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此处“春江”的“春”，非常美丽，生机盎然。诗人喜游泳，故地重游，能跃入湘江，再显当年的豪情，再享欢乐，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个“又”字，上接游湘江，下连登岳麓，还含“久别岳麓今又来”之意。而一个“踏”字，则使诗人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望眼开”指诗人登上重重叠叠的岳麓山，登高远望，俯览湘江从衡岳而来，直奔洞庭而去的壮观，眼界开阔，心旷神怡。
颔联承接上面的意思而来：“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远远看到湘江中绿树笼罩的橘子洲上树木摆动，长江上卷起阵阵银浪；一会儿，飘起云团，漫延山顶，洒下细雨。视野之内，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两句同三年后诗人在《送瘟神》第二首中说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一样，并非纯粹写景，更重要的是象征了当时国内的形势。只是后者已带有浪漫的色彩，有些想象的成分。至1959年写的《登庐山》中“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也同样是表现大好形势，但用云烟之类，意象较虚，给读者的感觉也是空中楼阁似有似无。可见，诗是思想与情绪的反映，信非虚言，当时所流露的情感、心境以至潜意识中的东西，有时连作者自己也感觉不到。总而言之，《和周世钊同志》这首诗中的景色描写真正是既反映了当时国家的繁荣气象，也真实地表现了作者的愉快心情。
颈联是由景而及人。旧地重游，必然会想到一些人事。诗人同家乡的耆旧及老同学、老朋友相聚，觉得声音、举止、性情如旧，而想到一些为争夺个人名利用尽心机、流落海外的人，觉得可悲。这里的“可哀”，是说他们在域外混得并不满意，然而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从“鸡虫”二字中可以感到诗人对这些人的鄙视。解说此诗者或以为这句诗指“国际间的某些事件像鸡虫得失一样渺小，人们为这些小事而钩心斗角是可悲的”。但此句的上下文俱未涉及国际间的事情，此句承“尊前谈笑”而来，而且“域外”是相对于“国内而言”，同“国际”的意思并不一致。所以，这一句应是指早年相识后来成为革命对立面而跑到海外的人，未必皆历史上有名的人，然大体应属于张国焘、王明、萧瑜一类。上句之“人依旧”指当时在一起的故旧，“域外鸡虫”则指某些流落海外的人。这两句中包含了很多的历史事实，很长的历史过程，也包含中国革命中阵营对立和路线分歧方面复杂斗争的种种回忆。但诗人这里表现出的是轻松、愉快，是胜利者的豪情。
尾联：“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回想三十年前都是风华正茂、正当同学少年，“莫叹”二字，体现诗人乐观、高昂的情绪，与“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有异曲同工之妙。“韶华易逝”是自然发展规律，也是诗人乐观主义精神的表现。“仍到”，与前“这种乐观高昂、奋斗不息的精神，与前面描绘的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象浑然一体。
此诗上半首写景，格调明快，用“春江”、“绿洲”、“臂野”等描绘了诗人久别的故乡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下半首写情，平易、亲切，感情真挚。情随景至，情景交融，颇具感染力。
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