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绕平湖波撼城，湖光倒影浸山青”两句词人运用了两个色彩迥异的动词“撼”、“浸”，前者修饰出一双巨臂摇荡着水中的孤城的画面，施展力与暴；后者刻画了少女的柔指轻抚着情人，展现了情与爱的绵柔。两个字描写了湖水的刚与柔，对比鲜明地描写了自然美景的神秘。“水晶”二字体现其玲珑剔透，“欲三更”表明了时间，暗示了词人在此游玩至深夜，衬托景色之美。“露荷翻处水流萤”，“流萤”二字作喻形象表现出荷叶沾染了露水后的清莹明丽。“雾柳”句通过“暗”、“度”二字写尽了柳的朦胧、月的舒缓；“露荷”句则凭借“翻”、“流”二字传达了露荷的圆润、萤的飘忽，“萧萧”带有自嘲的意思，也体现了词人的自由潇洒，“散发”体现了词人的不羁。
上片一开始，词人以雄浑的气势推出了一个荡人心魄的画面：平湖环绕，波涛震天，孤城独立。孟浩然《临洞庭》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词人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和孟诗有暗合之处，但只是客观物象和由此引起的苍茫阔大的意绪在形式上的自然重叠，而不是主观上的刻意模仿。下句意境突变，“湖光倒影浸山青。”词人展现了一个平静而恬淡的画面：湖光潋滟，山色青葱，荡漾着沉醉的氤氲。这恰恰和以上波涛震天的慑人气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画面的转换不但体现了动中有静、刚中有柔的自然景观上的复杂的情趣，而且在情绪上带来了大起大落。末句“水晶楼下欲三更”是对以上画面意境上的补充，它为词人所咏叹的景物笼罩上了一层朦胧的神秘的氛围。“三更”点明时在深夜，从而为下阕对夜景的具体描绘作了过渡性的铺垫。
到了下片，词人意犹未尽，仍然陶醉于自然景观之中。所不同者，此时词人所刻画的夜景主题愈加明了，“雾柳暗时云度月，露荷翻处水流萤”两句正体现了这一变化，前句暗合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中“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情韵，后句又为这销魂的意境增添了几许生意、几许亮色——露珠敲荷，流萤相逐。这两句不仅意境幽美，而且对仗和遣词也极为精工、贴切。由于词人从细微的感触着笔，表现了一种缠绵的风情。词人疲于世情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与升华，滋长了一种放旷的情怀，正如他在结句中所说的：“萧萧散发到天明”——词人为自己勾画了一个超脱者的形象。它虽没有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所表达的“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的人格上的阔大与深厚，但却有其“不知今夕何夕”的达观与迷恋。
这是一首描写湖景的清新隽永的小词，上片写湖水由昼至夜的变化，始而波涌撼城，继而平静如镜，浸山映楼。下片写夜景变化，月阴时柳晤笼雾，荷翻时露流如萤。诗情画意，使词人流连至天明。总观这首词，它的重心在于写景，通过景观的变化带动情绪的升沉。因此，全词只有末句直抒胸臆，但词人思想与情感却暗藏于全诗，于“景”的空灵中无处不感到“情”的渗透与激荡。
此诗借一位逃难的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宏大严密，语言流丽精工，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因在诗成时就深受人们称赏，诗人还得到“秦妇吟秀才”的雅称。后人把此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也有人认为它是继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长恨歌》之后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
长诗《秦妇吟》全诗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大段由开始的“中和癸卯春三月”到“妾亦与君停玉趾”共八联十六句，是全诗的引子，叙述作者与一位长安城奔东都洛阳的女子（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第二大段从“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共六十五联一百三十句。这一大段又可分六个层次，层层深入地叙写农民军入城后的情形。“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已见白旗来匝地”十六句为第一层，描写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农民攻入京城的情况。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妖光暗射台星拆”十六句为第二个层次，描写起义军入城后兵荒马乱的情形。百姓东躲西藏，朝廷官员四处逃散。从“家家流血如泉涌”到“六亲自此无寻处”，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这是第三个层次。前四句概叙：家家流血，处处冤声，小孩子都被抛弃。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情况：东邻美女被掳掠，西邻、南邻女子死于刀下，北邻少妇被火烧死。最后是女郎自己被军人胁迫，做了从妇。通过女子的种种遭际，画出了战乱风云以及战乱中长安女子的群象，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从“一从陷贼经三载”到“暮见喧呼来酒市”，是第四个层次，描写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的生活，以及她看到的新贵们的种种情况。