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子者，训子也。然而，从头到尾读者却没有感受到被“训”的压力，反而心中时时会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诗人对其子的慈善和宽容。
此诗讲述陶氏远祖始于尧，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且累世盛德，辉光相承。因时运而有盛有衰，有高有低。在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著。祖父一生谨慎、正直义方、仁爱和顺；先父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在感叹自己的无成以及两鬓花白而仍无子嗣时，儿子陶俨出生了。从诗人对陶俨生辰的占卜、命名取字中，表现了他对儿子寄予的无限希望。他告诫儿子说，祸福不会无缘无故到来，都是由人自己生成。望儿子能早起晚睡，勤奋刻苦，努力成才。这些无不是一个慈善父亲的殷殷希望。最后，诗人宽容地对其子陶俨说，如果按照以上所说的去做了，你还不能成才，亦无可奈何了。
另外，先祖的“功遂辞归，临宠不忒”、“慎终如始。直方三台，惠和千里”以及“淡焉虚止”盛德风范，也深深影响着淡泊名利的陶渊明。诗人的远祖始自尧。尧之子丹朱，虞舜待之以宾礼，称为虞宾，累世盛德，辉光相承。先祖御龙氏任职于夏，而豕韦氏又辅佐于商。陶叔又使陶祖得以昌盛。战国纷争杂乱，周王室衰微寂寞。在乱世中，贤人若凤隐于林一样隐居不仕，陶氏亦不显；纵逸之虬龙蟠绕于云间，奔逸之鲸鱼惊起于水中，群雄竞起。皇天使汉成功，并眷顾愍侯陶舍。愍侯得到追随帝王建功立业的机缘。持剑如风超越，显示了愍侯武功的高强。高祖书写誓言分封诸侯，陶舍得以分土于开封。陶青果能蹈袭父踪，而为丞相。
陶氏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后代指派分散。时运有盛有衰，有高有低。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着，不仅有功勋，而且有德行。天子酬陶侃，受命都督南国。祖父一生谨慎，其正直义方之德闻于朝中，而仁爱和顺之风广被千里。诗人先父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嗟叹自己孤陋寡闻，望祖先之项背而不可及。看到自己两鬓已经花白，而仍无子嗣，只有影子相伴，心感惭愧。在各种罪过中已无后为最大。诗人给他儿子起名为“陶俨”，希望他牢记为人要时时文和恭敬，并希望他能追慕孔汲。日月流逝，陶俨已渐长大。作者望陶俨早起晚睡，勤奋刻苦，努力成才。
这首诗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后四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 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全诗言辞恳切，感情厚重，表现出诗人对儿子的希冀之切。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这是一首反映边地戍卒思归情绪的小令，这类题材在唐诗中多得不可胜计，但在词中却很少见。盛唐时代的诗人们都向往到边塞建功立业，所以岑参等人笔下的边塞风光无比壮丽，充满乐观的情调。但到了中唐时代，情况不同了，李益的边塞诗就有一种凄凉的气氛，不少诗篇描写边地戍卒的思乡怀归和哀怨情绪。戴叔伦此词所写也是这种思想情绪，但写得非常含蓄深沉。
开头“边草”两字重叠，固是词调格律的要求，而在这里使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草原，显示出空间的寥阔，同时点明边塞的地理环境，渲染了荒凉的气氛。接着“边草尽来兵老”一句，写时间之悠长。边草一次次从生长到枯萎，戍卒年年盼归，从青年到衰老。值得注意的是以“草尽”烘托“兵老”，还暗寓着统治者把戍卒当作“边草”一样看待的意思，表现出作者对统治者不管戍卒死活的斥责和抗议，寄托着对戍卒遭遇的深切同情。
中间一联对句，非常工整。“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前句写边塞冰天雪地，一片银白，“山南山北”点明白雪覆盖面之广阔，“晴”字点明飘雪已经停止，同时为下句的“月明”作铺垫。下句写白雪衬托下的月色分外皎洁，“千里万里”写月亮普照之广，同时也暗寓着边塞与家乡相隔之遥远。人隔两地，但所望之月是同一个月，所以明月是最易引起怀人思乡之景，李白著名的诗篇《静夜思》就是描绘见月思乡的情景，唐代写望月怀乡的诗篇不胜枚计。接着又按格律要求叠用“明月，明月”，使读者更体会到：戍卒面对明月，思乡怀人之情更切，似乎戍卒的思想已长着翅膀飞回了家乡。
结句“胡笳一声愁绝”，一声胡笳使戍卒从思乡梦中惊醒过来，原来自己仍旧身在边地，最后用“愁绝”二字表现出戍卒的极端忧愁苦闷，同时也起了点明主题的作用。
全词没有出现思乡怀人的字样，但句句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其特点是全用景物烘托的手法。边地将尽的枯草，积满山岭的冰雪，晴朗夜空的明月，凄凉悲切的胡笳声，所有这些景物描写，都是为了烘托戍卒的心情，有了前面的层层铺垫，最后用“愁绝”二字点明，就显得心情特别沉重而有力。
此词的另一特点是重叠的结构形式。按照词的格律要求，全词有两对叠句，这种重叠通过重复歌咏可加强感情的抒发，同时也起了加深意境的作用。“边草”重叠，形成一种荒凉的意境，描写了戍卒的活动背景，也烘托出戍卒空虚凄凉的心境，这就与单用“边草”二字的作用不同。“明月”重叠，一方面是上句末尾“月明”二字的颠倒，使之与上句转折呼应，这也是转应曲词调的格律要求，形成上下句勾连的格局，可产生回环往复的韵致，另一方面，“明月”二字的重叠，造成了一种明月普照的柔和氛围，烘托出了戍卒思乡怀人的强烈不安的情绪。
全词意境极为深沉含蓄，是中唐文人词中难得的一篇佳作。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扣住诗题“田家”，从春雨春雷写起，点出春耕。 “微雨”二字写春雨，用白描手法，没有细密的描绘“微雨”，而将重点放在“众卉新”三字上，既写出万木逢春雨的欣欣向荣，又表达了诗人的欣喜之情。“一雷惊蛰始”以民间传说“惊蛰”这天雷鸣，而万虫惊动，来写春耕之始。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总写农家耕作。“几日闲”更是用反问句式道出了农民劳作的艰辛。
“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具体写农夫终日忙碌不休的事情。写农忙，既是一年到头，又是从早到晚，可见时间之长；从空间来讲，也是十分广阔的，既有田地、场院、又有菜圃、涧水。另外“俱”字将农夫忙碌无一人轻闲点出，“就理”又写出农夫虽忙，但有条不紊，忙而不乱。这四句是白描手法，语言简明而无雕饰，自然平淡，极炼如不炼。
“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这二句写出了农民的勤劳朴实。
“仑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在前面铺叙农忙之后，突然转笔写到农夫的无粮与徭役之苦，笔墨虽朴实，但同情之意流注其间，此二句可使读者纵观封建社会农夫被压迫之惨状。
“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是诗人以观感作结。讲食禄不耕者对衣食父母的农夫们的艰辛劳作而又饥寒的情况惭然生愧。“方惭”二字既是对不劳者的谴责，也是诗人对自己宦游食禄生活的自责。
诗人在此诗中用通俗易懂的诗句描写了田家的劳碌和辛苦，表达了对其的同情，惭愧官吏的不劳而食。笔法朴实自然，不加渲染夸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