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佛教禅宗,与人谈玄论禅,常用比喻,以启发人的妙悟。如禅宗北宗神秀所作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禅宗南宗的慧能所作的偈语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二人都是用比喻来说明禅理。李白此诗深受禅宗影响,他与朝美论禅,也是用比喻的手法。
诗中前六句,把人生比成是渺溟无际的欲海,将贪、瞋、痴等人的恶欲比做是溟海中兴风作浪,吞舟食人的“长鲸”。人在欲海中航行,一不小心就会被嗜欲的“洪波”所汨没,为贪欲、瞋欲和痴欲的鲸鱼所吞食。而僧人朝美这个“水客”却能在烦恼海中凌波航行,不但没有被欲海的洪波淹没,也没有被恶欲的长鲸吃掉。他不但没有死,反而在大海中探得“明月珠”,获宝而归。就是说,他不但没有被烦恼海中象征恶欲的长鲸吞灭,被洪波汨没,迷失本性,反而翻然妙悟,突然明白了深奥的佛理,探得了象征禅悟的明月之珠。
在佛经中,常把至深的佛理比成是明月、明珠,以喻佛理的智慧光明,而把贪、瞋、痴三种烦恼称作“三毒”,视为人的愚殊和黑暗。因为这颗象征着佛性光明的“明月珠”,是从欲海之中与象征愚昧和黑暗的“长鲸”搏斗经过生死大劫得来的,所以弥加珍贵,故诗中说它“高价倾宇宙”,因为它是驱除人心灵黑暗、愚昧的灵光,故诗中说它“馀辉照江湖”。
诗中进一步描写:朝美虽然在修禅的过程中悟得了妙道,明性见佛,但他却不骄傲自满,向人炫耀,而是深藏若虚,大道似无:“苞卷金缕褐,萧然若空无。”即说朝美将明月珠用衣服包裹起来,不欲向人炫耀,好像他根本什么也没有似的。就是俗话所说的“良贾善藏”和“大智若愚”。
对于能否识别朝美怀中的“明月珠”来说,诗人李白就是朝美的一个知音。“谁人识此宝,窃笑有狂夫。”狂夫是诗人自指。李白曾在诗中多次以狂夫、狂人自指。如在《庐山谣》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又在《醉中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搥碎黄鹤楼》中说“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窃笑”二字用得极好。人皆不识,而我能独识,故而会心而笑;你装得若无其事,还是被我识破了,故而暗中窃笑。 “窃笑”二字表现出了李白与朝美亲密无间的关系和深切的友谊,表达出了二人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意。朝美胸中的禅学境界,在别人尚看不出的时候,李白却早已会心知意,在友好地微笑颔首了。此也表明李白对佛学的造诣之高。
诗的最后说:“了心何言说,各勉黄金躯。”“了心”,是对禅心佛意已瞭然心中的意思。《楞严经》上说:“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成所明了心,实在身内。”佛教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只是有的人心为痴迷所惑,失却本性。如果除却痴迷,即可明心见性。《坛经》中说,“菩提般若之知(即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遇悟即成智。”如今朝美已经大彻大悟,明了其本性,即已自见佛性,就如同已获得了明月一般明亮的明珠一样。“黄金躯”本指佛,《后汉书》上说:“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此喻指二人。 此二句是说,你我既然对佛学的妙理要道都已了然于心,因此就无须再言说了.各自努力修道成佛吧!因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修道成佛,故有此说。这一诗句也表明李白对自己的佛学修养自视甚高,非常自信。
李白这首与僧人谈玄论禅的诗,写得很高明。他将很难用言语说明的佛理,用美妙的比喻来说明。不但写得禅意深远,深得妙理,而且还写得玲珑透彻,馀味不尽,启人深思,一点也不枯燥。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李白此诗,可谓是深得禅道妙悟之旨了。
这是一首题画诗。此诗首、颔联写画中山水,尺幅有万里之势;颈联写暮景,回应“苍然”;尾联写作诗,谓画中景非笔墨所能传出,既极赞画之神妙,又自惭诗之拙。此诗具体起笔突兀,通体气势雄浑,很有杜意。
起笔两句,使画中山水呼之欲出,跃然纸上。尤妙在以“满眼”强调水之浩浩荡荡,用“何郡”把对“苍然”的赞叹隐在一片疑问之中。起笔十字,独造其妙,意境全出。
三、四句“向来万里意,今在一窗间”承接上二句意脉,作一小结:万里的山水,万里的意境,竟被作者凝固在尺幅画间,仍将掩饰不住的赞叹溢于诗表,不同的是前之赞叹是对山水而发,此之赞叹是对画的意境而发。
及至第五、六句“众木俱含晚,孤云遂不还”,其物与心之互相感发的关系,至此已脱颖而出。
末两句作一种总结式的感叹,“此中有佳句,吟断不相关。”颇有“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之风,同时也是对深一层意境之引发。全诗到此戛然而止,只觉余韵袅袅,又都在不言之中,真所谓“尽而不尽”。
全诗写景兼抒情,通篇未用一典,却于简谈中见新奇。古人认为“天下事有意为之,辄不能尽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间,诗尤然”,简斋此诗,可证此论。全诗自然至极,淡泊至板。然而这淡泊却是“豪华落尽见真淳”之淡,是“淡极始知花更艳”之淡。绝非索然寡味,深远就寓在这淡泊之中。无限的绚烂,也融于淡泊之中,真乃淡而有致,淡而有味。
此诗对朝廷权贵扼杀人才深表痛疾不平,对他们遭贬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并表达了柳宗元与他们之间相互慰藉、坚贞不屈的知己友情。
