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概写荔枝的悲凉身世,发出同情的感叹。“天与化工知,赐得衣裳总是绯。”与人一样,双荔枝与单荔枝,都是由天工造化出来的。所不同的是:双荔枝确实罕见难得。它是天特别赐予的。“总是”二字,特别传神。绯,在古代为一种特殊的颜色,所以这种特殊的双荔枝,便成了上贡的果品,平民百姓望而止步,于是置放“华堂深处”,每每望见,令人心酸。一个普通的双荔枝的地位,竟人为地抬到如此神圣的地步。谁知晴天霹雳,双荔枝在“华堂深处”遭到厄运。“怜伊”呀,“怜伊”的是可怜的双荔枝两颗核仁(“两副心肠”)竟要与肉分离了。上片,明在写双荔枝,却在写一对青梅竹马式的恋人如双荔枝同样的身世。开始,天赐良缘,情敦意笃,高洁纯真,后来,被人为地残酷拆心,成了罪恶社会的殉葬品。
下片,借回忆双荔枝苦难的经历,赞叹恋人生死不渝的坚贞品格。想当年,双荔枝与人一样, “自小便相随”,形影不离;就是作为“绮席歌筵”上的欣赏珍品,贵人只是欣赏欣赏,双荔枝在短时间内不分离(“不暂离”)。可是,双荔枝命途多舛。作为贡品已是命中注定,它自然地“苦恨人人分拆心、东西”。皇帝是贪婪的,又是残忍的。越是成双成对而相连的荔枝,越是被他凶“拆”凶噬,这是人世间的历史悲剧。“怎得成双似旧时”,无可奈何,让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人间的遗憾。这一无答而问的设问结尾句,非常有力,提醒世人:在封建社会里,成双的荔枝永远不会有恢复“似旧时”的美梦的。下片,与上片一样,还是在继续感叹那对天然的少男少女的坚贞如一的精神。她爱,爱她们“自小便相随,绮席歌筵不暂离”的往日风流;她恨,恨那残酷的现实太无情。本是深闺无人识的少女,一旦被掠进宫里成为歌妓,情侣被活活“拆心”,你我“东西”。“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怎得成双似旧时”,留恋只是留恋,终归只是英灵中的美愿而已。
这是一首咏物词,全词,以象征、拟人的手法,把双荔枝当人写,把人又当荔枝写。字字写人,语语双关,富有情趣。较之“花间”词有了根本性的革命,实为婉约词中的一朵奇葩。
上片“小桃枝下试罗裳”,是说出游前的准备。天气渐暖,要换上春天的罗裳,不是一换就得,所以要试,试衣于小桃枝下,很可能是普通农家的女孩子。站在小桃枝下,映衬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红”。不仅如此,鲜艳的桃花和女子衣上的香泽又引来了翩翩的蝴蝶。不说蝴蝶环绕飞舞,却说“蝶粉斗遗香”,蝶翅上扑落的粉末和女子遗落的香泽比赛,哪一种更香,这就婉转曲折深有意趣了。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的蝴蝶,本来也是美的化身,所以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中,才有化蝶之说。
游春的人自然很多,有乘宝马香车的,“玉轮碾平芳草”,从芳草地上忽忽驶过,车中的贵妇娇娃,也只在车窗中露出了半面。但“半面恼红妆”,这半面娇容却引起这位游春少女的不快。可能是因为她们乘坐的香车对于芳草的摧残,也可能因为她们不暇他顾的高傲姿态。李商隐《南朝》诗云:“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讽刺南朝苟安于半壁江山,犹如徐妃之半面妆,如取用李商隐诗意,则“半面恼红妆”当指南明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只图苟安一时,如同南朝梁、陈末年故事。这种时事使人烦恼,故云:“半面恼红妆。”惟此,前面的“玉轮碾平芳草”也可解释为暗指南明弘光朝排斥忠良压制贤才,这样来解释这两句词,可能显得牵强一些,但是,“半面恼红妆”又似乎不是一般语言,很值得探究。
下片“风玉暖,日初长,袅垂杨”三句,写的是初春景象。风才开始变暖,白天才开始变长,垂挂的柳枝才缀上新绿而随风飘荡。三句非常紧凑。从几种事物中观察,感受表现了初春的特点。而以下的三句“一双舞燕,万点飞花,满地斜阳”却大有春事已过的景象。关于燕子,在子龙词中多次提及,如《山花子·春恨》“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眼儿媚》“只愁又见,柳绵乱落,燕语星星”、《蝶恋花·春日》“燕子玉来春渐老,乱红相对愁眉扫”、《江城子·病起春尽》“凭燕子,骂东风”。几乎都是与暮春春尽联系着。此处“一双舞燕”恐怕也不是早春景象,“万点飞花”更是暮春特有之景,“满地斜阳”也平添了一份凄清。这后面的三个四字句,与前面的三个三字句,意思上有承接,时间上有发展,似是感叹着“九十韶光如梦短”(《渔家傲》),由初春写到春夫,时间上的跨度是为了表现情感上的跨度。
这首词描写春游所见,情景相生,处处透着词人盎然的游兴。词的开始两句用烘托法。桃下试裳能让人产生“桃之天天,灼灼其华”的联想。而蝶粉斗香,又可想见女子春服艳丽如花的美好形象。接下来轮碾芳草,红妆半露,也是情态毕现,鲜明如画。整个上片着笔于人,浓墨重彩。下片则转而写景。风暖日长,垂杨袅袅,双燕翩翩,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景润人心,词人想必也是逸兴满怀。结尾“万点飞花,满地斜阳”微微露出美景不能永驻的淡淡春愁。正如杜甫《曲江》“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及梅尧臣《苏幕遮》“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所歌咏,在这样的时刻,文人总不免会透出一丝纤柔的情怀。
张说一生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度执掌大政,堪称叱咤风云的一代英豪。但是,他仕途坎坷,曾被流放一次,两次遭贬谪。这首诗就是公元713年(开元元年)被贬为相州刺史后所作。邺都,当时属相州所辖。张说纵观魏武帝曹操建功立业的雄壮历史和身后遭遇,联想自己被奸佞小人攻讦的现实,不禁感慨万千,写下《邺都引》这一千古绝唱。
这首诗歌激情奔涌,慷慨悲壮,但诗情又紧和缅怀魏武的题旨,做到诗情恣肆而有节制,思想内蕴而易外传。
诗分两层。
