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上片，惜春伤春，无须“贪忙”，“追游”。与密州时作的同词牌名的上片完全一样，惜春。面对同样的春，产生着同样的心情。那时，朝廷政治斗争激烈，词人回避，自求外任。而今，在贬所惠州，也是一个春季过去了（“九十日春都过了”），即风华正茂的时候过去了，我闲置无所事事了（“贪忙何处追游”），无须“贪忙”、“追游”了。紧接着点化运用叶道卿《贺圣词》词：“三分春色，二分愁闷，一分风雨”而言春暮人愁（“三分春色一分愁”），日暮西山，人命危浅了，只是词人未看到日后还有“风雨”，哪怕是“一分风雨”，未想到日后又要谪贬儋州；但他很快意识到，大自然的春天很快消失，自己的青春很快消失，如“雨翻榆荚阵”，如“风转柳花球”，没有多少留恋，有的是终身遗恨。
下片，叹青春不再，人生暗淡。词人此时处境恶劣，心境凄凉，深感自己夕阳黄昏，硬是把棺材准备好了。正因所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地位发生变化，自然他的思想感情、心理观念随之也发生变化，艺术欣赏及其作品的意境发生变化，所以他把密州时作的同词牌的词的下片作了修改。尽管它反映了词人对人生的依恋和青春的惋惜之情，可意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仙境不见了，西王母、东皇太乙在东坡心中，早已消失了，再不是什么美好、理想、幸福的形象，更不是什么长生不老的象征了。“我与使君皆白首，休夸年少风流”，惜青春已逝，风流不再。我们已是苍颜白发，还谈什么昔日风流。这意味着一代人的结束。“佳人斜倚合江楼”，唯有我那朝云，病魔缠身，“斜倚”而立，留恋着“合江楼”外的水光山色，哪怕它们是净眼中的水光（“水光都眼净”）和眉愁中的山色（“山色总眉愁”）。正是词人在惠州感情上发生了变化，审美移情发生了变化，所以山光水色也变得“愁”容起来；从而暗示着词人晚年人生暗淡无光了。
全词，上片写春过春愁，伤春惜时，下片写白首眉愁，伤感人生。人的感情发生变化，决定着词的意境发生变化，决定着词的用语的变化。笼罩全词的是一“愁”到底的灰蒙蒙的意味。
七夕是中国传统节令之一，相传在七夕的晚上牛郎织女一年相会一次。据《荆楚岁时记》记载，这天晚上，妇女们纷纷以彩色线穿七孔针，于庭院中陈列瓜果乞巧。民俗流风所及，七夕也成为六朝诗人咏歌的热点。除了歌唱牛郎织女外，“七夕穿针”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如梁简文帝萧纲诗“怜从帐里出，想见夜窗开。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刘遵诗“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向光抽一缕，举袖弄双针”。柳恽的《七夕穿针》，虽然题材也是传统的闺怨，但比起前面各家来，诗的内容更加丰富，意境也开拓得较深。
诗歌发端“代马秋不归，缁纨无复绪”，且不提七夕穿针，而先说明丈夫从军代地（今河北、山西北部），妻子独处闺中，各色衣裳，无心料理。然而瞬间已到七夕，须为丈夫打点冬装，于是归结七夕穿针这一诗题：“迎寒理衣缝，映月抽纤缕。”旧注引《周礼·春官》中“中秋夜，击土鼓、吹豳诗以迎寒”解释“迎寒”，似乎牵强。这两句诗使用修辞中的“互文格”，即“映月迎寒，抽纤缕理衣缝”，在月光下迎夜凉、穿针孔、缝衣衫。单纯的穿针娱乐变为实际的裁衣寄远，于是民俗与社会问题浑融浃洽，天衣无缝。下文便描写女主人公飞针走线时的容貌神情。“的皪寒睇光，连娟思眉聚。”的皪，光亮鲜明。连娟，纤细弯曲。眼波媚丽，奈何凝寒远望；眉山春妍，只是紧蹙不舒。全无佳节兴致，更添独居抑郁。这是人物的正面描写。接着诗人再从侧面对环境进行渲染：“清露下罗衣，秋风吹玉柱。”玉柱，这里代指筝瑟等乐器。罗衣沾露，只为伫立已久，可见时已夜深。秋风拂弦，可见心绪撩乱，置琴不顾。清露点点，微响悠悠，两句勾勒出一片凄清氛围，蕴含着恍惚失神的人物形象。结尾转到人物心理：“流阴稍已多，馀光亦难取。”一夜光阴大半流逝。残夜馀光欲留无计。寥寥十字，辞约义丰，既是慨叹牛郎织女欢会短暂；又是自伤良宵虚度，比之牛郎织女，尤为不及。这两句将节日与日常生活收束合一，将人生感慨与神话传说收束合一，将世间凡人与天上星宿收束合一。神韵超远悠渺，耐人寻味。
此诗的人物描写，堪称细腻。随着时光的推移，由夜晚到中宵再到残夜，或是穿针缝衣的举止，或是颦眉含寒的神情外貌，或写幽清环境，或状嗟伤心绪，移步换形，内涵充实。从而使整首诗歌也显得清隽雅丽，卓然出群。正如清人陈祚明所说的，“柳吴兴诗如月华既圆，云散相映，光气满足。”（《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五）
这首词是为七夕念远之作。词的上片描写织女不得相见牵牛的悲剧，应七夕之景，还写出了作者对远方亲友的深切思念之情态；下片转写眼前景象，反映出了作者的处境凄凉孤独以及内心的悲凉。此词情中写景，以景衬情，含蓄委婉。
上阙开篇化用《古诗十九首》其十：“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描写织女不得相见牵牛的悲剧，应七夕之景，引出下文别情的抒发。“望断碧云空日暮”，写遥望碧空，神思遐想的情状。“望断”二字，刻画出作者对远方亲友的深切思念之情态。“无寻处”两句，言昔日亲友相聚，吟诗缀词，宴饮唱合，欢洽情深；如今各散五方，无处寻觅，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下阙两句，承上片末“梦回”句，转写眼前景象。以“鸟散馀花”“日洲蘋老”暗喻亲友离散、自己日渐衰老，处境凄凉孤独。着末三句，以景结，回应篇首。这时，作者感到，在这七夕之夜，只有“明月多情”，伴随他度过这寂寞的漫漫长夜，他要揽取明月清光，让它送自己归去。“明月多情”，这是作者的移情。月本无知无情，但在此时此境的作者，感到只有明月才有情，它与自己相依相伴，让自己温存在它的清辉之中，得到关爱。这里作者使用曲笔，不直接说出内心惆怅，而用“明月多情来照户”反衬出处境的孤寂和内心的悲凉。
“序文”交待了祭祀的单位、时间和对象。
“正文”是祭祀的内容，分四层表述：
