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是农村秋日黄昏的小景，前两句是具体描写村居，后两句是从村居以外来描写村居，意象非常丰富。农家的情况，见诸于诗的已经不计其数，很难写出新意来。这首诗采用远近交替的写法，重在对场景气象的渲染烘托，以大特写的手法，提供带有暗示性的画面，所以后来者居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诗前两句采用当句对，以便于把很广泛的题材浓缩成集中的平面。诗说水田环绕的人家，篱笆外种满了竹子，院落里的榆树钱已经落尽，槿花也都稀疏了。写出晚秋季节里斜阳照耀着的农舍，水竹清华，落木萧萧的景色，充满了和平静穆的气氛。诗仅写了村居外围，而村居本身即可由此想象，成功地避开了熟见的茅檐、白门、蓬窗、桑圃等词，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同样，诗没有写人，而通过环境，也可表现住在村居里的人的品藻趣味。
三、四句是传颂的名句。诗将薄暮景色作了高度浓缩。夕阳西下，照着原野，也照着上面所说的村居、水田，诗在这儿仅以“夕阳”二字，回照上文，增加前两句的形象。而在整个村野中，诗只捕捉住回村的老牛这一中心写，说牛背上没有牧童，牛儿在夕阳中不慌不忙地自己沿着归路，往村里走来；在牛背上，双双乌鸦伫立着，悠闲自在，仿佛是老牛正把它们带回村庄。整个画面没有一个人，虽然是写动，但节奏很缓慢，表现出大自然宁静和平的气氛，给人以恬淡温馨的享受，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读着这诗，很自然地令人想到《诗经》所写的“日既夕矣，羊牛下来”那幅原始的自然美的风光来。
全诗虽然写的是一组小景，由于诗人本身是个画家，所以很具有画意。诗所选的景物，都有典型性，描绘了村居的特征及季节的特点，用的都是深色调，与夕阳暮霭相统一。在写作手法上，前两句直接写静，后两句是动中显静，在同一画面上配合得很和谐。牛背上站着乌鸦的情况，钱钟书《宋诗选注》指出同时人诗中也有，如苏迈诗“叶随流水归何处，牛带寒鸦过别村”，贺铸诗“水牯负鸲鹆”。由于张舜民把这一景象与整诗所表现的境界融成一片，所以更为成功。
王士祯善于通过时差来造成意境的虚幻，也就是说，诗人善于将记忆中的景物同眼前的景物枚合起来，创造似真非真的效果。《江上望青山忆旧(选一》这首诗就运用了这一手法。
顺治末年，诗人初下扬州不久，两次经过仪征赴金陇，一次是在秋八月，另一次是在次年的春三月。这首诗写于第二次经过时。诗中把两次见到的景物对照起来描绘，一清晰，一朦胧，一萧瑟，一明丽，造成了特殊的艺术效果。青山，在这里是地名，山位于今江苏仪征西南，南临扬子江，因山色常青而得名。
“扬子秋残暮雨时，笛声雁影共迷离。”这两句写的是作者回忆第一次经过的景象。深秋暮雨的扬子江，雾色迷蒙，细雨潇潇，江岸上隐隐的青山，纷飞的黄叶，给入一片迷茫的感觉。天空中有一只依稀可见的孤雁，悄然地掠过，又没入了迷蒙的天边；岸边上传来隐隐的笛声，似在向谁诉说，又似独自孤吟。笛声雁影，织出一派迷蒙萧瑟的意境。“迷离”这个词具有多重的意味，从表层着，景象模糊不清，乐调传得不真，这是对景物实况的写照。透过一层看，这其间恐怕更有诗人初到时，对这一带景物的陌生之感。这是当时诗人心境的写照，这种心境在今天已觉惘然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迷离”者，忘言之意也。
