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佳作。此诗表面是写独游敬亭山的情趣，而其深含之意则是诗人生命历程中旷世的孤独感。诗人以奇特的想象力和巧妙的构思，赋予山水景物以生命，将敬亭山拟人化，写得十分生动。作者写的是自己的孤独和自己的怀才不遇，但更是自己的坚定，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和寄托。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这首五绝的前两句是说，群鸟高飞无影无踪，孤云独去自在悠闲。
前两句看似写眼前之景，其实，把孤独之感写尽了：天上几只鸟儿高飞远去，直至无影无踪；寥廓的长空还有一片白云，却也不愿停留，慢慢的越飘越远，似乎世间万物都在厌弃诗人。“尽”、“闲”两个字，把读者引入一个静的境界：仿佛是在一群山鸟的喧闹声消除之后格外感到清静；在翻滚的厚云消失之后感到特别的清幽平静。因此这两句是写“动”见“静”，以“动”衬“静”，正烘托出诗人心灵的孤独寂寞。这种生动形象的写法，能给读者以联想，并且暗示了诗人在敬亭山游览观望之久，勾画出他独坐出神的形象，为下联作了铺垫。
这两句的意象以“众星拱月”式并置，前句中心词“鸟”是中心意象，加上“飞”字形成一个复合意象，强化动态表现意义。“众鸟”原可以让读者联想到山中闲静宁谧的场景，群鸟儿在空山中婉转鸣啼，有一种格外的逸趣，而眼前，众鸟高飞，离人越来越远，“高”字起到一个拓展空间的作用，抬头仰望，空阔的蓝天上，鸟儿在远走高飞，直至看不见。一个“尽”字，增强了此句的表现力度，表现出李白此时的万般惆怅。后句“云”为中心词，与“去”复合，默默的云也在渐渐飘走。而云并非满天白云，原本就只是“孤云”无伴，偏偏还悠闲地慢慢地飘离。诗人以“闲”写出了孤云的状态，突出了离去的过程，让读者在品味孤云离去的状态时，感知诗人内心的不忍和无奈。
三、四两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用浪漫主义手法，将敬亭山人格化、个性化。尽管鸟飞云去，诗人仍没有回去，也不想回去，他久久地凝望着幽静秀丽的敬亭山，觉得敬亭山似乎也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自己。他们之间不必说什么话，已达到了感情上的交流。“相看两不厌”表达了诗人与敬亭山之间的深厚感情。“相”、“两”二字同义重复，把诗人与敬亭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同时，“相看”也点出此时此刻唯有“山”和“我”的孤寂情景与“两”字相重，山与人的相依之情油然而生。结句中“只有”两字也是经过锤炼的，更突出诗人对敬亭山的喜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鸟飞云去对诗人来说不足挂齿。这两句诗所创造的意境仍然是“静”的，表面看来，是写了诗人与敬亭山相对而视，脉脉含情。实际上，诗人愈是写山的“有情”，愈是表现出人的“无情”；而他那横遭冷遇，寂寞凄凉的处境，也就在这静谧的场面中透露出来了。
“众鸟”、“孤云”这种动的意象与“敬亭山”这种静的意象相反并置，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里仅仅出现了量的变化，而心理的维度却产生着质的变化：有理想、有才能而在政治上遭受压抑的士大夫往往对“逝去”，对“消散”有着特殊的敏感，人事短暂，宇宙永恒，常常是他们不遇时发出的慨叹。诗人引恒久的山为知己，可能是“长安不得见”后，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方式了。就算长安招引他，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随“众鸟高飞”而去。
