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眉轻扫，杏腮微拂，依前双靥。盛睡里、起来寻觅，却眼前不见。
柳眉轻扫，杏腮微拂，依前双靥。盛睡里、起来寻觅，却眼前不见。
此诗开头两句，写一道清澈的溪流，穿过桃李涵丛；而溪水边荡漾的水草和被水滋润的白芷，安逸而柔静。古代习俗，三月上巳桃涵水下时，王公以下，携眷聚于水畔洗濯，驱除不祥。这里表现的就是这个习俗，展现的是春天的力量。
三四两句，写溪流边的几户人家，落在流水里的桃李涵，又是柔美宁静的意象，表现出浓厚的早春气息，有很强的画面感。
五六两句又转换为力量和青春的意象。古代秋千是在清明、寒食节前后才有所见，而且仅仅局限于豪门贵族家的红男绿女游戏之用。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寒食之时，造大麦粥，人们常以斗鸡、蹴鞠、打秋千为娱乐。这两句在前四句写清溪桃李的背景上又添几笔不时飞上高空的秋千与皮球，使整幅画面更加充溢这清新灵动的青春活力。尤其是“过”“出”二字用得好，分别写出了少年男女游玩时的热烈气氛，使人感受到年轻人沉湎于游乐中的景象，透露出无限的羡慕之情。
最后两句意谓青春年少的人，应该每天都有开心游玩的心态，无忧无虑，不用等到清明和上巳两个节日才出去游玩，含有及时行乐的意味。
在《寒食城东即事》中，作者表达了“及时行乐”的思想，人的青春，甚至生命，都很短暂。诗人认为，如果想要在短暂的时光中去建功立业、修身齐家、做学问，终究都不牢固实在，只有抓紧时间享受快乐才是真实的。全诗描绘出美丽的早春景象，交错着青春朝气的蓬勃力量和家常安宁的闲适气息，充分体现了王维诗“诗中有画”的特色。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二月的江南花开满枝头，在他乡过寒食节足够悲哀了。
寒食节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当春二月。由于江南气候温暖，二月已经花满枝头。诗的首句描写物候，兼点时令。一个“满”字传达出江南之春给人繁花竞丽的感觉。这样触景生情，颇觉自然。与这种良辰美景相匹配的应该是赏心乐事，第二句却出人意外的写出了“堪悲”。作者是关西人，远游江南，独在他乡，身为异客；寒食佳节，倍思亲人，不由悲从中来。加之，这里的“寒食”，还暗含少食、无食的意味，一语双关，因此他乡“寒食”也就更可悲了。
诗中常常以哀景写哀情，即陪衬的艺术手法。而此诗在写“他乡寒食远堪悲”前却描绘出“二月江南花满枝”的美丽景色，在悲苦的境遇中面对繁花似锦的景色，便于常情不同，正是“花近高楼伤客心”，乐景只能倍增其哀。恰当运用反衬的艺术手法，表情也更有力量。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贫困的生活平常也是不生火做饭的，不仅仅是明天才吃子推这样的冷食。
此诗借咏「寒食」写寒士的辛酸，却并不在「贫」字上大作文章。试看晚唐张友正《寒食日献郡守》：「入门堪笑复堪怜，三径苔荒一钓船。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就其从寒食断火逗起贫居无烟、借题发挥而言，艺术构思显有因袭孟诗的痕迹。然而，它言贫之意太切，清点了一番家产不算，刚说「堪笑」、「堪怜」，又道「惭愧」；说罢「断火」，又说「无烟」。不但词芜句累，且嫌做作，感人反不深。远不如孟云卿此诗，虽写一种悲痛的现实，语气却幽默诙谐。其三、四两句似乎是作者自嘲：世人都在为明朝寒食准备熄火，以纪念先贤；可象我这样清贫的寒士，天天过着「寒食」生涯，反倒不必格外费心呢。这种幽默诙谐，是一种苦笑，似轻描淡写，却涉笔成趣，传达出一种攫住人心的悲哀。这说明诗忌刻露过火，贵含蓄耐味。而此诗也正由于命意新颖，构思巧妙，特别是恰当运用反衬手法，亦谐亦庄，耐人咀嚼，才使它成为难以数计的寒食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