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开头就表现了边亭告警的紧急情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敌方入侵的信息接连传入京城，汉军征集马队，屯驻广武，分遣精兵，出救朔方。前两句“羽檄”、“烽火”用互文见义法，强化了军情的危急。后两句为一触即发的生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诗进而表现了胡焰嚣张，天子震怒的严重局势：“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胡方利用深秋弓坚矢劲，大举入犯，汉方天子震怒，使者促战，相望于道。四句有力地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很能唤起读者的兴趣。
接着用两联工整对句极写汉军准备投入战斗的壮阔场面，颇有先声夺人气势。“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粱。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石径迂折，飞粱直跨，大军行进，秩序井然。但闻箫鼓中传出汉军的豪情壮思，旌甲上沾满胡地的霜露雪花。前两句用雁行、鱼贯两个比喻刻画汉军跋涉辛苦，纪律严明的英雄风貌。后两句则突出将士们战胜恶劣环境的大无畏精神。缘、度、流、被四字，分别起了传神点睛作用。
然后着重描写进入实战状态时气候剧变的特殊情况：“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疾风冲塞而起，沙砾满天飘扬。战马瑟缩，不能奔驰，劲弓冻结，难以开张。这四句把边塞风光与战地生活紧紧衔联，很自然地为英勇顽强的壮士安排好一个典型环境，使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的可贵战斗精神有效地得到显示。
最后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自古以来的忠节之士，都是在严峻考验中察“见”和“识”别出来的。他们必须在紧急关头付出最大牺牲。诗人用《九歌·国殇》礼赞勇武刚强、死于国事的“鬼雄”的辞语，颂扬为国捐躯的壮士，寄托了他对英烈的无比崇敬之情。这两联流传万口，几乎成了封建时代衡量忠良行为准则的诗句，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诗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较完美的统一，是由于紧凑曲折的情节，不断变化的画面和鲜明突出的形象在诗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其中紧凑的情节，更起了重要作用。它由边亭告警，征骑分兵，加强防卫，进而写到虏阵精强，天子按剑，使者促战。然后着重写了汉军壮伟场面和战地自然风光。最后以壮士捐躯，死为国殇的高潮作结。
贯串于上述紧凑情节中的，是各种生活画面，如边亭、咸阳、广武、朔方、虏阵、胡霜，包括了胡汉双方的广阔空间。活跃其中的，有交驰的羽檄，连天的烽火，雁行的队列，鱼贯的军容，箫鼓的节奏，旌甲的辉光等。尤其是疾风起，沙砾场，马瑟缩，弓冻凝的边塞风光画面，“神气光舞”（陈祚明语），“分明说出边塞之状”（朱熹语），更为此诗增添了艺术光彩，是鲍照表现边塞生活的重要艺术标志。
上述画面从多角度进行描绘，而位于其中心的，则是壮士的英雄群像。不只征骑、分兵、缘石径、度飞粱、吹箫伐鼓、执旌被的严峻时刻，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耀眼。尤其是时危世乱之际表现的忠节，更突出地闪现了英烈们为国献身的思想亮光。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经验，却写出了成功的边塞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自己积累的北方边塞生活的间接知识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能自出心裁，自显身手，为南朝诗坛开出一朵奇葩，说明他对庄子《逍遥游》“有待”、“无待”的境界，是很领会的。
第一首主要是写花，写诗人惜花之情。诗从花香写起。“楸树馨香”四个字，把诗人的喜花、爱花之意透写了出来，为后面写惜花之情先垫写一笔。次句写诗人的惜花之情就应从花香的消歇着笔，但是诗人并没有这样直接写，而是变了一个角度，转了一个弯子，从花开花落立意。从花的飘落来写诗人的惜花情。 “斩新花蕊未应飞”七个字，说明他早已看见楸花纷纷飘落了。眼下，他猜想只有那刚开的花，大概还没有飘落。诗人明明早已看见楸花飘落，可是又不直说；明明是写诗人由花落引起的惜花之情，可是诗中又不把它点破。这样写来，情思表达得极为婉转含蓄。
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只是含蓄地表达诗人的惜花之情，那么诗的后两句便是直抒这样感情： “不如醉里风吹尽，何未醒时雨打稀。”宁可自己在醉眠中不知不觉时，一阵狂风把花吹落，必然是不未心又亲眼看着一场暴雨将花打稀。人在落花时节本易伤情，再目睹花落，其情更难堪了。所以这两句中，一个“不如”，一个“何未”，将诗人在“醉里”与“醒时”对落花的感受进行对比，先退一步，后进一层，把诗人的惜花之情写细了，写深了，写活了。
