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乌夜啼·金鸭馀香尚暖》中摹写一位上层妇女午后无聊,躺在床上打发时光反而引起了女主人公的诸多心事更加惆怅。
上片起二句 :“金鸭余香尚暖,绿窗斜日偏明”。 后句用晚唐方棫诗“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长傍小窗明”的句意,以窗外斜日点明时间,一“绿”字渲染环境 ,“偏”字即方诗的“ 如有意”;前句写金鸭形的香炉中余香袅袅,点明主人公身份,近于李清照《醉花阴》词“薄雾浓云愁永昼 ,瑞脑消金兽”所写的情景。这情景,看似高贵幽雅 ,仔细品味却透露孤独无聊。
“兰膏香染云鬟腻,钗坠滑无声 。”由闺房写到房中人,即女主人公,装束华贵,但孤独无聊的情绪反而透露得更分明。正因为无聊才将自己从上到下的梳妆打扮了一番,美丽的头发“兰膏香染”,却无人来欣赏。“钗坠滑无声”,正如欧阳修《临江仙》 :“凉波不动簟纹平。水晶双枕,旁有堕钗横。”中的团圆的“双枕”,反衬出女主人公 冷清的“单枕”。美好时光却如此令人伤感,由此,对女主人公此时此刻的心绪,可以切实地感受。
下片开头两句 :“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 正面写主人公的寂寞 。她不但离别了心上人,深闺独处,而且连同耍秋千的女伴也很少过从。女伴“冷落”,自然自己的心情也更为“冷落”,前者正好反衬了后者 。“打马”之戏,是宋代妇女闺房中的一种游戏 ,词中主人公的心上人不在 ,女伴“冷落”,“ 打马”心情的“ 阑珊”,自可想见。正因为如此,以前爱玩的“打马”游戏,由于女主人公的孤独无聊,也变得索然无味了。进一步点明了她产生这种心态的原因。
“绣屏惊断潇湘梦,花外一声莺。”潇湘梦”,更加烘托出女主人公的寂寞无聊,反映出女主人公的牵挂。独个人守空房的处境,好令人心烦。唯有做白日梦来减轻内心的痛楚。好梦不长,偏被春莺的啼声“惊断”。
陆游在中年以后,反对写此类艳词。他的《跋〈花间集〉》说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乌夜啼·金鸭馀香尚暖》是陆游少数的艳词之一,写得旖旎细腻,也能得《花间》胜处而去其猥下与低沉。
《苦寒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清调曲》。《乐府解题》说:“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原辞为曹操所作,是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春正月北征高干时写,表现了行军时的艰苦情况。陆机的这首诗即是对曹操原辞的模拟。全诗的主题是刻划“行役人”,也即北征战士在寒冷季节忍饥受冻、餐风露宿的凄苦景况,因此诗人的用笔着色都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开篇两句,是全诗的交待,有地点(幽朔)、时间(凉冬)以及所要描写的重心(多险难),以下十四句就针对“险”和“难”二字进行铺陈排比。北征战士穿行于北方的山谷中,一会儿深入谷底,一会儿仰攀高峰,道路崎岖不平,又凝结了厚厚的坚冰,积雪笼罩着起伏的山峦。山岩缠绕浓重的阴云,阵阵寒风在树林中穿越,发出凄厉的悲鸣。天色阴沉,不见日光,偶有几声寒鸟的哀叫以及野兽的吼声。天色晚了,战士们凭树支帐而宿,渴饮坚冰,饥餐风露。更兼长年征战在外,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绵绵无尽,却又难通消息,对方是死是活都不得知,于是诗人充满了同情地长叹一声:“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结尾与开头紧密地照应在一起。
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陆机诗歌创作的特色。首先是对偶的使用。清代叶矫然说:“六朝排偶,始于士衡”。排偶不一定始于陆机,但陆机确于此最见特色。这首诗除了开首二句和结尾四句,中间部分几全用对偶,显示了陆机过人的才思。不过,陆机虽有意写对偶,却不十分板整,往往在轮廓上整对,而字与字之间并不讲究。如“不睹白日景”两句。明代何景明说:“陆诗体俳语不俳”,很得其实。所以虽全篇为对,读去并不觉很呆板,古朴之气穿插其间,使诗歌具有一种感人的气势。其次,是赋法的采用。赋法就是铺叙,铺陈排比、罗列事物,这本是汉大赋的主要手法,陆机却吸收来运用在诗歌里,这样就使诗歌获得繁褥厚重和光采辉煌的效果。当时人说读他的诗好像“玄圃积压,莫非夜光”就是夸赞这一点。这首诗在开头交待出“险”和“难”之后,即从俯、仰、闻、睹以及战士们的饥渴、住宿等多方面进行铺陈,欲说尽说透,不仅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增加了诗歌的容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他的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他“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刘勰《文心雕龙》说他“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这一种特色为前人所公认并多有奖饰。第三,此诗还表现了陆机语言上的特色。陆机诗歌基本不用常语、口语、俗语,而大量使用书面辞汇、成辞等。将此诗与曹操的那首相比即可见出二者的区别。曹诗用了许多口语、散句、如“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陆机此诗则用许多对偶代替,并且字词也工于锻炼,如“凝冰”、“积雪”、“恒鲜欢”等等。曹诗有大量的虚字,陆诗则几舍弃不用,而以实词代之,文人化特色很鲜明。另外,陆机还善于锻炼动词,以加强警动的效果。如“结”、“被”、“兴”、“鸣”、“凭”、“临”等。清人厉志说他“字字有力,语语欲飞”,虽略有夸张,也还是反映了陆诗的总体面貌的。
不过陆机有时过于侧重技巧,而忽略了对诗情的疏通,尤其是他的一些拟古诗,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模拟以锻炼自己某一方面的技巧,因此对其余就不顾及。如这首诗,“离思”应该是最易出诗情,也最应为诗人全力把握的重点,但陆机却仅以淡淡的两句带过,是很可惜的。
陆机对于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法规,他加强了诗歌的文人化倾向,促进了诗歌向格律体的进展,他是由古诗向近体诗发展过程中的开启者之一,因此,他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下。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