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吊张曲江序》说张被贬之后，“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郁然与骚人同风。”这是知人之言。用这段话来评《归燕诗》同样是适合的，《归燕诗》就是“托讽禽鸟”之作。
诗从海燕“微眇”写起，隐寓诗人自己出身微贱，是从民间来的，不像李林甫那样出身华贵。“乘春亦暂来”句，表明自己在圣明的时代暂时来朝廷做官，如燕子春来秋去，是不会久留的。中间四句，以燕子不知“泥滓”之贱，只见“玉堂”开着，便一日数次出入其间，衔泥作窠，来隐寓自己在朝廷为相，日夜辛劳，惨淡经营。“绣户”、“华堂”和“玉堂”，都是隐喻朝廷。末句是告诫李林甫：我无心与你争权夺利，你不必猜忌、中伤我，我要退隐了。当时大权已经落在李林甫手中，张九龄自知不可能有所作为，他不得不退让，实则并非没有牢骚和感慨。
这首律诗对仗工整，语言朴素，风格清淡，如“轻缣素练”（张说评张九龄语）一般。它名为咏物，实乃抒怀，既写燕，又写人，句句不离燕子，却又是张九龄的自我写照。作者的艺术匠心，主要就表现在他选择了最能模写自己的形象的外物──燕子。句句诗不离燕子，但又不黏于燕子，达到不即不离的艺术境界。
这首诗的前两句上句是叙事，下句是想象中的物象，似乎没有什么议论在内。据《三国志》记载，当时孙权对于刘备，既有戒心，又要结亲，是包藏政治用心的。这一点，周瑜说得很明白：“愚谓大计，宜徙（刘）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这件既是政治手段又像风流韵事的掌故，广为流传，既成了后世小说家的精彩素材，也成了寻常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与这故事有关的山川土地，也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作者写诗并没有把史实简单概括一下完事，而是借令人可以触摸的艺术形象发表议论。“明珠步障幄黄金”这句，既写出孙刘结亲时那种豪华场面：孙夫人使用的步障，是缀满了明珠的；新婚夫妇居住的地方，连帷幄也用黄金来装饰。这种描写，不仅仅是为了铺叙结婚场面的豪华，还含有这种豪华所隐藏的政治用意。诗人是把“史”和“诗”很好地统一起来。
最后两句则是作者对孙权的嘲笑。这里已显出议论的面目。但是它又和一般论史不同。一般论史可以是这样平直地写：“刘备以天下事为重，不因一女子而易其志。”说得准确，没有味道。这里却以唱叹出之。诗人发问道：“谁会为了一个女子而看轻了天下呢？而孙权、周瑜居然想用来换取刘备鼎足三分的决心，结果又如何呢？”写来有顿挫之势，饶有情致。这是从侧面取影，让人们自己去寻思和领悟它的正面意思。这样，它同史论就有灵活与板滞的区别，不是死在议论之下了。
许多解诗者认为此诗乃隐者表述安贫乐道之词。如朱熹《诗集传》云：“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言衡门虽浅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虽不可饱，然亦可以玩乐而忘饥也。”姚际恒《诗经通论》云：“此贤者隐居甘贫而无求于外之诗。一章甘贫也，二三章无求也。唯能甘贫，故无求。唯能无求，故甘贫。”这一观点即使不像闻一多先生所言“未免太可笑了”（《说鱼》），至少也有些酸腐。盖因此论带有明显的儒道杂糅的思想痕迹，是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的后世文人以六经注我的产物。这一观点与上古民歌的创作实情格格不入，正如《康衢谣》、《击壤歌》明显地属后世文人假托原始歌谣一样。让上古民歌谈安贫乐道未免有些滑稽。
倒是闻一多先生从民俗学角度考释此诗兴象，认为当属情诗的看法较为贴切。按闻先生意见，“衡门之下”乃男女幽会之所，与《邶风·静女》中的“俟我于城隅”如出一辄；泌水之岸，乃男欢女爱之地，“泌”与密同，在山曰密，在水曰泌，都“是行秘密之事的地方”；“饥”亦非指腹饥，而是性之饥渴；更关键的是，“鱼”在上古是“匹偶”、“情侣”的隐语，“食鱼”所暗示的恰是男女的“合欢或结配”（闻先生的观点见《说鱼》、《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由是，则诗意已明：
夕阳已逝，月上柳梢，一双青年男女悄悄来到城门下密约幽会，一番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之后，激情促使他们双双相拥，又来到郊外河边，伴着哗哗的流水，极尽男欢女爱。或许小伙儿被这难忘良宵所陶醉，竟发表了一段富有哲理的爱情名言：吃鱼何必一定要黄河中的鲂鲤，娶妻又何必非齐姜、宋子不可？只要是两情相悦，谁人不可以共渡美好韶光？言外之意是，他与眼前的女子情感甚笃，非常满意，希望娶她为妻。此诗虽然短促，简单，但表现了上古陈地百姓自由、纯朴的情爱意识，正如民歌中唱的：“风过岭头水过基，男从女愿莫讲离。我俩有情吃水饱，无情吃肉也皱眉。”
此诗在章法上也较独特，先是叙事，由叙事引发议论。“兴”没有放在诗首，而是放在议论之前，且与所兴之事又共同构成旨意相同的议论，使议论充满了形象感而未流于枯燥，加厚了诗意。
