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详细叙述了诗人与好友元参军的交往。乍看来,此诗不过写作者青年时代裘马轻狂的生活,至涉及纵酒挟妓、与道士交游等内容,似乎并无多少积极的思想意义。其实不然。须知它是写于作者“曳裾王门不称情”政治遭遇失意,对于社会现实与世态人情均有深入的体验之后。因此,“忆旧游”便不仅有怀旧而且有非今的意味。诗人笔下那恣意行乐的生活,是作为“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污浊官场生活的对立面来写的;其笔下那脱略形迹的人物,又是作为上层社会虚伪与势利的对立面来写的,自有言外之意在。
诗篇的组织,以与元演的离合为经纬,共分四段。前三段依次给读者展现出许多美好的情事。
第一段从“忆昔洛阳董糟丘”到“君留洛北愁梦思”,追忆诗人在洛阳时的放诞生活及与元演的第一番聚散。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从洛阳一酒家(“董糟丘”)说起,这个引子就是李白个性特征的表现。“为余天津桥(在洛阳西南之洛水上)南造酒楼”,是一个何等主观的夸张!在自称“酒中仙”的诗人面前,简直就没有一个配称能饮酒的人。少年李白生活豪纵,充满进取精神,饮酒是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黄金白璧买歌桥,一醉累月轻王侯。”“一醉”而至于“累月”,又是一个令人惊讶、令人叫绝的夸张,在这样的人面前真正是“万户侯何足道哉!”至于他的交游,尽是“海内贤豪青云客”,而其中最称“莫逆”之交的又是谁呢?以下自然带出元参军。随即只用简短两句形容其交谊:彼此“倾情倒意”到可以为对方牺牲一切(“无所惜”)的地步,以至“回山转海”也算不得什么(“不为难”)了。既叙得峻洁,又深蕴真情笃意。刚开这样一个头,以下就说分手了,那时李白旋赴淮南(“攀桂枝”指隐居访道事,语出淮南小山《招隐士》,而元“留洛北”。不过这开头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二段之间有两个过渡句。“不忍别”承上“君留洛北愁梦思”,写二人分手的依依不舍:“还相随”又引起下文第二番相会。有此二句上下衔接极为自然。
第二段从“相随迢迢访仙城”到“君亦归家渡渭桥”,追忆偕元演同游汉东郡即随州(州治在今湖北随县),与汉东太守及道士胡紫阳游乐情事。先写二人访仙城山,泛舟赏景,后换马陆行来到汉东。“相随”六句写风光,写行程,简洁入妙,路“迢迢”、“水回萦”、“初入”、“度尽”,使人应接不暇。然后,与远道出迎的汉东太守见面了。汉东太守的形象在此段中最生动可爱,他没有半点专城而居的官架子。他与紫阳真人固然是老朋友,对李白也是倾盖如故。这几位忘形之交在随州苦竹院──“餐霞楼”饮酒作乐,道士与诗人一同伴奏,汉东太守则起舞弄影。没有尊卑,毫无拘束,本来就洒脱的诗人举措更随便了,不但喝得烂醉,甚而忘形到“我醉横眠枕其股”了。然而太守对此则不以为忤,还脱下锦袍给他盖上。这一幕“解衣衣我”的场面写来感人肺腑。此段环境氛围描写亦妙,与道院相称。“餐霞”的楼名,如“凤鸣”的仙乐,都造成一种飘飘然非人世间的感觉。欢会如此高兴(“当筵意气凌九霄”),而分手又显得多么容易啊(“星离雨散不终朝”)。诗人与元演又作劳燕分飞,“余既还山寻故巢,君亦归家渡渭桥”,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至此,诗情出现一个跳跃,直接进入第三段从“君家严君勇貔虎”到“歌曲自绕行云飞”,追忆诗人在并州受元演及其父亲热情款待的情况。从“五月相呼”句看,诗人是应元演的盛意邀请,离开安陆,同经太行山到太原府(并州)去的。曹操诗云:“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苦寒行》)然而诗人兴致很高,时令也很好,所以“摧轮不道羊肠苦”。这一段写人,以元参军为主。先从其“严君”(父亲)写起,不仅引进一个陪衬人物,同时也在于显示元演将家子的身份。李白在元演那里真是惬意爽心极了:“行来北京(太原)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他们还时常光顾城西的名胜古迹晋祠。晋水从这儿发源,风光极美。浮舟弄水,击鼓吹箫,真是快乐。以下六句专写欣赏女伎的歌舞,“其若杨花似雪何”一句大有“行乐须及春”(《月下独酌》)之慨。玩乐直到傍晚,他们还不想归去。“斜日”的红光与歌女们的红妆醉颜相乱,特别迷人;美人的倩影倒映清清的潭水中,风光绮丽。这时新月初上,美人的面容象月色般皎洁,她们轮番歌唱、起舞;歌声悠扬,随风远去,追逐行云。这里,“黄金白璧买歌桥”已化为生动鲜明的图景,可谓尽态极妍了。
