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的前两句上句是叙事，下句是想象中的物象，似乎没有什么议论在内。据《三国志》记载，当时孙权对于刘备，既有戒心，又要结亲，是包藏政治用心的。这一点，周瑜说得很明白：“愚谓大计，宜徙（刘）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这件既是政治手段又像风流韵事的掌故，广为流传，既成了后世小说家的精彩素材，也成了寻常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与这故事有关的山川土地，也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作者写诗并没有把史实简单概括一下完事，而是借令人可以触摸的艺术形象发表议论。“明珠步障幄黄金”这句，既写出孙刘结亲时那种豪华场面：孙夫人使用的步障，是缀满了明珠的；新婚夫妇居住的地方，连帷幄也用黄金来装饰。这种描写，不仅仅是为了铺叙结婚场面的豪华，还含有这种豪华所隐藏的政治用意。诗人是把“史”和“诗”很好地统一起来。

　　最后两句则是作者对孙权的嘲笑。这里已显出议论的面目。但是它又和一般论史不同。一般论史可以是这样平直地写：“刘备以天下事为重，不因一女子而易其志。”说得准确，没有味道。这里却以唱叹出之。诗人发问道：“谁会为了一个女子而看轻了天下呢？而孙权、周瑜居然想用来换取刘备鼎足三分的决心，结果又如何呢？”写来有顿挫之势，饶有情致。这是从侧面取影，让人们自己去寻思和领悟它的正面意思。这样，它同史论就有灵活与板滞的区别，不是死在议论之下了。

名句赏析
　　本文中写景的名句是：“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这里运用白描手法，语言简练，但形象逼真，妙趣横生

诗作对比
　　《小石潭记》和《小石城山记》写景抒情的“情”是否相同
　　《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中的最后一篇。作者寓情于景，抒发谪居生活的清寂苦闷、抑郁忧伤之情。他所写的游记散文，往往借景抒情，以寄托自己政治上不得志的悲愤。
　　《小石潭记》这首诗描绘了小石潭的石 水 鱼 树着意渲染了寂寞无人，凄神寒骨 悄怆幽邃的气氛,抒发了作者在寂寞处境中悲凉凄怆的心绪；同时也蕴含着作者看见小石潭美景时喜悦的心情。

诗作分析
　　这篇散文共计221个字，可谓短小精悍，字字珠玑，描写景物和寓含情感却恰到好处，真是一字不可增添，一字不可删减。
　　为什么小石城山会遭遇无人赏识的境况呢？这当然是由小石城山所处的偏僻荒凉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要到小石城山，需要从西山道口一直向北，越过黄茅岭下去，再稍稍向北，又折向东；在不过四十丈的地方，还有地层断裂，且被一条河水分开，并有积聚的山石横截在路端。试想，不是有非常好奇、迫切探峻心理的人，有谁愿意到这里来呢？有谁想到这里来呢？又有谁能和这小山产生心理共鸣呢？也只有柳宗元，也只有被贬的柳宗元。他从唐朝的都城长安走来，眼睛一亮，发现了荒野僻郊的小石城山，发现了它非同寻常的美。
　　柳宗元的眼光是独具慧智的，因为他有自己仕途坎坷的经历；柳宗元的胸怀是饱含怜惜之情和沧桑之感的，因为他有着与小石城山相似的境遇。只有柳宗元能发现它，也只有在柳宗元的眼中它才会放射出美丽的光彩，而且成为声名播世的美山。小石城山的美是他人不能掩盖的，因为那是天赐，谁嫉妒也白费劲。小石城山尽管处在偏僻荒远之地，但它却有幸遇见了柳宗元，于是成名。这或许是偶然，但不能说不是必然，是历史的必然。而柳宗元不知道需要遇见谁才能走出这被贬的偏僻荒远之地，他的必然又在哪里。偏僻产生荒凉，荒凉产生空旷，空旷产生幽静，幽静产生忧郁，而忧郁产生思虑，有思虑就有美。世人很少能见的美，才是奇特的美。有时一个特殊的人物与自然之景就这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心心相通，人从自然中得到慰藉，自然之景又从人的思维中升华了美。
　　那就看一看这小石城山的奇特之景之美。它的形，上边好似垛墙望楼，旁边犹如耸出的天然城堡，且有城门；（这大概就是此山叫做小石城山的原因吧。）它的色，有树和竹的翠绿，闪动着一种生命所特有的坚韧、刚毅与追求之光，还有浓黑的洞穴，很神奇，也很神秘，里边一定盛着好多好多沉睡已久的故事；它的声，投进小石子，洞穴中就有咚咚的水声，声音十分响亮，很久才消逝，那肯定是一曲美妙的音乐，在等人赏鉴并取名；它的貌，无土壤却生长着树木和竹子，且坚实葱郁，疏密相间，俯仰成趣，像是有才智的人布置的，但又比人布置的精妙，可谓鬼斧神工；而它的高度，环绕登到山顶，就能眺望到很远的地方，像是小石城山也在探视外面的世界，打听外面的消息。你能说这小山之景不美吗？不奇特吗？它的美与奇特，就在于它的简单。它自然质朴，不矫揉造作，不装腔作势。它孤独但并不渲染孤独，寂寞却不虚张寂寞，这就是小山的品质与性格。小山在这里呆了多少年，连小山自己也不知道。它真地有些郁闷，但心情总是很平静的，因为它正在等待一个人发现它，而它相信迟早会有一个人发现它。这个人终于走来了，他就是柳宗元。这小山的奇特之景之美，终于被柳氏的妙手点化成一颗璀璨耀眼的星，点缀在了世界和历史的天空，与群星一起，给人带来欣悦。而这小小的石城山，没有被上天安排在繁华喧闹的中原，却被安置在偏僻荒远之地，是上天有意考验它的耐力与意志吗，还是想看看到底是哪位贤达智人首先发现它呢？那个所谓的上天究竟存在不存在呢？柳宗元的说法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他先说更加相信这一切有上天的特意安排，却又对上天这样的安排不理解，觉得上天不应该做千百年的美景不被人识的事。当有人对上天的做法做了解释，柳宗元还是不相信。如果按理解与相信的角度讲，山水的命运全在乎上天的安排了，山水也有受宠的和不受宠的，这和人一样嘛，像柳宗元这样才德都很美好出众的人，不就是因为改革失败了就被皇上贬到这僻远之地来了吗？而优美的小石城山，肯定也是遭上天的贬谪了，至于什么原因，或许是由于这小石城山也有什么改革上天章法或所辖秩序的想法。小小的一座石城山，能管得了那么多吗？你想显露出自己不俗的才华、美好的品质和远大的抱负，那会有众多的天神圣仙不能容你的，而上天又一贯听从他们的意见。柳宗元的心里模糊，是他困惑的表现，古人迷信，特别是在遭受不幸时，更会把不可思议的事情归结到天上去。其实他不相信才是对的。但不管怎样，小石城山和柳宗元相似的际遇让他俩相遇确实是一件幸事，在那个时代相遇，在这个地方相遇，于是在大千世界上，在滚滚历史中，产生了一篇美文，也产生了一座美山。文是短小的，山是小巧的。

