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六句写“大风”。一二句借佛图澄事言大风将至。佛图澄借铃语来说吉凶，苏轼借铃语来说风兆。第二句是铃语的内容。颠风即狂风，杜甫有“晓来急雨春风颠”句（《逼侧行赠毕曜》）。三至六句写风势。“朝来”应“明日”，写铃语应验，行文扣得很紧。风无形，故借浪以状风大：白浪打着苍崖，又从苍崖倒射于船上轩窗，像雨点般洒在船上。“打”、“射”、“飞”三字，把无形的风写得有声有形，可触可感。“轩窗”已写到船，五六句通过集中写船进一步写风势。大船不敢过，小船任掀舞，通过一大一小，极写风浪的险恶。
后六句写人，写他们一行因风浪太大被迫“留金山两日”。七八句写他自己的态度：“赶到湖州去也没有什么事，在这里逗留几天也没有什么不好，蛟龙掀起汹涌的怒涛难不倒我。”这是一种随缘自适的态度。九、十句写妻孥童仆的态度。他们想快点到湖州，如果“无事久留”，定会受到责怪，此时是因风而留，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最后两句是写灊山道人的态度。苏轼这次由徐州赴湖州，曾先到南都（商丘）看望弟弟苏辙，然后才南下，“至高邮，见太虚（秦观）、参寥，遂载与俱。”（苏轼《跋秦太虚题名记》）可见这时参寥也在船上。后两句说，尽管风浪正掀打着船舱，参寥却正专心地倾听金山寺的木鱼声。反映了僧人不以风浪为意的镇定态度。
此诗前半写景，有声有色；后半写人，风趣幽默。“得行固愿留不恶”（《泗州僧伽塔》），全诗正表现了苏轼这种随缘自适、不以风浪为怀的神情。
这首诗描绘了愚池雨后的晨景。它通过对“宿云”、“晓日”、“高树”和“清池”等景物的描写，展示了一幅雨霁云销的明丽图景。
诗人紧扣题目中的“雨后晓行”先概写愚池周围环境。首句“宿云散洲渚”把时间推到昨夜，点明夜里一场雨后，天空中的最后几片残云，从水中的沙洲上飘散而去。这时，早晨的太阳渐渐升起，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远近村落，使之呈现出一片光明。
起首两句，从形象地描写雨后愚池的景物入手，来点明“雨后晓行”。夜雨初晴，隔宿的缕缕残云，从洲渚上飘散开去；初升的阳光，照射进了附近村落。这景色，给人一种明快的感觉，使人开朗，舒畅。三、四句进一步写愚池景物，构思比较奇特，是历来被传诵的名句。“高树临清池”，不说池旁有高树，而说高树下临愚池，是突出高树，这与下句“风惊夜来雨”有密切联系，因为“风惊夜来雨”是从高树而来。这“风惊夜来雨”句中的“惊”字，后人赞其用得好，宋人吴可就认为“‘惊’字甚奇”（《藏海诗话》）。夜雨乍晴，沾满在树叶上的雨点，经风一吹，仿佛因受惊而洒落，奇妙生动，真是把小雨点也写活了。这里也隐喻诗人自身所处的环境，虽然被贬，但仍怀抱着昨日风雨终会逝去，明日骄阳必定升起的信念。末二句，诗人把自己也融化入景，成为景中的人物。佳景当前，正好遇上诗人今天心情舒畅，独步无倡，景物与我，彼此投合，有如宾主相得。这里用的虽是一般的叙述句，却是诗人主观感情的流露，更加烘托出景色的幽雅宜人。有了它，使前面四句诗的景物描写更增加了活力。这两句中，诗人用一个“适”字，又用一个“偶”字，富有深意。它说明诗人也并非总是那么闲适和舒畅的。
读这首诗时，就宛如欣赏一幅池旁山村高树、雨后云散日出的图画，画面开阔，色彩明朗和谐，而且既有静景，也有动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从而读出诗人心中那份乌云终会散去，光明终将来临的坚定的信念，诗中所抒发的情，与诗人所描写的景和谐而统一，在艺术处理上是成功的。
铭是古代一种刻于金石上的押韵文体，多用于歌功颂深与警戒自己。明白了铭的意思，也就明白了题意，作者托物言志，通过对居室的描绘，极力形容陋室的不陋，“斯是陋室，惟吾深馨”这一中心，实际上也就是借陋室之名行歌颂道深品质之实，表达出室主人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陋室铭》即开篇以山水起兴，山可以不用高，水可以不在深，只要有了仙龙就可以出名，那么居所虽然简陋，但却因主人的有“深”而“馨”，也就是说陋室因为有道深品质高尚的人存在当然也能出名，声名远播，刻金石以记之。山水的平凡因仙龙而生灵秀，那么陋室当然也可借道深品质高尚之士播洒芬芳。此种借力打力的技巧，实为绝妙，也可谓作者匠心独具。特别是以仙龙点睛山水，构思奇妙。“斯是陋室，唯吾深馨”，由山水仙龙入题，作者笔锋一转，直接切入了主题，看引论铺下了基础。也点出了陋室不陋的原因，其原因是深馨二字。