诗人笔下，不见敬亭山秀丽的山色、溪水、小桥，并非敬亭山无物可写，因为敬亭山“东临宛溪，南俯城闉，烟市风帆，极目如画”。从诗中来看，无从知晓诗人相对于山的位置，或许是在山顶，或许在空阔地带，然而这些都不重要了。这首诗的写作目的不是赞美景物，而是借景抒情，借此地无言之景，抒内心无奈之情。诗人在被拟人化了的敬亭山中寻到慰藉，似乎少了一点孤独感。然而，恰恰在这里，诗人内心深处的孤独之情被表现得更加突出。人世间的深重的孤独之情，诗人人生悲剧的气氛充溢在整首诗中。全诗似乎全是景语，无一情语，然而，由于景是情所造，因而，虽句句是景，却句句是情，就像王夫之所说，是“情中景，景中情”。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此诗描写了诗人舟行江中顺流而下远望天门山的情景：前两句用铺叙的方法，描写天门山的雄奇壮观和江水浩荡奔流的气势；后两句描绘出从两岸青山夹缝中望过去的远景。全诗通过对天门山景象的描述，赞美了大自然的神奇壮丽，表达了作者初出巴蜀时乐观豪迈的感情。
“浪动灌婴井，寻阳江上风。”借用铺叙的方法，描写鄱阳湖的水翻如涛、江水浩荡奔流的气势；诗中描写了鄱阳湖和庐山的雄奇壮丽景象，境界开阔，想象丰富。
“开帆入天镜，直向彭湖东。”以形象的比喻写开船进入明亮如镜、水天一色的鄱阳湖的情景，尤为生动。所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过小孤山大孤山》中说：“泛彭蠡口，四望无际，乃知太白‘开帆入天镜’之句为妙。”此诗篇末在畅叙游兴之中流露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言简而意深。
“落景转疏雨，睛云散远空。名山发佳兴，清赏亦何穷？”描绘出一幅夕阳坠落、稀疏雨洒、睛云飘散的美景。
“石镜挂遥月，香炉灭彩虹。”借用远月悬空、彩虹消失的景象，暗寓诗人佳兴勃发，清赏无穷，夜幕不知不觉般如期降临。
“相思俱对此，举目与君同。”运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思忆远方的友人，想像力超凡脱俗，宛如友人也正举目思忆诗人，在语段中起画龙点睛的作用，照应了题目，有升华主题深化主旨的作用。
全诗十二句，可分三段。第一段是前四句，写自己在风浪中开帆入湖，气势豪迈。第二段为中间六句，写湖上风光。本来落霞照湖面，水天共影，十分好看；忽而又下起了雨，不久又云散虹出，罩在庐山顶上，景象更为壮观。诗人佳兴勃发，清赏无穷，不觉月上中天，彩虹早已消失了。诗人情随景迁，写得错落有致。最后两句是第三段，清赏之余，不禁想起好友。如此良宵，友人也正举目思念诗人。正是如此，照应了题目，又留下了余味。
李白曾带着妓女，到东山凭吊其所崇拜的东晋名相谢安，并写下乐府《东山吟》一诗。后人曾谴责李白“狎妓”、“心态不正”，携妓女到他人坟前“比美”。中国文人、士大夫一向有狎妓嫖妓的传统，李白也不例外。《东山吟》只是表达了李白对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感慨。
此诗是诗人悼念谢安之作，并以谢安自况。这从“悲谢安”和“同所欢”可以看出来。
公元七百四十二年，一生好作名山游的李白来到东山凭吊谢安遗迹，写下这首《东山吟》。谢安是东晋名将，李白非常敬重，写过“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样的名句，自比谢安来言志。谢安筑庐于东山，四十岁出仕，仍常用的成语“东山再起“指的就是谢安。谢安不仅有卓越的指挥才能，而且风流儒雅，多才多艺，世称“大才叠叠谢安，后人叹“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耳”。 “白鸡梦”指谢安曾做过的一梦。这里用来代谢安。谢有顺在《从世俗中来，到灵魂中去》中写道：“文学鼓励我们用别人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生活经历，也鼓励我们用别人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精神边界——每一次阅读，我们仿佛都是在造访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甚至，阅读还可以使我们经历别人的人生，分享别人的伤感。”
“东山吟”本是李白的个人感叹，但自从这首诗流传以来，李白的慨叹就一直被无数的人所分享。是啊，那如花似玉的“他妓”已化作“古坟荒草”，但“今朝如花月”的“我妓”呢，还不照样成为一堆“古坟荒草”供后人缅怀？我们从李白的“东山吟”上走过，我们的“东山吟”在那里，后又将被谁吟哦？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贩夫走卒、乞丐傻瓜，结局并无二样。由此想来，一种旷世的悲凉就会油然而生。 而这种悲凉，就是诗歌的魅力。