《陈风》中多为情诗，说明陈地人民非常善于歌唱爱情。因此，能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样一首富有哲理的情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项廷纪生性多情，郁愁成疾，在《忆云词甲稿》自序云： “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多愁善感的词人对生活的体味，对事物的观察是深刻细密的，而其缱绻情怀、忧思苦惧之欲念又多于常人，往往自缚难脱，自陷不拔。这首《玉漏迟》正是伤心人怀抱的自我写照。
上惋起句“病多欢意浅，空篝素被，伴人凄惋”，“空篝素被”语，用王沂孙《天香·龙涎香词》的“漫惜余薰，空篝素被”句意，“篝”，即香笼，古人往往在笼内焚香，将被子等物放在香笼上薰。这里暗示身旁无有亲人照拂，在冬夜寒冷的床上孤独而卧，再加上多愁多病，更添一番凄惋和悲凉。“巷曲谁家？彻夜锦堂高宴”，“巷曲谁家”是一倒装语，点题“南邻”；“彻夜”拍合 “达曙”； “锦堂高宴”，言其富贵而热闹的场面。“一惋氍毹月冷，料灯影、衣香烘软”，具体描写宴会的奢华。“氍毹” ，《风俗通》：“织毛缛谓之氍毹。”古乐府《陇西行》有“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语，这里指铺设在宴堂上的地毯，结合“月冷”一词，很可能将地毯沿阶铺设。“料灯影、衣香烘软”句，意思是说灯光火影，香烟缭绕，把人的衣服都烤得温暖了。一个“料”字点明“氍毹”、“灯影”皆出于词人的拟想。词人不仅揣想其场景的奢华，而且揣想其兴致颇高，“嫌漏短，漏长却在，者边庭院！”巷曲南邻的主客们彻夜的欢宴，嫌时间过得太快，而词人孤身冷卧，却嫌时间过得太慢，不能早些天亮。“者边”即这边。上面采用的全是对比的手法，以环境、氛围、景物、心情、冷暖、欢愁、漏长漏短等强烈的对比反差，反映出作者内心的痛苦和悲伤。
下惋重写所闻，扣紧题意。“沈郎瘦已经年，更懒拂冰丝，赋情难遣。”沈郎即是沈约，《梁书·沈约传》记载，沈约曾为隐侯，他写信给徐勉说自己年老多病，有“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等语，形容自己日见消瘦，衣服腰带遂觉得宽大。这里词人以沈郎瘦喻自己患病多年，与前“病多”呼应。“更懒拂冰丝，赋情难遣”，“冰丝”一本作“冰弦”，即琴弦; “赋情”一词，这里指填词，作者在《忆云词》丙稿自序云：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时异境迁，结习不改。”想见作者把写诗填词当作排遣人生苦闷、消度时光的方法。但这里用了 “更懒” 、“难遣”等语，说明心绪极恶劣，毫无雅兴，与上文“欢意浅”语又相呼应。“总是无眠，听到笛慵箫倦”，“无眠”一句上承“病多”，因多愁多病故而神衰力疲，入睡艰难；“无眠”又垫起“听到笛慵箫倦”，本来就患失眠，偏偏今宵又被隔壁的笛箫吵得更睡不着，无奈何地听到笛箫演奏完了。“听”字紧扣题意“闻” 字，“慵”、“倦”二词用拟人化手法，反映听者的百般烦恼、心情懊丧。隔壁的笛声箫声虽渐渐消歇，但是一阵阵说笑声又聒噪不停，“咫尺银屏笑语，早檐角、惊乌啼乱”，“咫尺”形容相距很近，就象在身旁一样，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描写隔壁宴会的说笑声非常之大，连早晨檐角树上的栖鸦都被惊醒了。乌鸦哇哇乱叫，更添吵闹，使人无法入睡。这里写到“早”，题意“笙歌达曙”至此写完。词人通宵未能阖眼，天明时分，才朦胧睡着，“残梦远，声声晓钟敲断”，没想一阵晨钟把他又惊醒了，词人所做的“残梦”再也难续了。结句充满了无奈和懊丧的情绪。
这首词在写作手法上很有特点，全篇采用对比反衬的方法，虚实结合。写难状之景如在眼前，难言之情浸淫在字里行间，字面上不见愁字而又无处不愁，情调感伤，气氛凄凉，可谓词人抑郁沉邈，深婉情致的代表作。
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开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而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避世隐身” 、“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而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赴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荛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后名”，深入展开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而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而饿死，被孔子称为“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身后虚名”则不是。“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虚”一“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而歌唱，桓公闻而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而嘲讽那些被“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