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
陈亮在作词中善于用典使事，这使他的作品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大大增加内容。他运用历史典故，不同于其他词作者，有其独特的方法，那就是不拘限于原来的历史故事，而是取其一个侧面，死事活用，以衬托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因此，读他的词，必须反复揣摩，才能领略其深刻的涵义。这首词就是这样。
词的上片主旨在于议论天下大事。首句“老去凭谁说”，写知音难觅，而年已老大，不惟壮志莫酬，甚至连找一个可以畅谈天下大事的同伴都不容易。词人借此一句，引出以下的全部思想和感慨。他先言世事颠倒变化，雪仇复土无望，令人痛愤；下片则重叙友谊，二人虽已老大，但从来都是志同道合的，今后还要互相鼓励，坚持共同主张，奋斗到底。
上片先借《庄子·知北游》中“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和《淮南子》所说的“冬日之葛”、“夏日之裘”来指说世事的不断反复变化，并且，越变越颠倒错乱，越变对国家越不利，人们日渐丧失了收复失地的希望。控诉了南宋朝廷的是非不分。朝廷数十年偏居江南，不图恢复，对人们心理有极大的麻痹作用。经历过“靖康之变”的老一辈先后谢世，后辈人却从“生发未燥”的婴孩时期就习惯于南北分立的现状，并视此为固然，他们势必早已形成了“无仇可雪”的错误认识，从而彻底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战斗力。这才是令人忧虑的问题。上片最后四句，重申中原被占，版图半入于金之恨。词以“二十五弦”之瑟，兼寓分破与悲恨两重意思。《史记·封禅书》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一如圆月平分，使缺其半，同是一大恨事。末再以“胡妇弄，汉宫瑟”，承上“二十五弦”，补出“多少恨”的一个例证。汉、胡代指宋、金。而说汉宫瑟为胡妇所弄，又借以指说汴京破后礼器文物被金人掠取一空的悲剧。《宋史·钦宗本纪》记载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人掳徽、钦二帝及皇后、太子北归，宫中贵重器物图书并捆载以去，其中就有“大乐、教坊乐器”一项。只提“胡妇弄，汉宫瑟”，就具体可感而又即小见大地写出故都沦亡的悲痛，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愤慨自在其中，同时对南宋朝廷屡次向金人屈躬卑膝，恢复大业坐失良机的现实，也就有所揭露、鞭挞。读到这里，再回头去看“老去凭谁说”一句，益感词人一腔忧愤，满腹牢骚，都是由此而发的。
下片转入抒情。所抒之情正与上片所论之事相一致。词人深情地抒写了他与辛弃疾建立在改变南宋屈辱现实这一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真挚友谊。过片一句“树犹如此堪重别”，典出《世说新语·言语》。东晋桓温北征时，见当年移种之柳已大十围，叹息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堪重别”即“岂堪重别”，陈、辛上饶一别，实成永诀，六年之后，即绍熙四年（1194年），陈亮就病逝了。虽然他当时无法预料这点，但相见之难，却在意料之中。这一句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上承“老去凭谁说”自然引出的。下句“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又正是对岂“堪重别”原因的解释，也与词首“老去”一句遥相呼应。这句正面肯定只有辛弃疾才是最能理解他的唯一知己。据辛词《虞美人》题下小序记，此次陈亮别后，弃疾曾追赶到鹭鹚林，因雪深路滑无法前进，才悻悻而归。“行矣置之无足问”一句，就是针对这件事宽慰这个远方友人的，也是回答对方情深意切的相思。句后缀以“谁换妍皮痴骨”，意为自己执着于抗金大业，尽管人们以“妍皮痴骨”相看待，终不想去改变它了。“妍皮痴骨”出自《晋书·慕容超载记》。谚云‘妍皮不裹痴骨’，妄语耳。”谚语原意本谓：仪表堂堂者，其内心必不愚蠢。姚兴以为慕容超虽貌似聪隽，而实则胸无智略，便说谚语并不正确，对慕容超的行动也不限制。词人借此来说明，即使世人都说他们是“妍皮裹痴骨”，遭到误解和鄙视，他们的志向也永不会变。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友情乃愈可贵，所以就自然地发而为“但莫使伯牙弦绝”的祝愿，将两人的友情跟抗金的共同志向联系到一起，使这种感情升华到圣洁的地步。然后，话题一转，写出“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以“九转丹砂”与辛弃疾共勉，希望能经得起锻炼，使“寻常铁”炼成“精金”，为国家干一番事业。这两句至理名言，实际说的还是救国之道。
全文中词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其中，词人信手拈来历代相传的炼丹术中所谓经过九转炼成的丹砂可以点铁成金的说法，表达出尽管寻常的铁也要炼成精金的恒心，比喻只要坚定信心，永不松懈，抓住一切时机，则救国大业必能成功。最后，再借龙虎丹炼成而迸裂出鼎之状，以“龙共虎，应声裂”这铿锵有力的六个字，刻画胜利时刻必将到来的不可阻止之势。至此，全词方戛然而止。这最后几句乃是作者与其友人的共勉之辞，也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首诗，寓新语于古风，写来浅白轻灵而富于情韵。诗的首句先点染秋日湘江的景色。秋日湘江，无风无浪，放眼望去，更显得江面开阔。七个字中出现两个“水”字，这是诗词中常见的“同字”手法。前一个“湘水”，点明送行的地点，后一个“秋水”，点明时令正是使离人善感的秋天，笔意轻捷而富变化。联系全诗送别的情境来理解，秋江的无潮正反衬出诗人心潮难平；秋江的开阔正反照出诗人心情的愁苦抑郁。次句“湘中月落行人发”，具体交代送行的时间，是玉兔已沉、晨光熹微的黎明时分。第一句着重写空间，第二句着重写时间，而且，次句开始的“湘中”和首句开始的“湘水”，“湘”字重复，不仅加浓了地方色彩的渲染，也增强了音韵的回环往复之美。
