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首诗描写郑氏东亭周围美好的秋色，虽是秋图，却一片生机。前六句写亭前美景，后二句写游罢晚归。全诗移情于景，借景抒怀，自有诗家所特有的含蓄而蕴藉。
诗的首联、颔联，借华亭翠微，借秋日清晖，借崩石山树，借清涟“水衣”等，一抒心中块垒。只是对这信息量颇大的众多景物，杜甫并未以“列锦式”静态呈现，而是用“入”“乱”“欹”“曳”四个动词嵌入其中。妙用动词，以一系列贴切精妙的动词，化静为动，点染激活，颇能体现杜甫炼字的功力。
颈联“紫鳞冲岸欹，苍隼护巢归”，“冲岸”已经写出写出鱼的跳突排涌，还意犹未尽，再以“欹”写其活泼跳脱；“护巢”写出鸟的疾飞急赴，再继之以“归”点出其归心似箭。写鱼写鸟，均用两动词勾勒点染，表现出杜甫笔力不同寻常——“下笔如有神”。而尾联写诗人于黄昏策马奔驰：“残云傍马飞”，一“傍”一“飞”，则写意般描绘出马逐云飞的高超意境。把一路驰骋中观山看水、逸兴遄飞的快意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著数动词，曲尽其妙——“此诗家练字法也。”《重题郑氏东亭》作为杜甫的又一首“快诗”，除了诗中所蕴涵的深沉思致，于写景会意中，善用动词而境界全出。这足以证明彼时杜甫，诗才已脱颖而出。
这首诗意境很像唐代诗人常建的另一首诗：“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过一春。”（《落第长安》）两首诗不但字句相似，声韵相近，连那羁旅长安、有家难回的心情也有相通之处。
然而二诗的意境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又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
常建写的是一个落第的举子羁留帝京的心情，具体情事交代得过于落实、真切，使诗情受到一些局限。比较而言，倒是这位无名诗人的“杂诗”，手法高妙，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旧山虽在不关身”，也就是“家园好在尚留秦”。常诗既说到“长安”又说“留秦”，不免有重复之累；此诗说“不关身”也是因“留秦”之故，却多表现了某种遗憾的意味，用字洗炼。
“且向长安过暮春”与“且向长安过一春”，意思差不多，都是有家难归。常诗却把那原委一古脑儿和盘托出，对家园的思念反而表现不多，使人感到他的心情主要集中在落第后的沮丧；这首《杂诗》作法正好相对。诗人抛开了那切实的具体情事，而把篇幅让给那种较空灵的思想情绪的刻画。
“一树梨花一溪月。”那是旧山的景色、故乡的花。故乡的梨花，虽然没有娇娆富贵之态，却朴实亲切，在饱经世态炎凉者的心目中会得到不同寻常的珍视。虽然只是“一树”，却幽雅高洁，具备一种静美。尤其在皎洁的月光之下，在潺湲小溪的伴奏之中，那一树梨花简直像缥缈的仙子一样可爱。三句不仅意象美，同时形式美 。“一树梨花”与“一溪月”的句中 排比，形成往复回环的节律，对表达一种回肠荡气的依恋怀缅之情有积极作用 。从修辞角度看 ，写月用“一溪”，比用“一轮”更为新奇，它不但同时写到溪水 ，有一箭双雕的效果，而且把不可揽结的月色，写得如捧手可掬，非常生动。
这里所写的美景，只是游子对旧山片断的记忆，而非现实身历之境。眼下又是暮春时节，旧山的梨花怕又开了吧，她沐浴着月光，静听溪水潺溪，就像亭亭玉立的仙子。然而这一切都“虽在不关身”了。“不知今夜属何人？”总之，是不属于“我”了。这是非常苦涩难受的心情。花月本无情，诗人却从“无情翻出有情”。这种手法也为许多唐诗人喜用。苏頲的“可惜东园树，无人也著花”（《将赴益州题小园壁》）、岑参的“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山房春事》），都是著例。此诗后联与苏、岑句不同者，一是非写眼前景，乃是写想象回忆之境，境界较为空灵；一是不用陈述语气，而出以设问，有一唱三叹之音。
这首《杂诗》不涉及具体情事，但它所表现的情感，比常建诗更细微，更带普遍性，更具有兴发感动的力量，能在更大范围引起共鸣。这恰如清人吴乔所说：“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围炉诗话》）。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
古今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全诗表达了身处末世的臣子深切而无奈的心痛感觉及深切思虑。
诗首章“羔裘逍遥，狐裘以朝”两句看似叙述国君服饰，但言语间充满感情色彩。钱澄之分析说：“《论语》：狐貉之厚以居。则狐裘燕服也。逍遥而以羔裘，则法服为逍遥之具矣。视朝而以狐裘，是临御为亵媟之场矣。先言逍遥，后言以朝，是以逍遥为急务，而视朝在所缓矣。”（《田间诗学》）这段分析为读者更深一层地理解诗旨提供了门径。即便是大国之君，身处盛世，不以仪礼视朝，不以国事为务，犹为不可，更何况当时桧国“国小而迫”，周边大国正虎视眈眈，存亡生死危在旦夕，处境如此而不自知，不能不让人心存焦虑。“岂不尔思，劳心忉忉”，这是身处末世的臣子深切而无奈的心痛感觉。
第二章诗意与第一章相同，但在回环往复中更让人感受到诗作者对国之将亡而桧君仍以逍遥游宴为急务的昏庸行为的幽远绵长之恨。
诗末章一改平铺直叙的路子，选取羔裘在日光照耀下柔润发亮犹如膏脂的细节性情景，扩展了读者的视觉感受空间，使诗人的心理感受有了感染读者的物象基础。在通常情况下，面对如此纯净而富有光泽的羔裘，人们会赞叹它的雍容华美和富丽堂皇之气，但在诗人为读者提供的独特的情景上下文中，如膏脂一样在日光下熠熠发亮的羔裘是这样的刺眼，令人过目之后便难以忘怀，这难以忘怀之中又无法抹去那份为国之将亡而产生的忧愤之情。“岂不尔思，中心是悼。”意思是：不为你费尽思虑，怎么会离君而去心中却时时闪现那如脂羔裘呢？思君便是思国，作为国之大夫，无法选择国之君主，只能“以道去其君”，但身可离去，思绪却无法一刀两断，这便是整首诗充满“劳心忉忉”“我心忧伤”“中心是悼”层层推进式的忧伤和愁苦的历史原因。
全诗没有风诗中常用的比兴手法，叙事也显得急切且繁复，但从这近乎祥林嫂式的絮叨中确实可以感受出诗作者的深切思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