其中“还将短发戴花簪”等句，运用漫画笔墨，把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刻画得十分生动，入木三分，闹剧有足悲者。第五个层次从“一朝五鼓人惊起”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农民军争战的情况，既见出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士气与实力之日渐衰竭，描绘得情态毕现，刻画得力透纸背。从“四面从兹多庖束”到“天街踏尽公卿骨”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层次，写唐军败退，农民军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兵燹后的京都“长安凄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曲曲遭来，纤毫毕见。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堪称警策之句，广为流传。
第三大段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夜宿霜中卧荻花”。这首长诗是一个动乱时代的面面观，其笔锋所及远不止农民军的一面，在第三大段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晦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这一大段可分四个层次，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行人夜宿墙匡月”，是第一个层次，是这一大段落的序引，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彦闻。到处有军人巡逻；无有人烟；当年的台殿楼阁已劈没；路上没有宿店，风光宛如荒凉的塞上一般。从“明朝晓至三峰路”至“何须责望东诸侯”，为第二个层次，写女郎第二天继续东行华阴县的情况。借金天神讽刺潼关易东那些节度使拥兵自保，对农民军无法，却纵容部下虐蔷百姓。第三个层次由“前年又出杨震关”到“暮插金钗唯独行”。一个女子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沉寂，甚至比战争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细至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从“明朝又过新安东’到“夜宿霜中卧荻花”为第四个层次。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对唐军的罪恶进行痛心疾首的控诉：他们的罪恶更重于黄巢军。“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而售军来到“入门下马若旋风，磬室倾囊如卷土”，抢劫民库财物不遗余力，胜过“贼寇”黄巢，这是其一。其二诗中隐约地透示出官军杀人甚至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黄巢机上割人肉。”“朝夕一味入肝脍。”据《旧唐书·黄巢传》载：“官军皆执山寨万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再联系前面所写的“筵上牺牲无处觅”“诛剥生灵过朝夕”和这一层写的“山中更有千万家”，都可以看出官军以杀人、贩卖人肉大得暴利的罪恶行径。
最后一大段从“妾闻此老伤心语”到“咏此长歌献相公”。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静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的结尾。
总体上说，《秦妇吟》这首长诗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圈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淹桑巨变，作者采用人物回忆的倒叙手法，将不同时间、蹦点、人物、景物集中于一个场面上，收到情节紧凑，题旨集中的效果。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其笔力当在写安史之乱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上，不仅是韦庄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方面也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居易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第一，结构模式。《秦妇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汉代确立的横剖面的串联式与白居易奠定的纵向发展的并联式两种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全诗采用的是白居易纵向发展的并联式结构——诗人遇见秦妇，秦妇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简单，人物极少，而在全诗整体的纵向并联中又突出地穿插了若干个横剖面的戏剧性生活场面。如妇女们惨遭强暴凶杀的悲剧性场面、带有污蔑性的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面（从“衣裳颠倒言语异”至“呼啸喧争如窃议”）、神自述的悲喜剧等等，它们相互串联，集中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风云突变时的社会景况。这种并联、串联并用的叙事结构方式较之单用一种结构，无疑使作品含量更大、包孕更广，也更生动、更复杂，更具艺术魅力。