第四段从“此时行乐难再遇”到篇末。一句收束前文,然后写到长安失意时与元又一度相逢。与前三段都不同,这里没有情事的追忆,只用“渭桥南头一遇君,酂台(在谯郡)之北又离群”一笔带过,是说关中一面,元即赴谯郡,似乎是握手已违。大约那时诗人身不自由,心亦不自在吧!关于诗人在长安的境遇,也只有含蓄的两句话:“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然而它包含多少人事感慨啊。一向旷达的诗人,竟也发出了“问余别恨今多少”的感喟,而暮春落花景象更增添了这种别恨。这种心境是“言亦不可尽,情亦不可及”,诗人只有通过怀旧(“遥相忆”)的方式来排遣了。当其“呼儿长跪缄此辞”拟以寄远时,心头该是怎样一种滋味!
此诗提到“北阙青云不可期”,是含着牢骚的。但它在写法上与《行路难》、《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等等直抒旨意、嘻桥怒骂的长篇不同。它对现实的愤懑几乎没有正面的叙写,而对往日旧梦重温却写得恣肆快畅、笔酣墨饱。通过对故人往事的理想化、浪漫化,突出了现实的缺恨。因此它既有李白歌行通常所有的纵横奔放的优点,又兼有深沉含蓄的特点。这是此诗艺术上的优长之一。
在结构上,此诗与李白七古通常那种“纵逸”的、无法而法的作风不同,而是按实有的经历如实写出,娓娓道来,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写法却又极富变化,颇多淋漓兴会之笔。通篇以七言句为主,间出三、五、九字句,且偶尔出现奇数句(如“当筵意气”以下三句成一意群),于整饬中见参差,终能“神气自畅”。这是此诗艺术上另一个优长。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交待园亭的地理位置,描写园亭的景物。从“道京师而东”至“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水之阳”是第一层,交待园亭的具体位置:是以北宋京城开封为起点向东走,先坐船顺黄河而下,再走陆路,经过一望无际、使人厌倦的碧绿的黄土平原,行程共八百里,就到张氏园亭了。这样交待主要因为开封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人们最为熟悉,同时也与下文“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相呼应。这几句多为四言句,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仗工稳而不押韵,有诗句工整感,也有散文的流动美。从“其外”至“可以馈四方之宾客”,是描写张氏园亭的景物,为第二层。用四个“其”起首,依次描写,层次非常清晰。“其外”、“其中”是按方位顺序写的。先外后内,很符合作者造访由外入内的观感实情。“其外”写得很简略,只用一个对偶句,形容园外长满了修长丛密的竹林,高大茂盛的树木。“其中”写得比较详细,用了一个对偶句和一个排比句,把园中的景物逐一加以描写。利用汴水余流,修了池塘;采来山上的怪石,修了假山。有山有水,景致极好。下面的排比句有四个子句,从四方面,用比喻的修辞法,把园中的景物形容得十分优美:香蒲、芦苇、莲藕、菱角长满池塘,有江湖般的景色;山桐树、子孙柏等各种树木处处皆是,有山林般气势;奇花美草争芳夺艳,不亚于东京洛阳牡丹的姿态;华丽的厅堂,高屋大厦,修建得象江苏、四川的园林建筑物那样精美灵巧。偶排相承,语句整齐,节奏明快,音律回环,语势如涛,一浪推一浪,起伏奔流,寄寓着无限的赞美和由衷的抒情。“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是写园的使用价值。因为园中不仅景色美,而且面积大,物产丰富,不仅足够家用,还可以供给邻里,招待宾客。所以隐居不去作官,也可以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这几句双起并承,一总说明了张氏这个园亭可贵的适用价值。第三层是最后几句,是附带说明顺道造访和应请作记的情况。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和第三自然段,是说明园亭修建的经过,颂扬张氏先人的功德和用心。第一部分写了园亭的美景,令人向往陶醉,必然很想知道它的修建经过,文随人意,从而娓娓地予以叙述:这个园亭是张氏伯父在朝廷作官,父亲在通州任府君的时候开始修造的。其后,张氏本人在朝廷作官时,又进一步进行扩建,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树长得很大了,园中百物都令人十分满意,确实是下力量很大,经营的时间很长啊。