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可从一个片断场景表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下许多想象空间。这首诗却与众不同。这两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作者在第一首诗的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第二首，表现宫中歌唱，随时都在创作新声。作者另有《听歌》二首，其一：“儿郎漫说转喉轻，须待情来意自生。只是眼前丝竹和，大家声里唱新声。”《边上逢歌者》又有：“垂老秋歌出塞庭，遏云相付旧秦青。少年翻掷新声尽，却向人前倒耳听。”足见诗人对新声及情感的重视。这首诗以“新声何处唱？断肠李延年”作结，包容了丰富的内蕴，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直接点出“新声”，用“何处唱”一衬，其哀怨之情便流露出来了，最后一句提到了“断肠”，感情更进一步，在感情高峰上结束全诗。
“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阆州”是说明“地名”，当时阆中人已在被唐玄宗赐为“仙穴山”的灵山祭祖祭神，用大量的白花、白幡挂放于满山、满坡、满树枝，映衬得此山一片片白色而象征“灵山白”。“城东”“城北”，是在介绍相关的地理位置；“灵山、玉台”，是专指具体的地方；“白、碧”，是在以景喻事。这两句叙述了阆中当地的清明祭祀活动之事。
“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两句是针对第一联从现实性出发所记载的阆中当地清明节祭祖活动之盛况。“松浮欲尽”，是指松枝在摇动中“想”把本不属于松树的什么东西摇开。可能把一些由唐代阆中人在清明节有人先挂在松树上的白花（诗中喻为白云）、挂在松树上的青纱（诗中喻为乌云）摇散、摇落，但又有后来人在清明时节陆续再在树枝上挂上白花或青纱，让阆中的灵山与玉台山的松树上在这段时间内，能较长期存在着可拟为白云或乌云的白花和青纱，故而能“不尽云”。接着以唱叹的语气写出江面的盛况。唐代阆州盛大持久的祭祖、祭天、祭神、祭亡灵的活动，因不少仪式是官民共同参与，来自陆路与水路的敬拜者络绎不绝：在山祭山神，在水祭水神，在庙祭祖宗，在宇祭上天；这一因船只在江面涌动、陆上又有吹打弹唱而震得岩体欲崩的群体性民俗活动，能震撼目击者的心灵。
第三联上句“那知根无鬼神会”中“根”与“鬼神”均与清明节的活动有直接关系，与《杜臆》所释“阆中山多仙圣游迹”相符合。下句“已觉气与嵩华敌”的诗意不是在讲阆山的山势能与嵩山和华山的高度相似而可“敌”，而仍然是描写阆山清明祭祖活动的空前盛况与磅礴气势。上句中“那知根”正好与下句“已觉气”成为一问一答的对应；而“无鬼神会”和“与嵩华敌”的描写，也是对应式的自问自答。这就是杜甫以《阆山歌》来记叙阆中清明祭祖盛况之诗歌中所表现来的睿智。
最后，“中原格斗且未归”是表达诗人在参加阆中清明节的祭祖活动中，仍不忘记国家的大事。杜甫一直关注着国家大事，即使他在参加阆中的清明祭祖活动以及写其《阆山歌》之际，仍在牵挂着不稳定的中原局势。此时身在阆州，耳闻目睹阆中人民爱祖爱国的民俗与热情，诗人表明自己也要与阆中人民同忧同思同作同为——“应结茅斋著青壁”。这个结句有几层大意：第一，在叙述与感叹中认为自己不能只是一个清明活动的记录者，也同时应当以行动来表示爱祖爱国；能在自己所居茅屋的墙壁著上表示哀愁的青纱，也是一番衷肠的诉说。第二，诗人从阆中清明祭祀活动中所领会“爱祖爱国民俗”的画境，和他要求一首诗所应达到“篇终接混茫”的诗境是近似的、相通的。第三，篇首的“灵山白”与篇末的“著青壁”，一“白”一“青”，又呈现出“白花与青纱”的对仗。这般前呼后应的诗歌结构，强烈地显现出《阆山歌》写作于清明时节的祭祀文化的风格。
