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诗人酷爱梅花,自然是为了其高风幽韵所沉醉。但更为诗人所倾倒的,则是梅花凌霜傲雪的高洁品格。阴铿的这首诗,就歌咏了梅花迎寒风、傲飞雪的姿态。
开头两句直接入题,描写出梅花凌霜傲雪的自然属性。“春近寒虽转,梅舒雪尚飘”,春天虽将迫近,严冬的寒气尚存,雪花仍在飘舞,这时梅花早已盛开,可谓是“冰雪独相宜”。这里,诗人赞美了梅花不怕雪霜侵,“万花敢向雪中开”的无畏品格。可以想见,那一树树傲然开放的梅花,或红或白,或粉或黄,在漫天飞雪的映衬下,色彩会是多么分明。这梅花,充满着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呀。望此景象,作者顿生敬意,也无怪历代诗人和梅花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赞美它那“凌寒独自开”的大无畏的精神;或赞美它“畏落众花后”的积极进取精神;或赞美它那“凌厉冰霜节愈坚”的高洁品格。
三、四两句,诗人是在写雪,也是在写梅:“从风还共落,照日不俱销”。春天风大,被刮落的梅花风着春雪在春风中飞舞,景象真是美妙极了。或是白梅,那飘落之花与雪花齐风飞舞,难以辨认,真是“开时似雪,谢时似雪”;或是红梅,那鲜红的花瓣与如玉的雪花交相飘洒,红白分明的色彩,奇妙变幻的景象,怎不令人陶醉。这与宋代诗人韩元吉所写的“不风群艳竞芬芳,独自施朱对雪霜”的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天晴日朗,在瘦枝上的残雪融化了,而留在枝头上依然微笑的梅花显得更加清幽、雅逸,真是别有一番神韵。观赏此花,自然心旷神怡。
五、六两句,则分别写梅之花、叶情状。“叶开风足影”形容梅放叶的时间。梅先花后叶,当花儿凋谢之时,叶子才逐渐长出,这是仍是暮春之时,“风足影”用词极为巧妙,“花多助重条”一句,形容梅开花之多。梅瘦枝疏斜,然而却繁花满缀。这一句写得极为逼真。
最后两句则形容梅花多变,不断给人以新貌。“今来渐异昨,向晚判胜朝”,一树树梅花,今天所见和昨天所见有异,早上与晚上有别,描写出梅花由花苞逐渐开到完全开放的不断变化。“向晚判胜朝”言其梅花越开越美,不断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这首小诗,语言平易朴实,然而又有清新明快之感。状物写景都很细腻,以梅花傲雪开放到风风与雪飘落,以及花落放叶之状、花儿多变等都写到了,让作者观赏到了雪里梅花的千姿百态,创造了美的意境,留下的是不尽的想象和美的感受。
宋沈义父云:“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乐府指迷》)这首咏草词虽不着一“草”字,却用环境、形象、神态的描绘,将春草写得形神俱备。词中,上片以绮丽之笔,突出雨后青草之美;下片以凄迷之调,突出青草有情,却反落入苍凉之境。
上片起首两句写长堤上绿草平整、露光闪烁;远处的别墅如烟绿草掩映下若隐若现。接下来一句总写芳草萋萋。“雨后江天晓”,是用特定的最佳环境来点染春草的精神,通过雨后万物澄澈、江天开阔的明媚物象,活画出浓郁的春意和蓬勃的生机,为下文“少年”的出场作铺垫。“独有庾郎年最少”三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意。“庾郎”本指庾信。庾信是南朝梁代文士,使魏被留,被迫仕于北朝。庾信留魏时已经四十二岁,当然不能算“年最少”,但他得名甚早,“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庾开府集序》)。这里借指一般离乡宦游的才子。“窣地春袍”,指踏上仕途,穿起拂地的青色章服。宋代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刚释褐入仕的年轻官员,一般都是穿青袍。春袍、青袍,实为一物,用这里主要是形容宦游少年的英俊风貌。“嫩色宜相照”,指嫩绿的草色与袍色互相辉映,显得十分相宜。以上,作者描摹出春草的芊绵可爱,用遍地春草映衬出宦游少年的春风得意。
词的下片转而抒写宦游少年春尽思归的情怀。过片二句化用李白《菩萨蛮》词末二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之意。接下来两句,词人流露出对宦海浮沉的厌倦,用自怨自艾的语调表达了强烈的归思。“落尽梨花春又了”,化用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诗句:“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以自然界春色的匆匆归去,暗示自己仕途上的春天正消逝。结拍两句渲染了残春的迟暮景象。
“老”字与上片“嫩”字遥相呼应。于春草的由“嫩”变“老”之中,暗寓伤春之意,而这也正好是词人嗟老、倦游心情的深刻写照。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云:“梅圣俞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色淮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云。欧公击节赏之。”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