在此点看出，作者写此随笔是经过反复思考的，绝对不是一时的灵感冲动。绝句可以是灵光乍现，而连接无暇却是平时的功底积累和反复推敲了。四到七句刁难下祭出此文，并将其刻于石上，具有很强烈的针锋相对的性质。从全文的写作手法来看，通篇以“比”的手法一气呵成，而不是烘托。那么“苔痕”和“谈笑”二句究竟在说什么呢？ 青苔在石阶上（照样）绿意盎然，野草在荒地里（依然）郁郁青青。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刘禹锡在哪里都不改本色，我所交往的都是有修养的饱学之士，没有（你们这些）无学之辈。作者以青苔和野草来比喻自己独立的人格，这是气节的写照，是不屈的宣言。
如果说本文的一到三句是一种铺垫，那么四到七句则进入了真正的对抗。作者以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展示了自己的铮铮傲骨，同时，也对势利小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作者借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扬子云的玄亭作类比，引出自己的陋室，以及两人为自己的楷模，希望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拥有高尚的深操，反映自己以古代贤人自况的思想，同时暗示了陋室不陋。实际上刘禹锡这样写还有另一层深意，即诸葛亮是闲居卧龙草庐以待明主出山。而扬雄呢？却是淡薄于功名富贵，潜心修学之士，虽官至上品，然他对于官职的起起落落与金钱的淡泊，却是后世的典范。作者引用此二人之意，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荣辱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的意思。既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又想逢明主一展抱负，若无明主，也甘于平淡的那种志向。这结合作者官场的起起落落，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结句引用“孔子云：何陋之有？”，引古人之言， 收束全篇， 说明陋室“不陋”。表达了他对当时封建礼教的最高道深品质的追求。用圣人肯定的操守来规范要求自己，也许就是刘禹锡对自己的道深品质的最高要求。这样的结句，不说其中的内容是何种意思，但结合题意，却是妙手天成。因为封建礼教是以儒家的道深标准为最高道深标准的，孔圣人的肯定，也就为他道深品质的论注下了最好的定论，论文当有论据，而引孔圣人言作为论据，无疑在当时是最好的论据，充分而不可辩驳。
上片写作者游历所引起的感慨。开头三句总叙游历江淮和荆湖期间的豪情逸兴。“望长山远水”四句分两处表述：一是游荆湖登岳阳楼所见。那荆州一带雄伟秀丽的景象和开阔的境界，激励着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赞美之情；二在南京“尝与友人命酒层楼”，目睹山河之胜，可却从“夕阳枯木”的凄凉景色中，不禁触发他感叹起建都金陵的“六代兴衰”来。在回溯六朝的历史中，作者又由六朝故物，“孙、刘虎视遗迹”回忆起三国的英雄。由今思古，由物及人，“扶起仲谋”三句，表达他对吴主孙权和蜀主刘备的无限怀念，仰慕他们的雄才大略和英雄业绩，鄙视刘琮的庸懦无能，并以此反衬孙、刘。因此，“扶起”、“唤回”与“笑杀”，表现他对历史人物的鲜明态度。由此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现实的用心：他恨南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无能，而渴望有孙、刘这样的贤君来当政，也鄙视、痛恨像刘琮那样当权的投降派。含义是深刻的，起着影射现实的作用。“归来也”三句进而写他从巴陵回到京都临安，诵了友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句后的感触。把他对现实的感伤，全部蕴藏在“叹息”二字里，从而自然地过渡到下片。国势日非，可南宋统治者仍纸醉金迷，西湖内外，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使得作者感到忧伤。歇拍句“是梦耶非”不过是以不肯定的语气，来肯定归来所见所感的真切罢了，对比在金陵的所见所感，起着感情的深化作用，讽刺意味是浓郁的。
