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树古藤无了日，随风乱叶岂由身。
闲来景物吟方到，静处工夫识始真。
想得大槐宫里梦，日高犹有未醒人。
缠树古藤无了日，随风乱叶岂由身。
闲来景物吟方到，静处工夫识始真。
想得大槐宫里梦，日高犹有未醒人。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这首诗的前两句勾勒了一幅阴暗凄惨的画面：白下刮出的恶风卷来泼墨乌云，盖没了所有的生机勃勃的树林，惨淡愁雾遮天蔽日，各种花草尽被摧残。这里通过具体形象，艺术地概括了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悲惨、文坛凄凉，革命者被害的社会面貌。诗句写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风生白下”，即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一、二句正是对国民政府推行反共政策，实行镇压革命、扼杀文学运动的抨击。鲁迅用“白下”一词寓意深刻，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既指明了地点，又暗示了国民政府政权的统治；同时由于它名字的古老和地理位置的特点，又影射了“风”的阴森和肃杀。
后两句峰回意转，热情地希望和请求画师匠心独运，用新颖的构思、鲜艳的色采去描绘生机勃勃的春天山林。诗句强调“只研朱墨”一种颜料来绘画，就是要求画家画出一片红的“春山”。诗中“愿乞”两字，更突出体现了诗人要求表现共产党根据地的迫切心情；诗中强调描绘根据地要有“新意匠”，又表现了诗人对革命根据地的景仰和热情歌颂。
全诗紧扣一个”画”字，以强烈的对比手法，描绘出黑暗现实与革命理想的两幅画面。从而，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感情与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一、二两句，内容上是并列关系，句式上是对偶句。作者以黑暗的“千林”与凋残的“百卉”，逼真地描绘出旧中国的黑暗面。一个“生”字，点风的来源，一个“塞”字，状雾的广布，一个“暗”字，一个“殚”字，状写了阴森恐怖的程度。三、四两句，内容上是起承关系，句式上是非对偶的散句。作者在上两句现实描写的基础上，将笔锋陡转，别开生面，以“新意”引出“春山”，形象地展现出革命理想的崭新画面。一个“新”字，寓意深刻，感情诚挚，一个“只”字，十分肯定，力重千钧。这里，体现了作者“乞”的虔诚，“新”的瞻望，“只”的肯定，“作”的热情。
此诗炼字、炼句卓有功力，首二句“千林暗”、“百卉殚”，画面鲜明，“风”与“雾”，比喻形象； “生”与“塞”，抓住关键，深中肯綮。后二句“愿乞”与“只研”，虽为规谏之语，纡徐婉转，但表现了作者热切的心情与诚挚的愿望。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眼前市井众生的观感，但诗中绝没有那种慧眼看世界的达观，而更像是晨起（或者干脆一夜没睡）后对眼前劳碌营生所发的牢骚。
在这首诗中，诗人李贺看似没有出场，字里行间却都渗透着李贺的影子——他观望着为生计奔波忙碌的人们：“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看到这种景象，得道的隐者高上可能会淡淡一笑，矢志“独善、兼济”的人志士可能会激起建功立业、济助苍生的冲动，结营的市侩小人可能会盘算着应该如何去谋得个人名利，引车耕田的俗众可能会迫切地希望加入其中，开始他们的市井人生。唯有李贺站在人群的边缘，没有哪个人群是他真正的归属，他只是个观塑者。眼前的每一扇门似乎都向他敌开着，他都想推开看一看，但是每个房间都没有他的位置。他俨然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闹市对他来说无异空巷。
然而他没有退路。严君平与韩伯休那样的高士早已经远逝了。严君平以出世之心投入市井人生，承担了众生的”"人生导师”角色。康伯休以“高尚道德化身”的角色于市井，为避名而归隐，名声反而更噪。李贺不能效法严君平与康伯休中的任何一个。他想从平凡的市井人生中抽身出来，但他又不得不为了简单而严酷的生存不情愿地加入这个灰色的市井；他总在幻想着求取功名，但是功名却迟迟不肯光顾他，更谈不到像康伯休那样避名了。