首四句,为吴武陵这样横遭贬谪的人才而愤激不平。诗意是说,太平世道当然会轻视人才,把他们弃置在边荒的潇湘之边,正如敲石所击出的小小火花,在阳光普照之下毫无用处一样。这是柳宗元满腔愤怒而发出的控诉和辛辣讥讽。在权贵们看来,当时世道太平,阳光普照,根本用不着革新多事,有所作为,这是权贵打击摧残才士的无耻借口。他们竭力掩盖国事的矛盾、弊端和危机,仇视改革,排斥新秀,只知一味地谄谀奉承,沉湎享乐而不以为耻,其腐朽黑暗可想而知,根本没有太平盛世可言,当然也没有阳光普照。其实是权贵们害怕杰出人才参与朝政,有所作为,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所以对那些显露出才华而又不肯屈从的人才,横加指责和挑剔,一开始就进行无情的扼杀和摧残。这四句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反语讥讽,“理”实为乱,“阳光”实为黑暗。其次是隐喻,前二句与后二句构成比喻关系,但没有使用比喻词。
中间八句是对那些坚贞不屈而遭贬的人才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诗人将他们比作一群“铩羽”的乌鸦,在寒冷的秋天中饱受风寒的迫害。它们无法逃避是因为乌鸦停集在枯干上,没有遮蔽和凭靠。这里,“穷秋”象征恶劣的时局,“风寒”比喻无情的迫害,而“枯干”比喻才士们没有坚固的政治基础。因为这种情况牵涉到柳宗元自己被迫害的原因,所以这儿只好隐晦一些,用象征手法来表现。可以参看柳宗元的《感遇二首》。同时,由于这些才士能坚持君子的品德,不为所屈,遭受的打击就更为无情,处境悲惨,忧愁日深。
最后四句,表达了柳宗元与这些遭贬才士饮酒赋诗,聊以自慰以及所结下的深厚知己之情。为了发泄悲愤,排遣苦闷,遭贬的才士只能以酒消愁,以诗抒怀。放声高歌,权贵们是不会听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欣赏理解。吴武陵北归之后,柳宗元感到少了一个知音,深表惋惜。
这首诗题目是“官街鼓”,主旨却在惊痛时光的流逝。时间,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是诗人刻画了官街鼓的鼓声这一艺术形象,把无形变成了有形,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使读者感触到了时光这一无限存在的事物。官街鼓是时间的象征,那贯穿始终的鼓点,正像是时光永不留驻的脚步声。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离奇的画面:宏观宇宙,日月跳丸,循环不已;画外传来咚咚不绝的鼓声。这样的描述,既夸张,又富于奇特的想象。一、二句描述鼓声,展示了日月不停运转的惊人图景;三、四句转入人间图景的描绘:宫墙内,春天的柳枝刚由枯转荣,吐出鹅黄的嫩芽,宫中却传出美人死去的消息。这样,官街鼓给读者的印象就十分惊心动魄了。它正是“月寒日暖煎人寿”的“飞光”的形象的体现。第五、六句用对比手法再写鼓声:千年人事灰飞烟灭,就像是被鼓点“磓碎”,而“日长白”——宇宙却永恒存在。可秦皇汉武再也听不到鼓声了,与永恒的时光比较,他们的生命十分短促可悲。这里专提“孝武(即汉武帝)秦皇”,是因为这两位皇帝都曾追求长生,然而他们未遂心愿,不免在鼓声中消灭。值得玩味的是,官街鼓乃唐制,本不关秦汉,“孝武秦皇”当然“听不得”,而诗中却把鼓声写成自古已有,而且永不消逝,秦皇汉武一度听过,只是诗人不能再听。可见诗人的用心,并非在讴咏官街鼓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艺术形象所象征的事物——那永恒的时光、不停的逝去。七、八两句分咏人生和官街鼓,再一次对比:尽管人“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日趋衰老;然而官街鼓永远不老,只有它“独共南山守中国”。这两句因省略较多,曾引起纷歧的解说。但仔细玩味,它们是分咏两个对立面。“君”字是泛指世人,可以包含“孝武秦皇”,却不一定是专指二帝。通过两次对比,进一步突出了人生有限与时间无限的矛盾的不可克服。诗写到这里,意思似乎已表达得淋漓尽致了。但诗人并没有就此搁笔,最后两句突发异想:天上的神仙也不免一死,不死的只有官街鼓。它的鼓声与漏声相继不断万古长存。这里仍用对比,却不再用人生与鼓声比,而以神仙与鼓声比:天上神仙已死去几回而隆隆鼓声却始终如一,连世人希羡的神仙寿命与鼓声比较也是这样短促可悲,那么人生的短促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样,一篇之中总共包含三层意思。最后神仙难逃一死的想象不但翻空出奇,而且闪烁着诗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深沉慨叹和真知灼见。
《官街鼓》反复地、淋漓尽致地刻画和渲染生命有限、时光无限的矛盾,有人认为意在批判神仙之说。这种评价是很局限的。从诗人李贺生平及其全部诗歌看,他慨叹人生短促、时光易逝,其中应含有“志士惜日短”的成分。他怀才不遇,眼看生命虚掷,对此特别敏感,特别痛心。此诗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通过异常活跃的想象,对抽象的时间和报时的鼓点发生联想,巧妙地创造出“官街鼓”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赋无形以有形,化无声为有声,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的形象,让读者通过形象的画面,在强烈的审美活动中深深体味到诗人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