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壤歌是一首淳朴的民谣。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所歌的歌词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击壤歌》。
这首民谣描绘的是在上古尧时代的太平盛世，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太阳出来就开始干活，太阳落下就回家休息，开凿井泉就有水饮，耕种田地就有饭吃……这反映了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于这首歌谣的最后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力”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指“帝王的力量”，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而君王对此并没有什么作用，歌者反问：帝王的力量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当然，如此闲适安康的生活，并不是真的与帝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因此也有评论云：“能使民安其作息、饮食即帝力也。得末句翻空一宕，调便流逸。”另一种解释是把“帝力”解释为“天帝的力量”，从而突出了此歌谣反对“天命论”的色彩，歌者感叹：老天爷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不管持哪一种解释，这首民歌的主题都是赞颂劳动，藐视“帝力”。
《击壤歌》也许是中国歌曲之祖。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注释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因水土不服，或因江南湿气太重，患有“重膇”之疾。“杖藜下庭际，曳踵不及门”（《种仙灵毗》），看来有时脚肿得利害，为了能帮助行走，他的确使用过一条拐杖。
“白华鉴寒水，怡我适野情。前趋问长老，重复欣嘉名。”讲的是寻得灵寿木的过程。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因政治上遭迫害和永州恶劣的生存环境，三十多岁的人迅速衰老，对于过早的生出白发，诗人是很伤心的。《始见白发题所植海石榴树》云：“从此休论上春事，看成古树对衰翁。”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重新启用的希望已成为渺茫的梦，而永州山水和永州人对诗人的关怀和慰藉，使诗人渐次忘却了悲哀。而以一老翁自居，认真地做起了永州人来。
这一天，诗人又到郊外游历，倒映在明镜般的潇水里满头的花发。不仅没有让诗人伤悲，反而有了几份惬意。抬头望去，前方正有一长者，正扶杖慢行。那手中的一条拐杖，引起了诗人的兴趣，既然自己也是一白头老翁，拥有一条支节强劲的拐杖，也是再好不过的了。诗人加快步伐，追上长老。而后一番热情的对话，其详情今天无法得知，但从诗人行云流水般的诗句中，读者仍可感受到亲切友好的气氛。当然，最让诗人感兴趣的长老的拐杖，竟是由久闻大名的灵寿木制成的。
“蹇连趋衰朽，方刚谢经营。敢期齿杖赐？聊且移孤茎。”讲的是种植灵寿木的原因。
前两句，当倒过来读，诗人对自己正当年富力强，而不得拖展自己抱负、才华的处境，已没有了流放之初的激愤与哀伤。也明白自己过早衰老的原因，在于面对的艰难困厄的现实。“敢期齿杖赐？”表明了诗人对这一现实的清醒理解，虽然为此诗人付出了青春年华的代价。“聊且移孤茎”，在长老的指点下，诗人寻得灵寿木并挖得一枝，移栽至自己的住宅旁。这一举动，是诗人对统治者的彻底失望，也标明诗人在永期间，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汪森《韩柳诗选》曰：“‘丛萼’四句，写物极能刻画。”“丛萼中竞秀，分房外舒英”，写所植灵寿木成活、生长、开花的情景。从“竞秀”和“舒英”看，该灵寿木在诗人的精心培养下茁壮成长的确令人欣慰。也可得知，诗人为它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柔条乍反植，劲节常对生”。灵寿木枝条细而韧，故有枝条时从树上倒垂向下，突兀强劲的枝节，又常相对而生。好一幅灵寿木的生态图，其外柔内刚的形态，简直能呼之欲出。难怪汪森大加赞叹。
然而接下来四句汪似乎理解错了。他说：“‘循玩’四句，写扶杖意亦极醒露。“看来，汪森以为诗人砍下了一枝灵寿木做成了手杖，来帮助诗人行走。
读者不妨将最后两句，一气读下，“安能事翦伐，持用资徒行”。“安”作疑问副词，和“能”一道修饰动词“事”，当译为“哪能干砍伐的事，将它用来帮助自己行走。”看来诗人是不忍心对灵寿木加以翦伐的。
往前两句，“循玩足忘疲，稍觉步武轻”，“循玩”，作抚摩赏玩。那么诗人抚摩玩赏的是灵寿木，还是用灵寿木做成的拐杖。足，作“足以”解，联系上文诗人对灵寿木的描写，再联系下文“安能事翦伐”，可知“循玩”的对象，应为蓬勃生长的灵寿木，而非用灵寿木制成的拐杖。“稍觉”，不应理解为“稍微觉得”，而应为“渐渐觉得”，自己走路的步伐也轻松了。
还剩下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便是：诗人种植了灵寿木之后，为什么又不用它来作拐杖呢？