张氏先人修造这个园亭下这样大的力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出可仕,退可隐,进退均无妨碍,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发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议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因为作官必然过着坎坷的官涯生活,不作官就忘记了报效君王的义务。怎么办?要像吃饭那样,适可而止。当仕则仕,不当仕就隐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不是苟安不仕,就是贪图利禄不肯退隐。只有张氏用心良苦,为后代修建了这样一个出可仕、退可隐的好园亭,所以他的子孙出仕则为好官,退隐则是有节操的好人。都是张氏祖辈为他们后代带来的好处。作者“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观点,目的是为了颂扬张氏先人修造园亭的想法是很得体的,为后代进退考虑得很周到,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矛盾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表示想买田泗上而退隐,愿为张氏子孙时来时往,同乐游于张氏之园亭。这是再次表示对张氏园亭的羡慕、依恋的心情,也是作者厌倦仕途真实感情的吐露。
全文在写作方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张氏的园亭着笔,以园亭为线,贯穿全文,不论是交待地理位置,描写美景,还是应请作记,张氏先人的用心良苦,无一不是围绕张氏的园亭下笔的,连“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论议,和“欲买田归老”的情思,也是为张氏园亭而抒发。从头至尾,始终没有偏离张氏园亭,使文章条理如贯,浑然一体,绝无散乱游离的感觉。
(二)采用先描写后叙述和议论的写法。在对园亭的美景尽意描绘,使读者产生无限喜爱、羡慕的思绪后,再叙述和议论建园的经过和张氏先人用心的良苦。这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符合读者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写法较为自然得体。
(三)采用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写法,可以使文章避板滞和软散的单调感,收到二者相互为用的调剂作用。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多用对偶排比句,对园亭的美景尽意刻绘,既有语句整齐,节奏合拍的感觉,也有绘形绘色的美态。第二三部是议论和叙述,语句参差不齐,如流水潺潺,更增添了自然、亲切、朴素的趣味。
这是诗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城送别友人之作。运判马察院,指马遵,字仲涂,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当时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是诗人的好友。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说:“龙图(龙图阁学士,马遵后来曾任此职)马公仲涂家藏蔡忠惠(即蔡襄,字君谟,谧忠惠,北宋大书法家)帖,用金花纸十六幅,每幅四字,云:‘梅二(即梅尧臣,字圣俞,排行第二)马五(即马遵)蔡九(即蔡襄)皇祐壬辰(1052年,即皇祐四年)仲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即杜衍)、欧阳九(即欧阳修)评之,当属在何等。’”所叙时间、人事与此诗相合,故此诗作于1052年(皇祐四年)二月,当时梅尧臣在京城汴京监永济仓。
梅尧臣是一位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人。此诗虽写送别,却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