“重来三月青山道，一片风帆万柳丝。”这两句写的是眼前的景象。阳春三月重来青山，面貌已是完全不同了，诗中只用了一句来描写春天的景色，表现力极强。显然这是个晴朗和明媚的日子，远远的一片白帆鼓足了春风，在平静的江面上自由地行驶，鹅黄的柳丝挂满了春堤，在阳光下轻轻摇摆。“一”和“万”，两个数词表现力何等丰富！远处一切都可以看得真切入微，与前面的“迷离”形成了鲜明对照。当然这幅春江图里也融进了诗人的心情。经过一年多的异地生活，诗人已消除了初到时的陌生感，他对扬子江渐生出许多的亲切和热爱，一景一物都成了自己的朋友，加上扬州任上的工作初见成效，这一切怎不让年青的诗人感到兴奋呢？
两幅景象写出了两种心贵时差和景差的对照，说到底是一种心灵的对照。当诗人用审美的眼光观照生活时，往日和眼前的一切，远处和近处的一切全放射出了诱人的光彩。
这首诗是作者在汴京观看元宵佳节的盛况时所作。诗人通过对中山孺子、郑女燕姬精彩演出场景的描述，为读者展现一幅元宵节月光下许多台杂剧争妍斗丽的画面，反映了汴京元夕戏剧演唱的热闹景况。
“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先从来自各地的伶人粉墨登场写起。先写北方的男性青年——“中山孺子”，这些挑选出来参加歌唱的男青年本来就已经标致，再穿上入时的新装，打扮起来，变得更加帅气。再写北方女子——“郑女燕姬”，这些参加演唱的女子当然也是挑选出来的美女，她们胜过众人，压倒全场。中山少男、郑燕少女都善演戏曲，说明当时杂剧传布的盛况。
开始这两句虽然旨在点明演唱的人员，但又并非是纯乎客观的介绍，诗中“倚新妆”、“独擅场”应是互文见义，“倚新妆”的“倚”字，“独擅场”的“独”字，都暗含着一种互相比赛，争妍斗艳之意，男女的情态得到了生动的表现，那种热烈、欢乐而又兴奋的场面，也凸现出来。这时虽然还没有写到他们的歌唱，但人们可以想见，这些英俊的男子、漂亮的女子的歌声，应该十分美妙。而少年男女争扮周宪王剧中人物，也使读者对当时剧界的风气颇有所领会。从侧面反映了汴京作为古时都会，在历受金元劫难之后，经明初的休养生息而恢复生机，重现繁华，其民俗风情，也通过这两句表露出来。
“齐唱宪王春乐府”作为全诗的中心，终于写到了歌唱，主要表现男女声齐唱时的情形。不过诗句中也并没有写到歌声如何，只点明歌唱的形式是“齐唱”，歌唱的内容是“宪王”的“春乐府”。
据《明史·诸王传》，宪王即朱有墩，世称周宪王。他能诗善画，谙晓音律，是明初影响较大的散曲、杂剧作家，剧作达三十一种，总名《诚斋乐府》，这里演唱的是他的乐府中的一种。地位这样显赫、成就又很高的人物的乐府，自然是十分美妙的了。用男女声“齐唱”的形式来演唱，不仅声音宏大，而且刚柔相济，雄浑中有清脆。“齐唱”二字，刻意渲染出元宵欢庆，万民同乐的情景，给人的感觉是舞台上伶人的演唱与舞台下观众的和唱一起进行，场面肯定是热闹之极。这里仍然只是暗示，没有正面去写歌声，但却使人有如闻其声的感觉。
“金梁桥外月如霜”不仅没有写到歌声，反而宕开笔端，写起了戏曲表演场地旁金梁桥外的夜景和天上的月色。“金梁桥”在汴京，从桥上望过去，那一轮明月正遥挂天际，洒下如霜的清光，给整个汴京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全城变得朦胧、幽邃，更加显示出动人的韵致。“月如霜”之清冷幽静，与前面所描绘的欢庆热闹情景似乎不相吻合，然而这一句实际上却是诗人的神来之笔，以淡墨衬浓彩，余韵宛转，余味曲包，深得唐人竹枝词之妙。此时，那男女齐唱“春乐府”的歌声，不仅响彻全城，而且在月光中也更加清亮，仿佛从地上直飘向月宫。
这一句，作者是以景衬声，在诉诸视觉的月色中，暗暗包含了诉诸听觉的歌声，这样一衬，歌声似乎显得“形象化”了，好像看得见，摸得着，更给人以清晰、深刻的印象。作者巧妙的安排，使得诗歌最后更加耐人含咀，神味隽永，情韵不匮。
《汴京元夕》寥寥四句，再现了汴京元宵之夜演出戏曲时演员擅场，众人齐唱的欢乐场面。流畅自然，清丽可喜，颇有唐竹枝民歌风味，为其集中七绝之佳作。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