流利自然，是乐府诗的特色之一，而在句式上用了长短句，是获得流利自然的艺术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首诗的后半首就是这样。“送人发，送人归”，以“顶针”格的修辞手法紧承第二句，前后连用三个“人”字，两个“送”字，两个“发”字，加强了诗的行云流水回旋复沓的旋律，而加上“发”与“归”的渐行渐远的进层描写，就对送别的意绪作了回环往复的充分渲染。如果说，前面两个七字句弹奏的还是平和舒缓的曲调，那么，“送人发，送人归”，则为变奏之声，急管繁弦，就“凄凄不似向前声”了。最后一句是写斯人已去的情景。“白蘋茫茫”是江上所见，回应开篇对秋江的描给，诗人伫立江边遥望征帆远去的伤感情态，见于言外；“鹧鸪飞”是写江边所闻，和茫茫的白蘋动静互映，那鹧鸪的“行不得也，哥哥”的啼鸣，仿佛更深微地传达了诗人内心的离愁和怅惘。这种以景结情的落句，更给读者以无穷的意味。
这首诗描述湘江畔送别时的情景，表达了诗人无比惆怅的思想感情。全诗语言浅白而情韵丰富。
这首诗写诗人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的胸襟抱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诗的前两句写所见。“白日依山尽”写远景，写山，写的是登楼望见的景色，“黄河入海流”写近景，写水写得景象壮观，气势磅礴。这里，诗人运用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既高度形象又高度概括地把进入广大视野的万里河山，收入短短十个字中；而后人在千载之下读到这十个字时，也如临其地，如见其景，感到胸襟为之一开。
首句写遥望一轮落日向着楼前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这是天空景、远方景、西望景。次句写目送流经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这是由地面望到天边，由近望到远，由西望到东。这两句诗合起来，就把上下、远近、东西的景物，全都容纳进诗笔之下，使画面显得特别宽广，特别辽远。
就次句诗而言，诗人身在鹳雀楼上，不可能望见黄河入海，句中写的是诗人目送黄河远去天边而产生的意中景，是把当前景与意中景溶合为一的写法。这样写，更增加了画面的广度和深度。而称太阳为“白日”，这是写实的笔调。落日衔山，云遮雾障，那本已减弱的太阳的光辉，此时显得更加暗淡，所以诗人直接观察到“白日”的奇景。至于“黄河”。当然也是写实。它宛若一条金色的飘带，于辽阔大地上蜿蜒。
后两句写所想。“欲穷千里目”，写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还想看得更远，看到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更上一层楼”。从这后半首诗，可推知前半首写的可能是在第二层楼（非最高层）所见，而诗人还想进一步穷目力所及看尽远方景物，更登上了楼的顶层。在收尾处用一“楼”字，也起了点题作用，说明这是一首登楼诗。
诗句看来只是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这一登楼的过程，但其含意深远，耐人探索。“千里”“一层”，都是虚数，是诗人想象中纵横两方面的空间。“欲穷”“更上”词语中包含了多少希望，多少憧憬。这两句诗发表议论，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与前两句写景诗承接得十分自然、十分紧密，从而把诗篇推引入更高的境界，向读者展示了更大的视野。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议论，成为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也使得这首诗成为一首千古绝唱。
这应当只是说，诗歌不要生硬地、枯燥地、抽象地说理，而不是在诗歌中不能揭示和宣扬哲理。像这首诗，把道理与景物、情事溶化得天衣无缝，使读者并不觉得它在说理，而理自在其中。这是根据诗歌特点、运用形象思维来显示生活哲理的典范。 这首诗在写法上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首全篇用对仗的绝句。前两句“白日”和“黄河”两个名词相对，“白”与“黄”两个色彩相对，“依”与“入”两个动词相对。后两句也如此，构成了形式上的完美。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选录这首诗时曾指出：“四语皆对，读来不嫌其排，骨高故也。”绝句总共只有两联，而两联都用对仗，如果不是气势充沛，一意贯连，很容易雕琢呆板或支离破碎。这首诗，前一联用的是正名对，所谓“正正相对”，语句极为工整，又厚重有力，就更显示出所写景象的雄大；后一联用的是流水对，虽然两句相对，但是没有对仗的痕迹。所以说诗人运用对仗的技巧也是十分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