开头四句先写送别的时间。这几句化用唐代贺知章《咏柳》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意,但却又有发展变化。贺诗单写春柳,此诗重点在写杏桃。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它裁出了柳叶,又裁出杏桃,这是变无情为有情,把没有感情的春风,写成了有情的巧匠,设想新奇而富有诗意。第三句的“圆尖作瓣”承接上句,写杏桃的花瓣,圆瓣指杏,尖瓣指桃。“得疏密”是说它们疏密适中,既不太稀,也不太密。第四句说它们的颜色红若燕脂(即胭脂),艳丽无比,也就是说,春风不但剪其形,而且染其色。春风荡漾,柳绿桃红,景色是如此宜人。这几句语调轻快,写出送别时的愉悦心情。朋友相别,使人怅恨,此诗却透出欣喜之情。当时京都地区原本大旱,据《宋史·仁宗纪》记载,1051年(皇祐三年)八月,汴河即已绝流,马遵比时也因此而被困在京城。而到这次送别时,气候已有转机,即将下雨;同时派去引黄河水入汴河的夫役,也已于不久前遣发,汴河即将通航,这令诗人十分欢欣。此刻就是因为马遵即将回到江南去,所以梅尧臣等人在东城为他送别。此诗第五句至十句就是描写此事。《埤雅》:“鹁鸠,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鸿逐妇’是也。”“黄鹂”句诗意即源于此。黄鹂不鸣,鹁鸠逐妇,都是即将下雨的征兆;“深园静墅声嗷嗷”的“嗷嗷”,就是鹁鸠逐妇的嘈杂喧叫声。“开汴”指疏浚汴河河口和汴河上游,以便引黄河水顺畅地注入汴河。这四句是叙事,节奏急促,气氛非常热烈。下面接着写人们的心情:都城的人盼望下雨就像渴极的人盼望有水喝一样,寒食前夕,大沟小沟都已疏淘完毕,以便大雨下来时迅速排水。据《宋史·河渠四·京畿沟渠》记载,北宋京都每年春天疏浚沟渠,以防水潦成灾。诗人于1053年(皇祐五年)所作《淘渠》中有“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即专写汴京整修下水道。“何当”在这里是“合当”之意,表示肯定语气。“黄流”指引来的黄河水流。宋代设有都水监,管理河道堤防,原来隶属于三司河渠,1058年(嘉祐三年)始置专监。作者写此诗时,都水尚无专官。诗中的都水御史即指马遵。舠是小船,形如刀。“雨深一尺”,可以解除早象;水深一篙,则汴河可以通航。友人马遵即可乘着轻舟,顺流直下,日夜兼程,回到江南的住所去。“亦即喜”的“亦”字,表明欢喜的不仅是马遵,还包括京都和吴楚地区苦于旱灾的人民,也包括作者在内。“回轻舠”点出题中的“送”字,“轻”字不仅同上文“水一篙”关合,而且还写出了行者的欢悦心情,因为只
有水深流急,舟行迅疾,舟才显得轻;只有人心情愉快,才会更加感到小舟的轻。这几句如急流行舟,节奏非常轻快,写出了送行者和行者的愉快心情。
马遵是转运判官,他这次回住所的任务,就是要协助转运使收缴吴楚财赋,由汴河运进京师。此诗第三大段,即由此着笔,写诗人对友人的希望。因为吴楚频受苦旱,连年歉收,即使这回下一场透雨,庄稼得到一次较好收成,老百姓仍然缓不过气来,所心诗人希望友人在收缴赋税时,不要额外多收,如果加重剥削,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他们就会像无食之鸟、被困之兽一样,被迫逃亡。唐代刺史、节度将正税常额之外加收的赋税贡献朝廷,称为“羡余”。“频年苦旱”而仅“一稔”,老百姓身上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勿求羡”不过是不要大肆搜括的委婉说法。当时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以聚敛刻薄为能,希图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诗中特别以此嘱咐友人,作为此次的临别赠言,要他对上司许元加以规劝,实际上是讲给许元听的。据《宣城县志》记载,马遵为官清廉,他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知州离去时,郡僚军民争欲挽留。最后八句又将此意加以申说。出城相送,不惜典袍沽酒,可见对友人情意深重。而计算行程,友人此去必定经过睢阳,杜衍、欧阳修正在那里,所以作者要友人将他上面讲的话请他们两人评一评,看看是否于天下的人不无少补。睢阳即今河南商丘,秦代曾于此置睢阳县,宋时称南京应天府。太傅指杜衍,当时以太子太傅退居南京。大尹指欧阳修,当时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事,汉唐时京师地区行政长官称尹,诗中即沿此例尊称其为“大尹”。他是作者的至友,曾为其《宛陵先生诗集》作序,对作者的诗极为赞赏。“万分岂不益一毛”是反用《孟子·尽心上》“杨子(指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语意,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于国家人民多少有点好处。