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写法是：“紧扣别宴，思前想后”。他把离别的情绪融贯到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前途的想像之中去，不同一般，别有一番风味。
词的上片由别宴写起，进而追忆到过去相聚的时日。一开篇就说船已经挂起帆来了准备离去，久久不能离去，只是一杯杯地饮着好友送别的酒。这就把不得不离去又不忍离去的矛盾心理形象地表现出来。为什么“张帆欲去”？因为“携家作客真无策”、“长乘舴艋竟安归？”（《元日》）词人在战乱之中，携家南奔，屡次寄居，终非长策，但却非走不可。为什么“仍搔首”？因为与义和大光友情诚笃，不忍分别，所以搔首踟蹰。这里词人很自然地追忆起在腊月间相聚的时日，朋友们饮酒赋诗；同时，更盼望着春天的到来，以与友人更好地流连吟咏，然而春天到了，桃花才吐蕊，而自己却要与友人告别了！“匆匆”之中，包含了无限惜别之意。“吟诗”两句，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赞为“好在句中”，就是说其本身即为佳句，不待上下文关照，自然映发，自见妙处。
词的下片仍写别宴。写过了酒，紧接着从歌上落笔。古人送别时唱“骊歌”，如苏轼《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所写“且尽一樽，收泪听《阳关》”宋代州郡长官设宴，有官妓陪侍，歌舞酒声远远飘去，可见宴会的盛大，此“歌声”就是歌妓所唱。“歌声频为行人咽”，临别之际，歌妓也为之动情，几度呜咽不能成声。因此感动了词人：“记著樽前雪”。“雪”为“雪儿”省略，而“雪儿”又是指代歌妓的。雪儿为隋末李密歌姬，善歌舞，能够根据音律填词而歌，称“雪儿歌”，后来泛指歌妓。词人因歌而记着歌者，即记着此别，记着饯别的主人，一语而三得。酒醉人，而歌声也足以醉人。“明朝酒醒大江流”，此笔回旋一转，想到明朝酒醒之后，此身已随舟漂到湘江。此行何去？相距一百二十里的衡州（今衡阳）是第一站。
“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载人而曰“载离恨”，“离恨”而曰“一船”，“一船”而且“满载”，即满载离恨表达了作者不忍惜别的情意，与首句“张帆欲去仍搔首”紧密关连，也同作者《别大光》诗的“滔滔江受风，耿耿客孤发”相补衬。这最后两句，化用苏轼在扬州别秦观的《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词的“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而这里情感更为丰富。运用前人成句时切忌字句意义完全相同，但又不可距原句意思过远。与义此处构句可谓运用前人之后，却自然切合己事，变化处又别出心裁，较之上片之结，艺术上也不相上下。
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