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诗人旅途中夜宿七盘岭上的情景，抒发惆怅不寐的愁绪。全诗抓住凌晨时分的自然环境的特点，巧加刻画，充分表达了诗人被远流他乡的哀苦心情。这首诗是初唐五律的名篇，表现出诗人有较高的艺术才能，巧于构思，善于描写，工于骈偶，精于声律。
这首五律首联破题，说自己将作远游，此刻夜宿七盘岭。“独游”显出无限失意的情绪，而“高卧”则不仅点出住宿高山，更有谢安“高卧东山”的意味，表示将“独游”聊作隐游，进一步点出失意的境遇。
次联即写夜宿所见的远景，生动地表现出“高卧”的情趣，月亮仿佛就在窗前，银河好像要流进房门那样低。三联是写夜宿的节物观感，纤巧地抒发了“独游”的愁思。这里，诗人望着浓绿的银杏树，听见悲啼的杜鹃声，春夜独宿异乡的愁思和惆怅，油然弥漫。
末联承“子规啼”，写自己正浸沉在杜鹃悲啼声中，鸡叫了，快要上路了，这七盘岭上不寐的一夜，更加引起对关中故乡的不胜依恋。“浮客”即游子，诗人自指。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说：“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靡靡即长路，戚戚抱遥悲。”此化用其意。“空留听”是指杜鹃催归，而自己不能归去。过“褒城”便是入蜀境，虽在七盘岭还可闻见褒城鸡鸣，但诗人已经入蜀远别关中了。
这首诗是初唐五律的名篇，格律已臻严密，但尚留发展痕迹。通首对仗，力求工巧，有齐梁余风。诗人抓住夜宿七盘岭这一题材的特点，巧妙地在“独游”、“高卧”上做文章。首联点出“独游”、“高卧”；中间两联即写“高卧”、“独游”的情趣和愁思，写景象显出“高卧”，写节物衬托“独游”；末联以“浮客”应“独游”，以“褒城”应“高卧”作结。结构完整，针迹细密。同时，它通篇对仗，铿锵协律，而文气流畅，写景抒怀，富有情趣和意境。胡应麟评价这首诗“气象冠裳，句格鸿丽”，的确是有识之言。在初唐宫廷诗坛上，沈佺期是以工诗著名的，张说曾夸奖他说：“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见刘餗《隋唐嘉话》）这未免过奖，但也可说明，沈诗确有较高的艺术技巧。这首诗也可作一例。
这首词寄托了深刻的离愁和相思，表现了梦幻与现实的矛盾。全词以一种相思者的口气说来，由不能相会说起，至遥望，至梦忆，至对灯秉笔，终至传书无由。通过一段连贯的类似独白的叙述，用“望”、“梦”、“写书”等几个发人想象的细节，把一个陷入情网者的复杂心理和痴顽情态表现得曲折尽致。
词的上片，写相思者想见对方而又不得见，望不见，只好梦中相会的情景。首句开门见山，交代出“江水”、“烟树”等重重阻隔，在一片迷蒙浩渺的艺术境界中，反映出主人公对远方亲人的怀念。她极目瞭望，茫无所见：“江水”、“烟树”、“江东路”等客观自然意象，揭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隔”字把遥望一片浩渺江水、迷蒙远树时的失望惆怅的心境呈现出来。“望不见江东路”是这种惆怅情思的继续。接着，作者把特定的强烈感情深化，把满腔的幽怨化为深沉的情思：“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东、江阑住。”梦，是遂愿的手段，现实生活中无从获得的东西，就企望在梦中得到。“思量”，是主人公遥望中沉思获得了顿悟：“只有梦来去”，这是一种复杂的情绪，雾霭迷蒙的客观美的衬托下，这种仿佛、模糊的潜意识，渴望离别重逢，只有梦中才能自由地来去：“更不东江阑住”，从“江水西头隔烟树”到“不东江阑住”是一个回合，似乎可以冲破时空，跨越浩浩的大江，实现自己的愿望，飞到思念中的亲人身边。但这个“梦”还没有做，只是“思量”，即打算做。
下片通过灯前写信的细节，进一步细腻精微地表达主人公感情的发展。梦中相会终是空虚的，她要谋求实的交流与联系。“灯前写了书无数”，以倾诉对远方亲人的怀念深情，但“算没个、人传与”一念中，又使她陷入失望的深渊。“直饶寻得雁分付”，词中的主人公想到所写的信无人传递，一转念间，鸿雁传书又燃烧起她的希望；然而又一想，纵然“寻得”传书的飞雁，“又还是秋将暮”，雁要南飞了，因此连托雁传书的愿望也难达到。由此可知，她写的信是要传送到北方去。灯下写信这一感情细腻的刻画，把女主人公的直觉、情绪、思想、梦境、幻境等全部精神活动，“写了书”又“没人传”，“寻得雁”又“秋将暮”那回环曲折的描摹过程中庸“算”、“直绕、还是”等表现心声的口语化语言，把一个至情女子的婉曲心理刻画得细致感人，魅力无穷。
此词以纯真朴实的笔调书写相思之情，全词明朗率真、情真意切，确乎具有民间词的意味，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全词淡雅中见清新，朴素中见真情，通过多种意境淋漓尽致地抒写了离情。
李煜热爱书法艺术，不仅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素养深厚，鉴赏能力颇高。这篇就王羲之书法而作的评述，就受到后人的认肯与称引。如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均有收录。《全唐文》卷一二八所收此文，止于“无蕴藉态度”，缺少以下35字，遂不能明其写作时间与缘由。此据《兰亭考》卷五所载而录。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到唐代，太宗李世民尤好其字，四处搜访，煞费心思，重金收购，不惜代价。在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他亲自为王羲之的传记写“传论”，说是“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王羲之至唐代而名声极盛，被尊为“书圣”，就与李世民的推崇不无关系。据说李世民最爱《兰亭集序》，生前日日摩挲，死时又携入地下，致使《兰亭集序》的真迹后人不见，传讲纷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好在李世民生前因珍爱《兰亭集序》而曾经刻石立碑，制成拓本以赐亲近，当时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也多有摹写，于是而有刻本与摹本传于后世。虽然不及真迹，到底也可一窥神貌。李煜的这篇书评就见于太宗赐予弟弟韩王李元嘉的拓本《兰亭集序》上的题跋。
李煜对王羲之的推尊，完全承袭了李世民的看法，不仅是古今无以超越的唯此一人，而且视之为诸家书法艺术的渊源。他历数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优劣，以为优皆出于王羲之，而劣处只是不及耳。这里所列举的“韵”“力”“意”“清”“筋”“骨”“肉”“气”“法”九字，都是就书迹的整体风貌而论，加以对比，有力地支持了开篇即言的“各得右军之一体”的观点。最后举出的王献之具有总结性，说他虽然总有诸人之长而无其短，却心情不及其父的平和，态度不及其父的雍容，风仪不及其父的清雅，涵养不及其父之深厚，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失于惊急”。因此，李煜虽然没有具体地评说王羲之的书法，而王羲之书法之“尽善尽美”，王羲之书法之不可企及，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煜的评论，关注其精神，而不在意其点画，重神而轻形，这正是中国艺术评论的特点。书法如此，诗词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种评论方法因为过于感性，又过于抽象，有时不容易描绘其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揣摩，细心地观察，慢慢地体会，也能通过这样的启示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感观，而得其风神韵味。虽然难以言传，却别有一种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