第二，叙事角度。《秦妇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用的传统，又有所创新。第一人称“我”表面上与杜甫《石壕吏》中的“我”一样，似乎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实际上，“我”虽然仅在开头出场，但伴随故事的女讲述者直到诗歌结束，并且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我”一样，与女讲述者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应关系，而且增加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对战乱的厌弃、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心理内容，这在诗歌结尾的“适闻有客金陵至”至“怀安却羡江南鬼”句有所点明。“江南”既是和平的象征，又隐含昔日和平繁华的故国的影子。并与前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乱场面描写遥相呼应，隐隐体现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秦妇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通过女叙述者之口表示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种结合第一、第三人称，并借他人之口或经历、遭遇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方式。
第三，表达方式。《秦妇吟》运用了把女子的命运与国家衰亡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作者明确地把“秦妇”等一大批美女的命运与唐帝国的衰亡结合起来，通过红颜薄命的美女命运及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是以往的叙事诗所没有的，或比较淡化的。《秦妇吟》却把自己深挚的故国之思、沉郁的亡国之痛巧妙地借美女的命运表现出来。家国的兴亡决定美女的命运，美女的悲惨遭遇又使国破家亡之痛显得更具体可感，更触目惊心。
第四，叙事手法。《秦妇吟》更多地继承了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并加以丰富与创新。它开头直叙，然后接之以大段倒叙，而在倒叙之中，既有妇女们的悲剧性遭遇，又有丑化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景，还有神的惭愧之插叙、“寒天霜露宿”的老翁之补叙，既反映了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人生，又使叙事手法更灵活多变，从而使这首叙事长诗，夭矫灵动，绝不单调、呆板。此诗继承了白居易开始在叙事诗中大量运用对句的手法，并真正创造性地使对句和散句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用：以对句展现浓缩了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如写义军入城前情景：“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写乱后的都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写长安绝粮：“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写战后的荒凉：“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写难民的生活：“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而以散句来细致入微地、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事件的细节、动作、心理。这样，对句简，散句繁。对句与散旬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结构的弹性限度、诗的包容量及艺术的生动性。
综上所述，《秦妇吟》既借鉴了唐以前的叙事艺术，又学习唐代诗人的艺术开拓，并大胆地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此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昭示了对此前叙事诗的创造性继承，并在不少方面预示了清代吴伟业叙事诗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它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首杰作。