花落而引人怜惜，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之一。这首诗虽然也是这样的主题，但构思上却有它的特色。诗人本来是由早开的花被风吹雨打尽，而引发出对新开的花蕊前景的担心；再由这种担心，而引发出诗人的惜花之情。但诗中并没有写“先见有谢者”（《读杜心解》），而是从“斩新花蕊”立意，从虚处着笔，暗写落花情景。将诗人的惜花之情，由暗到明，先退后进，写得十分深切。
第二首主要是写鸟，写诗人爱鸟的深情。人世间夫妻、朋友分离，相思情切。常常以梦幻为真实，以假为真。而一旦相见，却又往往以真实为梦幻，将真作假。如宋代词人晏几道的《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一词就这样写道：“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杜甫在《羌村三首》里，描写乱离中与亲人相聚也有这样的诗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首诗写的虽非尽为人世间情事，而是人与鸟的感情，但在构想上却与上举各句颇为相同。
门外沙滩上那鸬鹚走了许久，诗人无比思念。首句“去不来”三字，点出了这一背景，写出了诗人对久去的鸬鹚的思念情怀。也正因为诗人对鸬鹚思念情深，所以，诗的次句写他“沙头忽见”时，又不禁“眼相猜”，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一种去久忽见的惊喜之状跃然纸上，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此刻，他的以真疑假，正可见出他平素想念鸬鹚鸟时，以假当真的情景。这一句真可谓将诗人的情写痴了，写传神了。
这时，诗人对鸬鹚的一片深情再也抑制不住了。面对去久乍见的鸬鹚，不能让它再次飞去。在诗人的心灵里，又怎能再次承受鸬鹚“去不来”的痛苦。所以在诗的后两句中，诗人这样叮嘱道： “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从今以后，你应了解我愿意与你为友，很想常常能够见到你的心情，你就天天到这沙滩上来吧。后两句凌空一笔，将诗人对鸬鹚的深情写透了。
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少诗人在描写物我关系时，常常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给一些无情之物以人的感情。这首诗的后两句正是采用了这种表现手法。诗人的笔下，那大自然中的鸬鹚鸟仿佛会思想，感情似乎可与人通。所以他要对那鸬鹚如此叮嘱，诉说衷情。
这首诗从写诗人对鸬鹚“去不来”的思念，到“沙头忽见”时的“眼相猜”；从去久乍见的惊喜，到担心它日后再“去不来”，而殷勤叮咛“一日须来一百回”，将诗人的爱鸟之心步步写来，十分真切。将诗人由此而展开的种种心理活动写得很深很细。全诗读来，语虽平淡似口头话，却富有韵味，很有情趣。
第三首是写竹，写诗人的爱竹之意。“无数春笋满林生”，诗一开始从春笋满林写起，又是“无数”，又是“满林”，把春笋生长繁茂的情景写了出来，给人们展示出一幅充满活力，充满生机的画图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这自然景象的无比喜悦之情。
诗人知道，眼前这春笋，既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观赏的玩意儿，更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宴席桌上的美味佳肴。因为今日之春笋，正是他日之新竹；今日春笋满林，可知他日新竹万竿。此刻诗人必然是细心看护。所以，诗的次句这样写道： “柴门密掩断人行。”他要把柴门关得紧紧，谢绝一切客人。
写到这里，诗人的护笋之意已明。但是诗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在诗的后两句中进一步申说： “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
诗人一定要将这头批笋子看护好，使它长成新竹。宁可任客人责怪自己，也不对他的到来亲自出迎，诗的上句不仅点出了诗人细心护笋的原因，而且也写出了诗人对未来的憧憬。多么希望眼下这一根根春笋在不久的将来都能长成新竹。诗的下句“客至从嗔不出迎”，与“柴门密掩断人行”相照应。诗人在这里用“从嗔”二字贯于“不出迎”之前，深一层地写出了他那专心护笋的决心。
相传，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很爱竹，他听说吴中有一家人有好竹，便驱车前往，直到那家院内竹下观赏，“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他也不理睬。当他尽兴而去，主人才将门关上（见《晋书·王羲之传》）。因此，在唐诗中有“（竹何须问主人”的诗句）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杜甫在此却将主客关系颠倒过来，从“主不迎客”着笔，暗中反用了王徽之故事而又不露痕迹。巧妙的用意，写出了诗人对春笋，对新竹的一往情深。
全诗写竹，却从笋写起；写爱竹，却从爱笋着笔。由笋而竹，将诗人的爱竹之意写得不是浮泛，而是深沉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中写诗人的爱竹之意，不是用一些抽象的词语来表白，而是通过“柴门密掩断人行”，“客至从嗔不出迎”等具体行动来表现。这样写来，诗人的情怀显得格外实在，格外真切，也格外感人。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