《雪谗诗赠友人》是一首以四言为主的古诗。全诗可分五段。
第一段，由起首到“事往日迁”。开头两句是叹喟，由此引出全篇。叹喟自己徒有一番“济苍生，安社稷”的才能和志向，反而落个大才难用，受谗遭谤的境地。接下两句是因“伯玉年五十时知四十九年之非”，恰好诗人也届此不惑之年，故有同感，感到往日之非。因为他本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然后功成身退，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既然立功无望，那就退而求其次，去以立言为务吧。接下两句“立言补过，庶存不朽。”因为立言也同立德、立功一样是经久不废的不朽事业。而著书立说，写诗作文也都是立言的内容。“补过”二字正反映出他的心情是沉痛而真切的。难道过去的追求真的错了吗？话虽如此，从李白的一生来看，今所谓的“立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当时的士人虽推重诗文、学业，但多把它作为进身的阶梯，终以出仕入相为目的的。
从“包荒匿瑕”到“事往日迁”是对其要立言不朽的补充。说他年过半百才有此感悟，原来仕途不通，怀才不遇，究其原因是受谗谤所致，从而引出他的回顾，重点是雪谗。诗中“荒”、“瑕”、“丑”，指污秽、缺点、丑恶。这是他对事物的分析，实是对时弊的指点，已看出盛唐的败象，从而也作为他立言雪谗的背景和依据。接着以《月出）为例借古喻今，证明立言自古有之，是不朽之言。因为《月出》相传是有讥刺好色之意的一篇名诗，又由彼及此，虽然自己现在“感悟”晚了些，知道过去之“非”了，但还可以“立言补过”，否则到晚年就会抱憾终身。
由“白璧何辜”到“谁察予之贞坚！”为第二段，主要讲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以白璧自喻，把奸佞肖小比做青蝇，所以他的遭谗正如“蝇粪点玉”一般，是被玷污的。接下说的是人言可畏，因为闲言碎语多了也是危害很大的。“群轻”四句是说轻微的东西如果积聚多了也能压坏车子，沉了船：即使是羽毛，它如排列好也会使鸟儿飞上天，可见上下其手的厉害。诗人再类举说明其危害性，由一般到具体，由人及己，进而危及国家社稷。如那闪光夺目的“贝锦”原是谮人们像女工织锦一样在暗地里做成的“文章”（指诬谄他的罪名）。如当时他被说成是“狂士”、“酒徒”，甚至被诬为“恃才傲物，指斥乘舆”、“交通外官，图谋不轨”。继而又举聚沙成埃、洪水成灾等例子说明谗谤的危害。其中的重点是“拾尘掇蜂，疑圣猜贤”两句。“拾尘”指颜回把掉进饭里的脏东西“偷”吃了，有人告他偷吃，这对孔门子弟来说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当时连孔子也半信半疑，他佯称要用这饭去祭祀，颜回则坦然地说，因有脏东西掉进去，把饭都倒掉可惜，因为他们正在挨饿，是他拾起来吃了，这饭不能祭祀了。于是真相大白，颜回又得到了孔子的信任，被誉为“复圣”。“掇蜂”是说伯奇之贤的故事。伯奇素仁孝，但遭后母忌。一次，他见后母衣领上有只青蜂就去捉了，谁知中了计，被诬为“调戏”后母而遭放逐。后来弄清事实，伯奇被召回，后母为其父所杀。“惺惺惜惺惺”，作者用这两个典故无疑是他的自况，以圣贤自喻。因凡圣贤无不经受磨难，他也如此，而所不同的是颜回和伯奇都平反召雪了，为后人所推崇，可他还在忍辱负重，何时才能出头？何时才能为人所理解呢？这或许是他的幻想，但不必苛求古人，因为他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反之亦可见其坚贞。相反的是他离京后，以玄宗为首的一伙权贵们更是骄奢淫逸，残暴专横，可还在吹嘘什么“野无遗贤”了，一般士人都无出路。所以诗人在说“疑圣猜贤”的同时，又指出由于奸佞当道，谗谤横行的危害，必将会造成“交乱四国，播及八埏”的严重后果。对于谗谤的危害及自己的无辜，作者苦口婆心，如泣如诉地说了这么多，他只得哀叹，有谁能理解我呢？也等于说希望能得到人们的理解，理解他的一片忠贞和坚毅的追求。这时的作者年已五十，离长安已近八年了，这是他最痛苦、最矛盾的时期。他经常纵酒浪游，甚至去求仙学道，很是消沉。他又时常愤慨不已，抨击时弊，这说明他既有牢骚又关心国事。但他又总不失拳拳之心和傲岸之性。如曾有诗云“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看来他还想着大器晚成。