懊恼曲，亦作《懊侬曲》、《懊恼歌》。据《古今乐录》云：“《懊恼歌》者，晋石崇为绿珠所作。”《懊恼曲》即其变曲。《南齐书·王敬则传》：“ 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前四句借反面例子发端，含有明显的怨情。其后四句情绪发生转折，表达了女主人公仍相信人间有至死不渝的爱情。后八句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凄惨的爱情故事证明人间确有至死不渝的爱情，而这正是女主人公所希望得到的。诗的最后四句写的沉郁感人，悠悠的楚水映衬千年的野土，拉开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给后人以足够的想象空间。在神驰古人爱情故事的同时又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怀恋之情。由满平野的“恨紫愁红”则可见同情焦仲卿和刘氏的人、物极多，甚至连泥瓦匠都不忍化作尘土的这对伉俪分开，就是烧瓦也要让他们成双成对，永不分离。最后二句写的颇有新意，在沉郁中又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三秋庭绿尽迎霜，惟有荷花守红死。”这一联运用象征隐喻手法，借物写人。九月深秋时节，庭院葱绿的草木无不迎霜变色；惟有水上荷花，虽也叶枯蕊蔫，粉英凋零，却至死犹不改其红。诗句中一贬一褒，感情强烈；一绿一红，色彩对比鲜明，可谓瑰丽奇崛，凄艳动人。“守红死”的荷花，被诗人赋予了带有悲剧美的崇高人格，她同那些迎霜变色的绿草相对照，更显得坚贞不渝，光彩照人。以荷花至死犹红的意象喻指历代那些美丽多情，气节凛然的妇女，是诗人的独创。
此词上片回忆青少年时期在京城的任侠生活。“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是对这段生活的总括。以下分两层来写：“肝胆洞，……矜豪纵”是一层，着重写少年武士们性格的“侠”。他们意气相投，肝胆相照，三言两语，即成生死之交；他们正义在胸，在邪恶面前，敢于裂眦耸发，无所畏惧；他们重义轻财，一洞千金；他们推崇勇敢，以豪侠纵气为尚。这些都从道德品质、作人准则上刻划了一班少年武士的精神面貌。由于选取了典型细节：“立谈中，死生同。一洞千金重”等，写得有声有色，并不空泛。“轻盖拥，……狡穴空”是又一层，侧重描写少年武士们日常行为上的“雄”。他们驾轻车，骑骏马，呼朋唤友，活跃在京城内外。斗城：汉代长安按南斗，北斗形状建造，故名；此指北宋东京。他们随时豪饮于酒肆，且酒量极大，如长虹吸海。“春色”此处指酒。有时，他们又携带弓箭，“呼鹰嗾犬”，到郊外射猎，各种野兽的巢穴顿时搜捕一空。武艺高强，更衬托出他们的雄壮豪健。这两层互相映衬，写品行的“侠”寓含着行为的“雄”，而写行为的“雄”时又体现了性情的“侠”，非自身经历难写得如此真切传神。笔法上极尽铺叙，如数家珍，接着仅用“乐匆匆”三字即轻轻收束上片，贺铸不愧大手笔。
下片开头“似黄粱梦”过渡自然。既承接了上片对过去的回忆，又把思绪从过去拉回到今天的现实中来。过去的生活虽快乐，然过于匆匆，如梦一样短暂。离开京城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已是中年，自己的境况又不如意。长期担任相当汉代冗从的低微官职，为了生存，孤舟飘泊，只有明月相伴。岁月倥偬，却像落入囚笼的雄鹰，一筹莫展。每天只能做些案头打杂的粗活，其保家卫国的壮志，建立奇功的才能完全被埋没了。而且像这样郁郁不得志的下层武官并非词人一个，“鹖弁如云众”。这就找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指责了浪费人才、重文轻武的北宋当权者。“笳鼓动，渔阳弄”，点明宋朝正面临边关危机。“思悲翁”，一语双关；既是汉代有关战事的乐曲名，又是词人自称。四十岁不到，他却感到自己老了，一个“思”字，写尽了对自己被迫半生虚度、寸功未立的感慨。当年交结豪杰、志薄云天的少年武士，如今锐气已销磨许多，然而也成熟许多。其内心深处仍蕴藏着报国壮志，连身上的佩剑也在西风中发出怒吼。然而，在一派主和的政治环境中，他“请长缨，系取天骄种”的心愿只能落空。不是“不请”，而是“不能请”，或“请而不用”。于是词人只有满怀悲愤，恨恨地登山临水，将忧思寄于琴弦，把壮志托付给远去的鸿雁。词人的万千感慨都寄托在这有声的琴韵和无声的目光之中了，其哀、其愤非常幽深。因为这是一个忧国忧民、报国无门的志士的无奈与悲愤，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此词塑造的游侠壮士形象，在唐诗中屡见不鲜，但在宋词中则是前所未有的。此词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思欲报国而请缨无路的“奇男子”形象，是宋词中最早出现的真正称得上抨击投降派、歌颂杀敌将士的爱国诗篇，起到了上继苏词、下启南宋爱国词的过渡作用。
全词风格苍凉悲壮，叙事、议论、抒情结合紧密，笔力雄健劲拔，神采飞扬，而且格律谨严，句短韵密，激越的声情在跳荡的旋律中得到体现，两者臻于完美的统一。
此词通篇写景，极淡远之致，而胸襟之洒落方可概见。上片写景，写燕雁随云，南北无定，实以自况，一种潇洒自在之情，写来飘然若仙；下片因地怀古，使无情物，着有情色，道出了无限沧桑之感。全词虽只数十一字，却深刻地传出了姜夔“过吴松”时“凭栏怀古”的心情，委婉含蓄，引人遐想。
姜夔论诗有数素：气象、体面、血脉、韵度。对数者的要求且是“气象欲其浑厚”、“体面欲其宏大”、“血脉欲其贯通”、“韵度欲其飘逸”。虽是论诗之语，移之于词，也甚贴切。读此词，知其所言非虚。此词之意境，呈为一宇宙。