前六句为第一层,主要是缅怀和描述曹操生前的非凡业绩,以寄托自己的凌云壮志。“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二句,为曹操生前的壮举铺叙了广阔的时代场景。“草创”二字表明了魏武创业的艰难、不易;一个“争”字,生动地表现出曹操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古代迷信思想认为人的遭遇、地位都由天帝赐予,而曹操不信天命,偏偏要奋起与“群雄睚眦相驰逐”,争夺帝位,这一“争”就将他的顽强奋斗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二句,以极其洗练的语言,概述了曹操一生的文武事业。“昼”句勾勒了曹操驰骋沙场的形象,一个“携”字描摹出了他一马当先、勇冠三军的英武气概;一个“破”字,又表现出了其无坚不摧的进攻气势,展示了“魏武挥鞭”气吞万里如虎的骁将风姿。“夜”句则为读者刻划了曹操极具儒将风度的形象侧面。这里,一个“接”字,表现了魏武礼贤下士的品格。曹操在中汉末建安时期,力倡“建安风骨”,并带领其子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以诗歌的形式努力表现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表达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情调慷慨,语言刚健。他所建的“西园”——铜爵园,就是其父子常与文士夜间在此宴会赋诗的地方。“夜接词人赋华屋”一句,就形象地展示了当年曹操开创建安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画面。“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二句,主要描写曹操在生产、建设方面的功绩。邺都城池委曲环绕,表明魏国建筑雄伟,后方坚固;农桑林木沿漳河层层密布、“汗漫”无边,说明其农、林生产的发达。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战乱中能辟一农桑昌盛地域实在不易,由此更能显示出曹操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在历史上,曹操是蒙垢最多的人物之一。一些持正统观念的史家往往将他打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贼”另册。作为曾二度为相的张说,能够如此高度地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是独具胆识、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一层也表露出诗人追慕魏武,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感情,让读者从对曹操的业绩的追述中体味出诗人的理想追求。
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主要叙述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流露出诗人哀叹时光易逝、英雄业绩无继的感慨。“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二句,是通过曹魏时代的城郭建筑今已凋蔽颓败揭示邺都环境的今昔变迁。“城郭”一词有承接上文“都邑”、引起下文转折的作用,它是邺都外观上最易显示变化的景物。“城郭”和“西园”沦为废墟,标志着魏武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明月依旧,却照不见曹操在西园“夜接词人赋华屋”,更衬托出今日邺都的凄凉冷落。“邺旁高冢多贵臣,蛾眉曼目录共灰尘”二句,是从邺都人事变迁的角度来表现其今昔变化的巨大。曹魏时代的“贵臣”已入“高冢”作古,说明其政权的支柱已不复存在;魏武的众多姬妾、歌伎化为尘土,可见供其役使的社会基础也土崩瓦解。“贵臣”、美女的纷纷进入坟墓,它象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地折射出历史变迁的轨迹,流露出了诗人对曹操文韬武略、宏图大业付之东流的婉惜之情。结尾“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二句,为正面抒怀。“试上”二字表现了诗人欲上而又犹豫的心理——人事变迁,景非昔比,诗人要登上曹操所建铜雀台一览胜迹,但又怕“铜台”因为“人代改”而“为墟”,引发自己更多的惆怅。等到登上“铜台”,果然见出邺都的一切繁华都成为历史,只留下秋风凭吊英雄。“愁杀人”三字是饱蘸感情的点睛之笔,深沉而强烈地表现出诗人悲壮的凭吊心情,将一腔不泯的雄心遥寄千载,表现出诗人被贬、壮志难酬的内心苦痛和不平之情。诗人紧扣曹操创业的始终线索展开诗情,叠出画面,因此这首诗的感情较之同类作品就更显得慷慨悲壮、深沉含蓄,象羯鼓筝琶一样,摇人心旌,撼人心魄。
其次,诗歌的结构艺术也颇有独到之处。这首诗是借凭吊古迹而抒发胸臆的怀古之作,诗歌画面都围绕魏武生前、身后诸事展开。开始写魏武生前草创大业,继而写他的文韬武略、治国有方,把他一生的伟绩很简洁地概括于“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四句诗中。“城郭为墟人代改”以下四句着重突出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曹操能够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辟一邺都繁华之地,而他身后的人们却无法维持邺都的繁荣,可见魏武确实高人一筹,后世多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结尾写铜台秋风,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操临终“遗令”,这样,诗的一起一结就是曹操的一始一终,诗的主体则是曹操的生平业绩、身后境遇,从而展示出诗人结构谋篇的高超才华。
这首诗在语言和韵律方面也很有特色,诗歌气势恢宏,语言雄健畅朗,一洗梁陈绮丽之风;用韵活泼,全诗十二句,四次换韵,跌宕有致,富于流动多变的音乐美。正如林庚、冯沅君先生所说:“《邺都引》慷慨悲壮,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
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