所以有时他也想复归再图，如“长安不见使人愁”，又想念着长安。但同时也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他傲岸不屈，旷达不羁的性格。看来这后一种思想是主要的是积极的，他之所以炼丹学道，纵酒浪游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从当时杜甫的诗中可以看出，“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谁为雄？”因为李白是长安失意，杜甫也不得志，所以他二人能心心相印，愤世嫉俗，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惜像杜甫这样能理解他的人确实不多。也或许是李白的雄心壮志与他那傲岸风骨的矛盾是为世俗所不容的。因为在当时只有那些斗鸡玩鸟，阿谀谮谗的人才会得到重用。
第三段是由“彼人之猖狂”到“其如予何！”大意是面对谗毁决不屈服，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天生我材必有用”。“彼人”四句取自《诗经》，原诗是讥刺卫宣姜的淫乱，这里有借古讽今，讥刺杨贵妃的用意。接下四句是说那些谮谗之徒的罪恶累累。因须贾曾自供其罪恶是“擢发续罪，尚未足”，可见其罪恶之多。“倾海”句是由“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化用来的，也是形容罪恶累累的。作者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据记载，李白在长安初任供奉翰林时，玄宗赏识，自己也得意。如玄宗在金銮殿上诏见他，“以七宝床赐食，御用调羹以饭之。”他也觉得“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他“敢进兴亡言”又代草王诏，据传有《出师诏》、《和蕃书》等，又写了一些歌咏宫廷生活，赞颂溢美的诗词，如《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词》等，都很受玄宗和太真妃（此后才封杨玉环为贵妃）的赏识，每每赐宴加赏。然而这时的李白又成了有名的“酒中八仙”之一，经常醉卧长安。有一次，李白“赏识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高力士是无才无德的宦官，但善献媚谮谗，故深得玄宗的宠信，权倾朝野，炙手可得。为报脱靴之辱，他挖空心思，摘李白《清平调词》中“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的句子向杨玉环进谗。而这词作本是夸她美的，她曾十分得意并对李白有过赏赐的。今高力士又左右其手说什么李白低贬了她，拿她同赵飞燕相提并论。因为飞燕虽贵为汉成帝的皇后，可原出身于歌妓，恰巧太真妃的出身也不高，原为寿王妃，应算是玄宗的儿媳，今得宠于玄宗，有可能加封，故对此“低贬”十分忌恨，深怕影响她的前程，于是她们便沆瀣一气，竭力谗陷李白。据传谗毁李白的还有玄宗的女婿，同为翰林的张垍。在这种情况下，李白感到他的初衷无法实现，对玄宗失望；再加受到诋毁等因，如有诗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消。”遂有归隐之念。于是不久他就被“恩准赐金还山”了。对此，他认为尽管“坦荡君子”是不屑于那些谗谤的，但面对现实，“人生实难，逢此织罗”即人的生死难卜，如一旦陷入他们的罗网，就会遭到“销金”、“磨骨”的残害。从这一点讲，他主动辞官离京是幸运的，当然也是被迫的。因他当时也是担惊受怕的，如曾说“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他离京不久后的情况正是这样。一方面是高力士、杨贵妃及其兄、姊、李林甫等都加官进爵、姿意横行；另一面则是大批忠良惨遭迫害，如名士兼太守李邕、韦坚、裴敦夏均被害，前相李适之被逼自杀，名将王忠嗣也遭贬而死，又株连抄没，一片白色恐怖。对此，李白不畏缩而是“沉忧作歌”，如对李北海、裴尚书等作诗痛悼，对黑暗政治大加挞伐。所以他效法孔子身处绝境而从容放歌，“天未丧文，其如予何！”意即如上天不抛弃文化，那文化表现在我身上，所以别人的谗毁又能对我怎样呢！