此诗写闺中春愁，在艺术上的重要特征是用细节描摹闺中的伤春幽怨情绪。诗中对女主人公之外貌、心理、行动均不作正面描绘刻画，完全藉环境气氛之烘托渲染与自然景物之映衬暗示透露，写法细腻婉曲，俨然花间词境。如“远翠”二句之与《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玉兔”句之与《菩萨蛮·水精帘里颇黎枕》“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觉后”二句之与《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菩萨蛮·玉楼明月长相忆》“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取象造境，均极相似。但其此类作品由于刻意追摹李贺，不仅意境较为隐晦，语言亦时有生硬拗涩之处，与其词之圆融自然有别；表现亦稍嫌繁尽，不如其词之含蓄蕴藉。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