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徐惠的《长门怨》是一首五言律诗，是为班婕妤这位贤妃秋风团扇的悲苦命运鸣不平的作品。作者细致入微的描述了班婕妤被成帝冷落遗弃后的心理状态，抒发了主人公被弃后无法言说的怨愤之情，这也是封建时代后宫女性对自身被动命运的无奈慨叹。
绵密的典故和意象是徐惠诗作的特点之一。以此诗为例，首句中的“柏梁台”是指代汉武帝抛弃陈阿娇一事，表明女主人公已经落得陈阿娇一般的下场。“昭阳殿”则是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宫殿，这里指代新宠之人的居所。此句中“旧爱”和“新宠”的强烈对比，充满了哀怨。接下来的一句则巧用班婕妤辞辇的典故和她《怨分行》里的团扇意象，写出了女主人公德行高洁却秋绢见弃的悲剧命运。徐惠身为妃嫔，深知当年汉成帝宠爱班氏，邀其同坐一辇之上，是何等地荣耀，而其以“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之言推辞和劝谏，又是何等贤明。正因如此，班婕妤最后“含情泣团扇”的结局，才更加令人扼腕叹息。
题为《长门怨》的诗分一般都是失宠后妃忧伤悲痛的心灵写照，但徐惠则不然。她诗中的女性，不同于以往被动望幸的嫔妃宫人，而是有思想，有感情，要求独立个性和平等人格的女性。她的《长门怨》充满了人的尊严，既“怨”也“怒”。她敢于用“一朝分舞荣，夙昔诗书贱”，大胆的表达自己对皇帝的不满。而一旦失去感情，她有深深的绝望，“颓恩诚已矣，覆水难重荐”一句，写得斩钉截铁，以一种“决绝”态度表达了自己的自尊和傲骨。
徐惠的诗与她的思想是相合的，她看中的是感情。班婕妤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她自己心灵的写照？在她眼里，太宗不是至高无上的君王，更是和自己在感情上处于平等地位的丈夫。她在《长门怨》中表达的愤怒和幽怨，正是基于对感情的失望而产生的反抗情绪。虽然这种反抗意识还很模糊，并且她最终以“不医而卒”为唐太宗作了殉葬，但这种平等的观念和有意识的反抗，在以往的宫怨诗里是从没有过的，这昭示了宫廷题材诗作新变的方向。而徐惠不凡的才华，思想和政治见解，对当时和以后的女性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格律上看，此诗的修辞手法对偶运用得尤其突出。如“旧爱”对“新宠”、“柏梁台”对“昭阳殿”、“守分”对“含情”、“芳辇”对“团扇”，“一朝”对“夙昔”，“分舞荣”对“诗书贱”，“已矣”对“重荐”等，且全诗声韵和谐。这表明徐惠创作中偶对和律化意识的自觉，也体现了初唐宫廷诗的典型特征。
首句“游人五陵去”“游人”，强调其浪游者的身份。“五陵”本为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都在长安，诗中用作长安的代称。京华之地，是游侠云集之处。“宝剑值千金”，惜别赠别乃知之所为这句诗本为曹植《名都篇》诗句，这里信手拈来，不仅强调宝剑本身的价值，而且有身无长物的意味。这样的赠品，将是无比珍贵，不可等闲视之。诗中写赠剑，有一个谁赠谁受的问题。从诗题看，本可顺理成章地理解为作者送朱大以剑。而从“宝剑”句紧接“游人”言之，似乎还可理解为朱大临行对作者留赠以剑。在送别时，虽然只能发生其中一种情况；但入诗时，诗人的著意唯在赠剑事本身，似乎已不太注重表明孰失孰得。这反而耐人寻想。
千金之剑，分手脱赠，大有疏财重义的慷慨之风。不禁令人联想到一个著名的故事，那便是“延陵许剑”。《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受封延陵的吴国公子“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季札挂剑，其节义之心固然可敬，但毕竟已成一种遗憾。“分手脱相赠”，痛快淋漓。最后的“平生一片心”，语浅情深，似是赠剑时的赠言，又似赠剑本身的含义——即不赠言的赠言。只说“一片心”而不说一片什么心，妙在含浑。却更能激发人海阔天空的联想。那或是一片仗义之心，或是一片报国热情。总而言之，它表现了双方平素的仗义相期，令人咀嚼，转觉其味深长。浩然性格中也有豪放的一面。唐人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称他“救患释纷，以立义表”，“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新唐书·文艺传》谓其“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那么，这首小诗所表现的慷慨激昂，也就不是偶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