下片直抒自己对南宋君臣文恬武嬉、歌舞湖山的愤慨。“诸君傅粉涂脂”九句，承“对西湖叹息”，由“人”及“物”具体展开描述，来说明“叹息”的原因：首先是南宋统治阶级只知游山玩水、沉迷声色、不问战事的荒淫腐朽。“南北战争都不知”一句，以嘲弄的口吻，突出地反映他们享乐腐化的程度，表达作者强烈的愤恨。这与孙权、刘备的志在天下、身体力行是很好的对照；其次是西湖的自然秋色一派萧索凄凉，太令人感伤。这与游建康、巴陵一带所见山河壮丽景象又是一对照，烘托出国势的衰危；最后是“诸君傅粉涂脂”的严重后果：蒙古军队加紧侵扰，从东边的淮水到西边的四川，战火遍地，民不聊生。“万里腥风送鼓鼙”一句形象地表现出敌人进犯的嚣张气焰。这些景物便成了作者感情外射的产物，寄托他对国危敌占的强烈愤恨和忧伤，深刻地表达他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切。最后三句却又调转笔锋，向文墨之士猛击一掌，指出国家政局已败坏到如此地步，会耍笔杆子也无用。于国事毫无补益，只能表明自己的幼稚可笑。以此提醒人们应该用长枪利剑去抵抗敌人，挽求国难，收复失地。作者对这些文人的鄙视（亦包含对自己的嘲笑），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他对抗敌救国的积极态度和急切心情。
全词对比衬托强烈，脉络清晰，感触深刻。作者对南宋统治集团的愤恨，实际也是“胸中之勃郁”的集中表现，因为国事的忧与愤，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往往是交织在一起而难于分开的。
此诗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就诗歌艺术而言，此诗纯是议论，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诗的前两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一写贾谊，一写文帝。诗中指贾谊的治国安民之方，这两句是反诘句，意为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所以说文帝并不轻视贾谊。以贾谊进言与文帝纳言相对照，承班固《汉书·贾谊传》中之“赞”词：“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与前人写贾谊怀才不遇之作唱反调。
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写爵位高的“公卿”，一写君王。这两句也构成了一个反诘句，意为：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
此诗采用两个反诘句，寓答于反问之中，以贾谊的“谋议略施行”与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言尽废”相对照，以文帝采纳贾谊的“谋议”，古来君王废弃众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言论相对照，突出贾谊超群的才能与汉文帝的爱惜贤才。
此诗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李商隐与王安石的同题诗《贾生》，虽然都是咏贾谊，但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笔法相异，主要在于两位诗人的思想有别，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对同一人物发表独特的见解，前者欲抑先扬，以古讽今，笔锋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贬分明，对比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