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谁向道，流光一瞬。佳景闲无事衣褪。春归何处，又对飞花难问。旧欢都未遇，成新恨。
凭谁向道，流光一瞬。佳景闲无事衣褪。春归何处，又对飞花难问。旧欢都未遇，成新恨。
该曲共分三层，“想贞元朝士无多，满目江山，日月如梭”为第一层，化用唐刘禹锡诗句，感叹艺苑的英才已纷纷过世，入于《录鬼簿》中，江山依旧，岁月悠悠，令人无限伤感。开头就从一个“想”字说起，劈面而来，在让人感到突兀之余，也让人感到凝重，让人觉得这支曲子不是游戏之作，对《录鬼簿》的评价是严肃可信的。紧接着，推出了空间意象“满目江山”和时间意象“日月如梭”。缅怀古人的情思与时空意象的组合、交织，就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特定时空意义，表达了涵盖古今的人生感慨：江山长存，岁月无情，人生与之相比，真如白驹过隙，何其短暂。这两个意象的出现，使首句染上了更为苍凉的色调，令人低回不已。
紧接三句“上苑繁华，西湖富贵，总付高歌。麒麟冢衣冠坎坷，凤凰台人物蹉跎”为第二层，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繁华富贵的问题。在作者看来，人世沧桑，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而且与之相伴的也往往是“坎坷”和“蹉跎”，它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前代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连同他们的文治武功，都已经成了樵唱渔歌的材料，历史上的功臣名将到而今都已成了地下的一抔黄土。即是说生死富贵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对富贵的否定也就衬托了对《录鬼簿》的褒扬，肯定了这部为缅怀故人、为曲坛名公才人立传的著作是万古不朽的，他的价值是超越千古的。
最后四句“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纸上清名，万古难磨”为第三层，作者亮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作者认为人生价值体现于文学事业之中，把文学事业提到了超乎生死、跨越时空的高度。重视文学事业，这是中国典型的文人意识，但这种观点并未越出儒家将“立言”与“立德”、“立功”并提的传统功利观念的框框。作者则不然，他此曲为《录鬼簿》题词，缅怀的是被正统文人鄙视的艺人才士，肯定的是被摒于正统文学之外的通俗文学，张扬的是具有反传统意义的人生价值观。蔑视“已死之鬼”，赞颂“不死之鬼”，这就是本文作者与《录鬼簿》作者共同的价值判断。
孟郊四十六岁那年进士及第，他自以为从此可以别开生面、风云际会、龙腾虎跃一番了。满心按捺不住得意欣喜之情，便化成了这首别具一格的小诗。这首诗因为给后人留下了“春风得意”与“走马观花”两个成语而更为人们熟知。
诗人两次落第，这次竟然高中，就仿佛一下子从苦海中超度出来，登上了欢乐的顶峰。所以，诗一开头就直接倾泻心中的狂喜，说以往那种生活上的困顿和思想上的不安再也不值得一提了，此时金榜题名，终于扬眉吐气，自由自在，真是说不尽的畅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诗人得意洋洋，心花怒放，便迎着春风策马奔驰于鲜花烂漫的长安道卜，人逢喜事精神爽，此时的诗人神采飞扬，不但感到春风骀荡，天宇高远，大道平阔，就连自己的骏马也四蹄生风了。偌大一座长安城，春花无数，却被他一日看尽，真是“放荡”无比!诗人情与景会，意到笔成，不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自己高中之后的得意之态，还酣畅淋漓地抒发了得意之情，明朗畅达而又别有情韵。因而，这两句诗成为人们喜爱的千古名句，并派生出“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
按唐制，进士考试在秋季举行，发榜则在下一年春天。这时候的长安，正春风轻拂，百花盛开。城东南的曲江、杏园一带春意更浓，新进士在这里宴集同年，“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唐摭言》卷三）。新进士们“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赵嘏《今年新先辈以遏密之际每有宴集必资清谈书此奉贺》）。可知所写春风骀荡、马上看花是实际情形。但诗人并不留连于客观的景物描写，而是突出了自我感觉上的“放荡”，情不自禁吐出“得意”二字，还要“一日看尽长安花”。在车马拥挤、游人争观的长安道上，不可能容得他策马疾驰，偌大一个长安，无数春花，“一日”是不能“看尽”的。然而诗人尽可自认为当日的马蹄格外轻疾，也尽不妨说一日之间已把“长安花”“看尽”。而此处的“长安花”不仅仅是指春天的百花，又指长安的女子，考中进士后，那些达官显贵、千金小姐倾城而出去看进士们游街，由此亦可看出孟郊此时的激动与自豪，写出了真情实感。同时诗句还具有象征意味：“春风”，既是自然界的春风，也是皇恩的象征。所谓“得意”，既指心情上称心如意，也指进士及第之事。诗句的思想艺术容量较大，明朗畅达而又别有情韵，因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成为后人喜爱的名句。
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