第一层，“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我河浩。”概括黄帝对中华民族的创造：显赫盛大的始祖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后代子孙繁衍不息，面向巍峨的山岳和浩瀚的黄河大川，祭祀年年不断。据说黄帝时期，开拓了中国古时巨大的版图：东至海洋，西至空桐（山名，即崆峒。在甘肃平凉市西。），南至长江，北至釜山（徐水釜山），征服了许多部落，统一了全国。这四句诗歌颂了黄帝开创中华民族的伟大基业。“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是指黄帝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恩惠泽及万里荒原；建立如此伟大的事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中华民族雄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概写黄帝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功绩。
第二层，“世变沧桑”至“我为奴辱。”主要回顾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史。中国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多次受到挫折，而邻国日本等日益强大起来。1895年，日本霸占中国台湾及附属各岛和澎湖列岛；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1931年，又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进而占领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也揭露了统治者的卖国行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先后割香港及九龙给英国；割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国土给俄国；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所以说，汉奸何其多，用国土来奉事敌人，敌人的欲望怎能满足。他们手拿武器，得寸进尺，致使沦陷区的老百姓沦为奴隶受辱。在“回顾”中既揭露了外国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批判了丧权辱国的统治者没有继承黄帝的精神，卖国求荣的丑恶行为。
第三层，“懿维我祖”至“让其沦胥。”是指黄帝是具有美德的著名的一世英雄。在涿鹿奋战，使国家的区域得以安宁，赞扬了黄帝以武力战胜邪恶的勇猛精神。可是，今天黄帝的后代子孙却如此不敢动武，让祖国辽阔的土地沦陷在敌人之手，这是批评那些力主投降日本，高唱亡国论的民族败类。
第四层，表述苏日政策，表明苏日决心。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毛泽东等人虽然“不才”，但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在行军打仗方面正奋力进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建立了苏日根据地，正为国效命，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备尝多少艰难险阻，都是为了拯救祖国。日本侵略者不赶出去，中国人民哪里还有家呢。这里借用了西汉名将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的故事。他曾率军多次打败匈奴，汉武帝为表彰他，给他建造府第，他拒绝说：“匈奴不灭，何以家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先有其国而后有其家的博大胸怀。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是指各党派和各界人士，要坚固地团结起来，不分军民和贫富，共同苏日。写出了中国共党人反对国民党的分裂活动，共同苏日救国的主张。“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苏。”写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唤起全国四万万民众，共同反侵略的决心。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表达全国人民的愿望，国家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改革内部政治，实行民主，组织和团结全国人民一心苏日，苏日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中国一定要侵略者还我河山，维护中国主权，这样的志向和决心，将永志不忘；中国一定要严格治军整军，加强国防力量，保卫国家，特此告诉列祖列宗，请列祖列宗和皇天后土一起加以监督。这一层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党各派组成苏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坚持苏战到底的决心。
这篇“祭文”采用四言诗的形式，一方面概述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创建大中华的丰功伟绩，一方面谴责了清政府近百年来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同时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收复国土、保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语言朴直，内涵丰厚，爱国报国卫国之情，充溢其间，浩荡正气，令人感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