此诗首字“至”字在诗中反复出现八次，故题名“八至”。从内容上说，全诗四句，说的都是浅显而至真的道理，具有深刻的辩证法，富有哲理意味。从结构上说，作者设置了层云叠嶂，前三句只是个过场，主要是为了引出最后一句“至亲至疏夫妻”，专在针砭世情，极为冷峻。
首句“至近至远东西”，写的是一个浅显而至真的道理。东、西是两个相对的方位，地球上除南北极，任何地点都具有这两个方向。两个物体如果不是南北走向就必然有东西区别。所以“东西”说近就近，可以间隔为零，“至近”之谓也。如果东西向的两个物体方向相反，甚至无穷远，仍不外乎一东一西，可见“东西”说远也远，乃至“至远”。这“至近至远”统一于“东西”，是常识，却具有深刻的辩证法。
“至深至浅清溪”，清溪不比江河湖海，一目了然能看到水底，“浅”是实情，是其所以为溪的特征之一。然而，它又有“深”的假象，特别是水流缓慢近于清池的溪流，可以倒映云鸟、涵泳星月，形成上下天光，令人莫测浅深，因此也可以说是深的。如果说前一句讲的是事物的远近相对性道理，这一句所说的就是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统一，属于辩证法的不同范畴。同时这一句在道理上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世态人情。总此两句对全诗结穴的末句都具有兴的意味。
“至高至明日月”，因为旁观者清，站得高望得自然就远看得自然明朗。日月高不可测；遥不可及，这个道理很浅显。这第三句，也许是最肤浅的。“高”是取决于天体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而太阳与月亮本不一样。“明”指天体发光的强度，月亮借太阳的光，二者更不一样。但是日月同光是人们的感觉，日月并举是向有的惯例，以此入诗，也无可挑剔。这个随口吟出的句子，在全诗的结构上还有其妙处。警句太多容易使读者因理解而费劲，不见得就好。而警句之间穿插一个平凡的句子，恰有松弛心力，以便再度使之集中的调节功能，能为全诗生色。诗人作此句，应当是意在引出下句。
前三句虽属三个范畴，而它们偏于物理的辩证法，唯有末句专指人情言之，是全诗结穴所在——“至亲至疏夫妻”。因为夫妻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在一起就是一个人，分开则形同陌路，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有之。当代某些学者试图以人的空间需求来划分亲疏关系。而“夫妻关系”是属于“密切空间”的，特别是谈情说爱之际。从肉体和利益关系看，夫妻是世界上相互距离最近的，因此的确是“至亲”莫若夫妻。然而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复杂的，伉俪情深固然有之，貌合神离而同床异梦者也大有人在。夫妻间也有隐私，也有冲突，也有反目成仇的案例，正所谓“爱有多深，恨有多深”，不相爱的夫妻的心理距离又是最难以弥合的，因此为“至疏”。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夫为妻纲，男女不平等的地位造成了夫妻不和谐的关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女子的命运往往悲苦。这些都是所谓“至疏”的社会根源。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妙在饶有哲理和兴义，则末句之妙，专在针砭世情，极为冷峻。
这首诗和一般讲究起承转合的诗不同，这诗语言淡致，和唐代诗僧王梵志的诗一样平白如话，但平中见奇绝。
诗的前三句是个过场，其存在是为了衬托最后一句。层云叠嶂，前三句过后，才显出最后一句峰峦。“至亲至疏夫妻”这话满是饱经人事的感觉，比一般的情诗情词要深刻得多，可算是情爱中的至理名言。夫妻间可以誓同生死，也可以不共戴天。这当中爱恨微妙，感慨良多，寻常年轻小姑娘想说也说不出来，必得要曾经沧海，才能指点归帆。 或许正是看透了这些，李冶才宁愿放纵情怀。因此，即使隔了千年，也依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