可见诗人是把立言当作不朽的事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在此时期他写下了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殷后乱天纪》、《丁都护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讥评时弊，同情人民的不朽诗篇。在他的创作历程上也是个转变，即现实性和批判精神是个新特点；他的政治抒情诗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从“妲己灭纣”到“遂掩太阳”为第四段，是此诗的深刻之所在。由“妲己灭纣”到“毒亦淫荒”都是讲的“女祸”。他先用了妲己、褒姒妖媚取宠，导致国亡身灭的史实说明“女祸”的危害，这是旧史观，但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又列举秦皇太后和吕后淫乱的例子，这是步步进逼，把矛盾直指杨贵妃了，同时更预言“女祸”的历史悲剧将要重演。因据史载，秦始皇的母亲在继吕不韦之后又同其臣下嫪毐私通；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氏也同臣下审食其有私。所以这不言而喻是在揭露杨贵妃与其臣下、养儿安禄山的淫乱丑闻。安禄山本胡人，善战，但更善钻营，他镇守边疆，经常弄虚作假，邀功请赏，累累加官为节度使。他又巴结京官，走高力士、杨贵妃的门路，在玄宗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故深得玄宗的宠信，又恬不知耻地向贵妃献媚，说什么，胡人只知有母，以母为大，故被贵妃收为养儿，遂出入宫掖，与贵妃淫乱。这丑闻在当时皆讳莫如深，今唯有李白敢“冒言之”，可见诗人的勇气是令人折服的。又传玄宗曾要给李白加官重用，连续三次为贵妃所阻。关于李白和杨贵妃的斗争，还有待史料的证实和补充，但可以肯定这是蔑视权贵、主张仁政同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斗争。李白对贵妃的揭露和批判是必要的是有进步意义的，决不是什么个人恩怨问题。因为有人以李白不屑于恩怨攻讦为由，从而认为这首雪谗诗是伪作。这等于说李白对贵妃的讥刺是个人恩怨，是不应当的。这种看法是不全面、不符事实的。因为李扬的矛盾和斗争如上所述是有代表性的，个人之间恩怨只是其具体表现而已。同时李白也不只抨击贵妃一人，对贵妃的抨击也不只这一首诗，更不限于个人间的瓜葛。如《古风·咸阳二三月》、《古风·殷后乱天纪》等都含有对杨贵妃的讥刺。不仅如此，作者的笔锋又指向唐玄宗，说他“昏”。“螮蝀”两句是借天象说人事，从字面上看是因为虹这股淫气使太阳发昏了，但也不难理解为正是万乘之尊的皇帝“作昏”，所以才有“女祸”之害。事实正是如此，玄宗的前期，励精图治，有“开元盛世”之称，可到后期则沉溺声色、荒于朝政，虽招贤纳士，如命李白为待诏翰林，但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多个弄臣而已，一旦犯龙颜则弃之不惜。相反，他亲小人，爱奉承，听谗言害忠良。如杨、高、安、李等人的得势与作乱都是他姑息养奸造成的。是他连连加封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的，又封杨贵妃的三个姊姊为国夫人，还肉麻地叫“姨”并给予“宠幸”。如此“作昏”，上行下效，乌烟障气，所以诗人以史为鉴指出：它将同历史上的“女祸”一样会弄到“天维荡覆”的地步。
最后一段的主要精神是通过雪谗向友人重申：虽怀才不遇但忠贞不变。“万乘”两句是作者的自慰，连万乘之尊的皇帝都发昏，何况一般人呢！当然这只能是意会，是作者对自己过去的沉迷的一种宽慰。而如今要立言不朽，谈古论今，洗冤雪谗，数说自己的怀才不遇和不变初衷的决心，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所以他首先说“辞殚意穷，心切理直”，即是真心实意的。反之，则可对天发誓，决不是妄谈臆说。更进一步，也是作者的感情到了高潮，所以不惜反复，说如有虚假，是鬼是神，都逃不过子野的耳朵和离娄的眼睛。最后两句是再次呼告：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