《植灵寿木》一诗中，有两点值得读者注意。一是种植灵寿木时，柳公被贬永州多年。被贬初期的那种焦躁不安的情绪，那种悲天悯人伤感，都已被岁月磨蚀。永州的山水，永州的人民已经和诗人的血肉融为一体。正是“白华鉴寒水，怡我适野情”的心境，才奠定了创作享誉千古的“永州八记”思想基础和感情基调。二是对统治者诗人已不再寄有什么希望。对现实则有更多理性的认识。“敢期齿杖赐？”正是诗人这种认识的反映。所以植灵寿木的目的。不再于获得一条拐杖，而是对“之所以赐老者之杖”的一种冷峻的抗议，甚至是一种大胆的讽刺。“聊且移孤茎”，活画出诗人植灵寿木的目的。
明白了这两点，再读诗人对蓬勃生长的灵寿木的细致刻画，在读者眼前出现的，就不仅是一棵灵寿，而更多地能感受到诗人的灵魂。读者才能深切地体会“循玩足忘疲，稍觉步武轻”的深刻内涵。
这首词以咏梅为题，用梅花暗喻词人自己，把闺人幽独的离思与韶华易逝的怅惘，极其高华而深至地表现了出来。
“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袭用欧词，一字不改，而又融化不涩，别具意境。这种问鼎名篇的作法，表现了漱玉词人的魄力与艺术上的自信。以设问的口气一连迭用三个“深”字，能在读者心中唤起了一种院宇深邃，气象雍容的声情效果。迭字用得好，却能形容尽妙，动人于不自觉之中……李春照这首《临江仙》一、二两句用得浑成而富有变化。因而避免了袭用成句容易造成的雷同之感。“庭院”句言其深，“云窗”句状其高。一纵一横，交相映衬，便将一座贵家池馆的富丽与春幽的气象勾画出来了。云簇疏棂，雾迷高阁，这是何其缥缈春幽、高出尘寰的所在呵。“春迟”二字语义双关，包蕴甚深，不可草草读过。乍看起来，仿佛是主人公慨叹春光的姗姗来迟。然而这仅是表面的理解。其实，阳春有一序，天地无私，烂漫的春光是不会遗弃这锦屏府第的，这个“迟”字所反映的意蕴中不只是客观的景物，而且是一种主观的感情。作者是借春光不到的艺术构思来表现春闺思妇的凄黯心绪。它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等等，可说是同其委婉的手法。
“为谁憔悴损芳姿？”更设一问，以跌宕的笔触，补足上文。指出了原来使闺中人赏春无绪、芳姿悴损的，不正是对远人的思念和被爱情的折磨吗？几经铺垫，到此才将一篇题旨揭出来。
“夜来春梦好，应是发南枝”，歇拍处点出梅花，承上巨启下之笔，高华中带有一些凄丽的意味。“春梦”乃是结想而成的南柯相会。远人纵未得归，这梦里的欢娱便也是一分消受了。
以春词写苦思，倍增凄苦……她不是以梅花直接比人，而是把梅花同春梦联系起来，因好梦而溯及梅花，又以“应是”云云推测之词，加以摇曳，愈觉意折层探，令人回味不尽。漱玉词富于形象之美，尤长于活用比况类形容词。如“绿肥红瘦”与此处之“别到杏花肥”等，皆能别出巧思，一新耳目。“杏花肥”犹言杏花盛开也。然而不用常语而换一“肥”字，把形容词活用作谓语，就大增其直观的美感。巧而不尖，新而不怪，真能超越凡庸，别开生面。
此处着一“肥”字，上与“瘦”字关合，以梅花之玉瘦，衬红杏之憨肥，益觉鲜明生动。同时两相映带，还点明了时间的跨度。从早梅绽蕊直盼到杏花开遍，二十四番花信风，已吹过十一番了。春光半过，伊人未归，花落花开，只成孤赏。难怪园中的春色，尽作愁痕了。末尾以景结情，骚情雅韵，令人凄然无尽，洵为小令中精品。
关于此诗的主旨，历代学者看法很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毛诗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官人”语出《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意谓善于选取人才并授以适当官职。而姚际恒《诗经通论》则曰：“此言文王能作士也。小序谓‘文王能官人’，差些，盖袭《左传》释《卷耳》之说。”“作士”一语直接取自此诗的“遐不作人”。孔颖达疏：“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朱熹《诗集传》：“作人，谓变化鼓舞之也。”概而言之，即为培育造就人才及鼓舞振作人心。其实这两种意见并无大异，小序着眼的是前三章，故得出“官人”的结论，姚氏着眼的是后二章，故得出“作士”的结论。“官人”也罢，“作士”也罢，都离不开周王的盛德。
全诗五章，每章四句。除第二章外，其余四章均以兴为发端，这在《大雅》中是罕见的。
首章以“棫朴”起兴。毛传释曰：“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此是将棫朴喻贤人。而《诗集传》释曰：“芃芃棫朴，则薪之槱之矣；济济辟王，则左右趣之矣。”意为灌木茂盛，则为人所乐用，君王美好，则为人所乐从。此是将棫朴喻君王。毛传释兴，每每孤立地就兴论兴，所以兴与下文的关系往往显得牵强附会。朱熹释兴，总是将起兴句与被兴句有机地联系起来，符合其“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的定义。就此章而言，朱熹的解释似更为合理。
首章是总述，总述周王有德，众士所归。而士分文、武，故二、三篇又分而述之，以补足深化首章之意。
