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该诗刻画了一个不持戒、不坐禅,却整天饮茶、做农活的僧人,体现出了诗人学禅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领会禅意的思想。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还是让慧寂自己的事迹来说明吧。《五灯会元》卷九:“初谒耽源,已悟玄旨。……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吾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曰:‘当时看了便烧却也。’源曰:‘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曰:‘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耽源把祖师的画像交给慧寂收藏,意味着希望他能接过衣钵,承传法统。但慧寂却将画像烧掉了,因为他认为,要承传法统,重要的是得其意,而非得其像。他所要体认的是祖师的自性,这自性,无生无灭,永远存在,而像上所画,既然能够变灭,显然就是虚幻的,非本质的。如此而来,将其烧掉,正表明他强调的是心印,而非形迹。后来临济义玄“到达磨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师曰:‘祖、佛俱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五灯会元》卷十一)这种无凡无圣,向内求佛,打破偶像的精神,与慧寂正是相通的。另外,以喝浓茶、扛镢头代替了持戒、坐禅,也反映了作者对“平常心”的追求。这蕴含其中的多义性,无疑使得全篇语意丰厚,思理深微。
饮茶往往是僧人生活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变文集》卷三载唐人《茶酒论》说:“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五灯会元》卷九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慧寂说自己是“酽茶三两碗”,显然也能见出这种“和尚家风”。
这是一首描写农村晚景的诗。四周长满青草的池塘里,池水灌得满满的,太阳正要落山,红红的火球好像被山吃掉一样(是落山后),倒映在冰凉的池水波纹中。放牛回家的孩子横坐在牛背,他拿着短笛随便的吹奏。诗人即景而写,构成了一幅饶有生活情趣的农村晚景图。
1、写景的艺术特色:《村晚》的写景文字集中在一、二两句,写的是山村晚景。诗人把池塘、山、落日三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描绘了一幅非常幽雅美丽的图画,为后两句写牧童出场布置了背景。瞧,"草满池塘水满陂",两个"满"字,写出仲夏时令的景物特点,写出了景色的生机一片;"山衔落日浸寒漪",一个"衔",写日落西山,拟人味很浓,一个"浸",写山和落日倒映在水中的形象,生动形象。"横"字表明牧童不是规矩地骑,而是随意横坐在牛背上,表现了牧童的调皮可爱,天真活泼,淳朴无邪。这些景物,色彩和谐,基调清新,有了这样的环境,那牧童自然就是悠哉悠哉、其乐融融的了。同时,也表现出了牧童无忧无虑,悠闲自在的情致……
2、诗歌的意境的创造:诗人是带着一种欣赏的目光去看牧童、写村晚的,他十分满足于这样一种自然风光优美、人的生活自由自在的环境,所以他写牧童,让其"横牛背",吹笛呢,则是"无腔信口",是诗人厌倦了尘世的喧嚣,看破了"红尘滚滚"呢,还是他天性好静、好无拘无束呢?总之,这首诗描绘的确实是一幅悠然超凡、世外桃源般的画面,无论是色彩的搭配,还是背景与主角的布局,都非常协调,而画中之景、画外之声,又给人一种恬静悠远的美好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