上片之境，乃词人俯仰天地之境。“燕雁无心”。燕念平声（yān烟），北地也。燕雁即北来之雁。时值冬天，正是燕雁南飞的时节。陆龟蒙咏北雁之诗甚多，如《孤雁》：“我生天地间，独作南宾雁。”《归雁》：“北走南征象我曹，天涯迢递翼应劳。”《京口》：“雁频辞蓟北。”《金陵道》：“北雁行行直。”《雁》：“南北路何长。”白石诗词亦多咏雁，诗如《雁图》、《除夜》，词如《浣溪沙》及此词。可能与他多年居无定所，浪迹江湖的感受及对龟蒙的万分心仪有关。劈头写入空中之燕雁，正是暗喻飘泊之人生。无心即无机心，犹言纯任天然。点出燕雁随季节而飞之无心，则又喻示自己性情之纯任天然。此亦化用龟蒙诗意。陆龟蒙《秋赋有期因寄袭美》：“云似无心水似闲。”《和袭美新秋即事》：“心似孤云任所之，世尘中更有谁知。”下句紧接无心写出：“太湖西畔随云去。”燕雁随着淡淡白云，沿着太湖西畔悠悠飞去。燕雁之远去，暗喻自己飘泊江湖之感。随云而无心，则喻示自己纯任天然之意，宋陈郁《藏一话腴》云：白石“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语到意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范成大称其“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张羽《白石道人传》亦曰其“体貌轻盈，望之若神仙中人。”但白石与晋宋名士实有不同，晋宋所谓名士实为优游卒岁的贵族，而白石一生布衣，又值南宋衰微之际，家国恨、身世愁实非晋宋名士可比。故下文写出忧国伤时之念。太湖西畔一语，意境阔大遥远。太湖包孕吴越，“天水合为一”（陆龟蒙《初入太湖》）。此词意境实与天地同大也。
“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商略一语，本有商量之义，又有酝酿义。湖上数峰清寂愁苦，黄昏时分，正酝酿着一番雨意。此句的数峰之清苦无可奈何反衬人亡万千愁苦。从来拟人写山，鲜此奇绝之笔。比之辛稼轩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虞美人》），又是不同的况味。
下片之境，乃词人俯仰今古之境。
“第数桥边，拟共天随住。”第数桥即“吴江城外之甘泉桥”（郑文焯《绝妙好词校录》），“以泉品居第数”故名（乾隆《苏州府志》）。这是陆龟蒙的故乡。《吴郡图经续志》云：“陆龟蒙宅在松江上甫里。”松江即吴江。天随者，天随子也，龟蒙之自号。天随语出《庄子。在宥》“神动而天随”，意即精神之动静皆随顺天然。龟蒙本有胸怀济世之志，其《村夜二首》云：“岂无致君术，尧舜不上下。岂无活国力，颇牧齐教化。”可是他身处晚唐末世，举进士又不第，只好隐逸江湖。白石平生亦非无壮志，《昔游》诗云：“徘徊望神州，沉叹英雄寡。”《永遇乐》：“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但他亦举进士而不第，飘泊江湖一生。此陆、姜二人相似之一也。龟蒙精于《春秋》，其《甫里先生传》自述：“性野逸无羁检，好读古圣人书，探大籍识大义”，“贞元中，韩晋公尝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而颠倒漫漶翳塞，无一通者，殆将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纇，先生恐疑误后学，乃著书摭而辨之。”白石则精于礼乐，曾于南宋庆元三年“进《大乐议》于朝”，时南渡已六七十载，乐典久已亡灭，白石对当时乐制包括乐器乐曲歌辞，提出全面批评与建树之构想，“书奏，诏付太常。”（《宋史·乐志六》）以布衣而对传统文化负有高度责任感，此二人又一相同也。正是这种精神气质上的认同感，使白石有了“沉思只羡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三高祠》诗），及“三生定是陆天随”（《除夜》诗）之语。第数桥边，拟共天随住，即是这种认同感的体现。
第数桥边，其地仍在，天随子，其人则往矣。中间下拟共二字，便将仍在之故地与已往之古人与自己连结起来，泯没了古今时间之界限。这是词人为打破古今局限寻求与古人的精神句诵而采取的特殊笔法。再如刘过《沁园春》之与东坡、乐天、林和靖交游，亦是此一笔法。以上写了自然、人生、历史，笔笔翻出新意结笔更写出现时代，笔力无限。“今何许”三字，语意丰富，涵盖深广。何许有何时、何处、为何、如何等多重含义。故“今何许”包含今是何世、世运至于何处、为何至此、如何面对等意。此是囊括宇宙、人生、历史、时代之一大反诘，是充满哲学反思意味一大反诘。而其中重点，主要在“今”之一字。凭栏怀古，笔力雄劲，气象阔大。古与今上下映照成文，补足“今何许”一大反诘之历史意蕴。应知此地古属吴越，吴越兴亡之殷鉴，曾引起晚唐龟蒙之无限感慨：“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吴宫怀古》）亦不能不引起南宋白石之无限感慨：“美人台上昔欢娱，今日空台望五湖。残雪未融青草死，苦无麋鹿过姑苏。”（《除夜》）
怀古正是伤今。“残柳参差舞，”柳本纤弱，那堪又残，故其舞也参差不齐，然而仍舞之不已。舞之一字执著有力，苍凉中寓含悲壮，悲壮中透露苍凉。“残柳参差舞”这一自然意象，实际上是南宋衰世的象征，隐然包含着虽已残破仍不甘灭亡的意味。这与李商隐《登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象征唐朝国运的不可挽回有同工之妙。而其作为自然意象之本身，则又补足“今何许”一大反诘之自然意蕴。结笔之意境，实为南宋国运之写照。返观数峰清苦二句，其意蕴正为结尾之伏笔。在此九年之前，辛稼轩作《摸鱼儿》，结云：“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乃是同一意境。白石本词用舞字结穴，蕴含无限苍凉悲壮。
善于提空描写，从虚处着笔，是白石词的一大特点。此词将身世之感、家国之恨融为一片，乃南宋爱国词中无价瑰宝。而身世家国皆以自然意象出之，自然意象在词中占优势，又将自然、人生、历史（尚友天随与怀古）、时代打成一片，融为一体。
尤其“今何许”之一大反诘，其意义虽着重于今，但其意味实远远超越之，乃是词人面对自然、人生、历史、时代所提出之一哲学反思。全词意境遂亦提升至于哲理高度。“今何许”，真可媲美于《桃花源记》“问今是何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首词无限感慨，全在虚处，正是“意愈切而词愈微”，这种写法，易形成自我抒写之形象与所写之意象间接开距离，造成朦胧之美感。此词声情之配合亦极精妙。上片首句首二字燕雁为叠韵，末句三数字黄昏为双声，下片同位句同位字第数又为叠韵，参差又为双声。分毫不爽，自然天成。双声叠韵之回环，妙用在于为此一尺幅短章增添了声情绵绵无尽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