杜甫在阆中的时间虽然不长，创作的诗篇却不少。就创作的速度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高产期。这首《阆山歌》专咏阆山之胜，它与《阆水歌》一起成为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孤独寂寞，和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但这一切并没有明确说出，作者只是写自己写完书信后，将信纸装入信封；又觉得似乎还有许多话尚未说完，似乎还应当补充或修改些什么，于是又把信取出来重读了一遍；但却又不知道该补充什么。因此心潮不定，思绪万千，茫然不知所从。
“五声宫漏初鸣后，一点寒灯欲灭时”，诗人迟疑茫然的神情与一盏光焰摇曳，奄奄欲灭的寒灯相映衬，显得多么空旷、多么沉寂、多么凄清啊！然而更鼓也提醒他，作者的思绪必须从几千里外的江陵收回来了；这封信也必须立即收束封缄了；眼前这种尽管寂寞但却可以自由地驰骋自己对朋友思念之情的环境气氛，也马上就要消失了；那个被权势、被名利扭曲了的社会马上就要复苏起来、活跃起来了。这些不由地又使诗人的心头涌上一层漠漠的焦躁与哀愁。
这些都是我们的分析与推测，诗中并没有明说，实际上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还要远比读者所说的这些更深沉、更微妙。白居易的诗有许多因为直白而被人批评指责，而这首《禁中夜作书与元九》却是异常含蓄的。作者只给读者描绘了一种环境气氛，一种饱含感情的生动形象。至于这个形象在想什么，诗人根本没有说，一切都在不言中。而这种“不言”，却恰恰是作者在《琵琶行》中所说的“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此诗共三十句，按毛诗的分法，分为五章，每章六句。全诗皆用赋法，平淡的叙述中寄寓着浓烈的感情内容。
第一章开头便以“彼都人士”仿佛是称呼又像是叙述的句子，同时交待了时间、地点、人物。一个“彼”字，浸透了诗人的物换之慨，星移之叹。诗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位饱经乱离之苦的老人正在用略显苍老的声音告诉后人：“那个时候的京都人士啊……”“狐裘黄黄”是衣着，“其容不改”是容止，“出言有章”是言语，无论哪个方面都雍容典雅，合乎礼仪。那个时候的京都人士是如此可观可赏，言外之意便是如今见到的这些人物，皆不可同日而语了。“行归于周，万民所望”，重新回到昔日的周都是人心所向，而人们更为向往的是民生的安定，礼仪的复归和时代的昌隆。
虽然“彼都人士”衣着、容止和言语都有可赞叹之处，但最为直观且可视作礼仪标志的则是衣服之美，因此以下各章多层次不厌其详地描写昔日京都人士服饰的华美有节，仪容的典雅可观。
第二、三两章叙说的是彼时彼地具有典型性的男女贵族人物的形象，草笠和青布冠是男子的典型头饰，而密密直直的头发则是女子的典型特征。耳朵上的宝石饰物更是不失贵族气派。要问他们是何许人，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尹氏和吉氏。此时这一切都不可得见，不能不令人忧郁愁懑。
愈是忧郁愁懑愈是难以忘怀昔日的人物典章，那个时候他们衣带下垂两边飘荡，卷发上翘如蝎尾上冲，都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合乎当时审美眼光和礼仪制度的精心设计。
当然，从表现手法方面看，全诗无一笔描写今日人物形容，而是处处落笔于昔日京都男女的衣饰仪态之美，从而使今昔产生强烈的对比感，准确而深沉地传递出诗人不堪昔盛今衰的主观感受。这是其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诗人用如此多的篇幅渲染昔日都城男女的仪容之美，意在体现周王朝当年的繁荣昌盛，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正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后，在新旧制度的转换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所谓昔日的“仪容之美”，今日的“礼崩乐坏”都是不能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旧式人物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