二章四句皆为赋。前两句“济济辟王，左右左璋”承上两句“济济辟王，左右趣之”而来，而又启出下两句：“左璋峨峨，髦士攸宜。”“璋”有二解，一为“牙璋”，发兵所用；一为“璋瓒”，祭祀所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此诗下章言六师及之，则上言左璋，当是发兵之事。故传惟言半圭曰璋，不以为祭祀所用之璋瓒耳。”据此，此章则与下章一样，均与武士有关。但马瑞辰注意了下章的“六师”而疏忽了此章的“髦士”。“髦士”在《诗经）中凡二见，另一为《小雅·甫田》中的“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的髦士肯定为文士（多以为是田畯，即农官），故此诗恐亦不例外。所以璋还是训“璋瓒”为好。
三章以“泾舟”起兴。朱熹《诗集传》以为舟中之人自觉划动船桨实喻六师之众自觉跟随周王出征，云：“言‘淠彼泾舟’，则舟中之人无不楫之。‘周王于迈’，则六师之众追而及之。盖众归其德，不令而从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亦云：“文王征伐，六师扈从，有似烝徒楫舟，则其作武勇之士也又可见。”齐诗根据此章末两句“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而断定此诗是言文王伐崇之事，后人多有从之者。其实以诗证史可信，以史证诗难信，况且把诗中所言一一坐实并无多大意义，所以还是把此章看作泛言为好。
如果说前三章是以众望所归来烘托周王的话，那么后两章则转为直接的歌颂了。
四章以“云汉”起兴。郑笺曰：“云汉之在天，其为文章，譬犹天子为法度于天下。”诸家多认为“云汉”乃喻周王。末句“遐不作人（何不培养人）”虽是问句，实则是肯定周王能培育人。严粲《诗缉》云：“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类似的用法还见于《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遐不黄耇”。
末章的兴义较难理解。朱熹在《诗集传》中曰：“追之琢之，则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则所以美其质者至矣。勉勉我王，则所以纲纪乎四方者至矣。”他还在《诗传遗说》中补充道：“功夫细密处，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线索内牵著都动。”他答人问“勉勉即是纯一不已否？”又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后，文章真个是盛美，资质真个是坚实。”二者合而言之，也就是说：精雕细刻到极致，是最美的外表，纯金碧玉到极致，是最好的质地，周王勤勉至极，有如雕琢的文彩和金玉的质地，是天下最好的管理者。如此释诗，似太迂曲，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前两句视作兴，他们认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其”指的就是周王，意谓周王既有美好的装饰，又有优秀的内质，而又勤勉不已，所以能治理好四方。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苏辙的散文《黄州快哉亭记》，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就同他的为人一样。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宋·洪迈《容斋随笔》）苏辙在文章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等等议论就是。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唯其如此，文章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总体风格，也就不致因这些议论而遭受贬斥。
本文通过记叙取名为“快哉亭”的原因，借题发挥，劝慰在谪居生活的张梦得和苏轼，“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当时苏辙也在贬中，写作此文，亦有自慰之意。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长江水势落笔，写登临亭子能览观江流之胜，暗寓快哉之意。第二段揭出命名的缘由：一是从俯瞰、昼观、夜间、近睹、远眺诸角度，极言观赏亭子周围的山川胜景，足以令人称陕。第三段直议“快哉”：先引《风赋》中的有关文字，点“快哉”的出典，然后就楚王之乐、庶民之忧，联想到“士生于世”的两种不同处世态度，肯定张梦得不以物伤性，自放于山水之间的那种“何适而非快”的乐观倔强的情怀。最后从反面收结，进一步衬托出张梦得旷达胸襟的可贵。
全文结构严谨，紧扣“快哉”着笔，一篇之中“快”字凡七见，既做足了题目，又把不以谪居为患，在逆境中自勉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势宏放，笔致委曲明畅，能体现苏辙散文风格。《古文观止》评：“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俱忘。”这种评价，决非虚言。
作者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放山水之间”而独得其快。文章清新开阔，气势奔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借用典故并加以发挥，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