诗中说请杜衍、欧阳修评说,是有深意的:他们二人都是朝廷的重巨,杜衍曾为宰相,为人刚正廉明;欧阳修曾为知制诰,能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会赞同诗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如果转告许元,许元对他们的意见就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结末两句仍承此意,以“国给民苏”相期许。“国给”和“民苏”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国家强盛富足,人民才能得到复苏;只有人民温饱,有力耕作,国家才能富足。只有国家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地方上没有事端,作地方官的许元和友人马遵,才有闲暇逸致,得以在东园尽情遨游。“东园”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许元所筑,梅尧臣有《真州东园》诗。欧阳修有《真州东园记》,详记修园始末和马遵同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园中游憩事,其中有“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语,与此诗之意相同。诗以东园作结,既能唤起友人的美好回忆,又从正面作了奖劝,表达了对友人的股切期望之情。
此诗通篇都以国计民生为意,而将朋友深情,融贯其中,一韵到底,情调轻快,在送别诗中,别具一格。
这首诗,以语意双关、含蕴丰富而为人传诵。全篇都是一个未嫁贫女的独白,倾诉她抑郁惆怅的心情,而字里行间却流露出诗人怀才不遇、寄人篱下的感恨。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主人公的独白从姑娘们的家常──衣着谈起,说自己生在蓬门陋户,自幼粗衣布裳,从未有绫罗绸缎沾身。开口第一句,便令人感到这是一位纯洁朴实的女子。因为贫穷,虽然早已是待嫁之年,却总不见媒人前来问津。抛开女儿家的羞怯矜持请人去作媒吧,可是每生此念头,便不由加倍地伤感。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客观上看:“谁爱风流高格调,共益时世俭梳妆。”意思是说:如今,人们竞相追求时髦的奇装异服,有谁来欣赏我不同流俗的高尚情操?就主观而论:“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意思是说:我所自恃的是,凭一双巧手针黹出众,敢在人前夸口;决不迎合流俗,把两条眉毛画得长长的去同别人争妍斗丽。
这样的世态人情,这样的操守格调,调愈高,和愈寡。纵使良媒能托,亦知佳偶难觅啊。“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个人的亲事茫然无望,却要每天每天压线刺绣,不停息地为别人做出嫁的衣裳!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针针刺痛着自家伤痕累累的心灵!独白到此戛然而止,女主人公忧郁神伤的形象默然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良媒不问蓬门之女,寄托着寒士出身贫贱、举荐无人的苦闷哀怨;夸指巧而不斗眉长,隐喻着寒士内美修能、超凡脱俗的孤高情调;“谁爱风流高格调”,俨然是封建文人独清独醒的寂寞口吻;“为他人作嫁衣裳”,则令人想到那些终年为上司捉刀献策,自己却久屈下僚的读书人──或许就是诗人的自叹。诗情哀怨沉痛,反映了封建社会贫寒士人不为世用的愤懑和不平。
诗人刻画贫女形象,既没有凭借景物气氛和居室陈设的衬托,也没有进行相貌衣物和神态举止的描摹,而是把她放在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冲突中,通过独白揭示她内心深处的苦痛。语言没有典故,不用比拟,全是出自贫家女儿的又细腻又爽利、富有个性的口语,毫无遮掩地倾诉心底的衷曲。
从家庭景况谈到自己的亲事,从社会风气谈到个人的志趣,有自伤自叹,也有自矜自持,如春蚕吐丝,作茧自缚,一缕缕,一层层,将自己愈缠愈紧,使自己愈陷愈深,最后终于突破抑郁和窒息的重压,呼出那“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慨叹。这最后一呼,以其广泛深刻的内涵,浓厚的生活哲理,使全诗蕴有更大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