诗作寓意
　　这篇山水游记运用了象征的手法，作者以小石城山的不被人赏识来喻自己。作者很耿直，很执着，他笔下的山也是如此。文如其人，山亦如其人。小山如此之美，却无人赏，但小山并不因无人赏而失掉自己的美。人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读文首先要研究作者的思想情感，学习作者的为人之道，做一个正直的、品德高尚的人。如此，才能将文章读透，对自己有所启发。如果只是就文章论文章，只是去研读文章的字词句等表面上的东西，那将会事倍功半，且永远达不到做学问的深度。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柳永一生并没有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在求之遇挫之时、求之未得之后，往往流连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以感官上的享受，暂时平复内心的失落与不平。《如鱼水》就是一首反映柳永这种人生态度与心理历程的词。

　　词的上片写柳永在汴京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按照词意，大致可分为三层。“帝里疏散”三句为第一层，概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柳永时年九岁，自故里崇安来到汴京，一直到中进士之前，除了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出游三年外，一直住在汴京。期间除士子学业外，常常往来于歌妓酒馆，大多数时候是以在妓女中填词讨润笔为目的的，但也不排除其浪荡的一面。故柳永说自己“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是实写，非泛泛之言。接下来，“良景对珍筵恼”四句为第二层，具体描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有“良景”，有“珍筵”，这些就是前面说的“酒萦”了，光有“酒萦”还不够，还要有“花系”，于是“佳人”出来“劝琼瓯”了，并且为了给饮酒助兴，又“绛唇启”，唱起歌来，歌声是清亮幽雅的。接下来，“被举措”二句为第三层，写此中的自己“艺足才高”，博得“艳姬”分外的青睐。

　　过片换头，词人虽直言“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要撒手名利，忘却是非，但他毕竟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事， 也决不肯轻掷自己的天赋才华，所以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拟”字。接下来他又高唱“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大似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气概。但柳永毕竟没有李白的狂放，他唱起这些高调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最后还是走向“绿蚁”、“红粉”的温柔乡中，进入“除此外”更“何求”的无奈境地。在这里不要忽略了“除此外何求”前的那一个“算"字。透过这个“算"字，我们知道，柳永曾反复地掂量、算计过“此外”的种种活法，不言而喻，“算”的结果是路路难通，于是才不得不落到“此”中来。这实在是柳永无奈的选择。

　　全词并没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构思、布局，也无甚可观。在语言上，“良辰对珍宴恼"与“时会高志须酬"二句分别用句中对，反而有失流畅之美，又与词中“举措”、“在处”，“拚休”等口语显得有些不谐和；而“向绣幄，醉倚芳姿睡”一语，又未免低俗。

　　词的价值在于，柳永坦诚直率地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剖析给世人，毫不掩饰、造作、矫情，这是柳水的难得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首词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柳永其人性格、生活、思想的一些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