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锡这首《临江仙》，取材于江湘女神传说，但表现的内容实是一种希幕追求而不遇的朦胧感伤，主题与词题是若即若离，恰好反映了从唐词多缘题而赋到后来去题已远之间的过渡。
“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起笔词境就颇可玩味。时当秋夕，地则楚湘。从日落到月出，暗示情境的时间绵延，带有一种迷惘的意昧，词一发端，似已暗逗出一点《楚辞》的幽韵。“黄陵庙侧水茫茫”。接上来这一句，便点染出幽怨迷离之致。写黄陵庙，点追求怨慕之意，而黄陵庙侧八百里洞庭烟水茫茫境界的拓开，则是此意的进一步谊染。“楚江红树，烟雨隔高唐”。词境又从洞庭湖溯长江直推向三峡。楚江红树，隐然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意味。而烟雨高唐，又暗引出楚襄王梦遇巫山神女的传说：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宋玉《高唐赋》），襄王梦遇神女，实则“欢情未接”，以至于“惆怅垂涕”（均见《神女赋》）。这与二妃追舜不及实无二致。句中下一“隔”字，则词人心神追慕之不遇，哀怨可感。连用两个传说，可见词人并非著意一咏某一传说本身，而是为了突出表现追求不遇的伤感。
“岸泊渔灯风飐碎，白蘋远散浓香”。水上渔火飐碎。已使人目迷。夜里萍香浓，愈撩人心乱。上片写黄陵茫茫、高台烟雨，见得词人神魂追求之不已。过片插写这段空景，暗示追求之不遇，足见迫求之难。变幻的词境，层层增添起怨慕的意味。“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历尽希慕追求，神女这才终于若隐若现出来了。鼓瑟的灵峨，自应是黄陵二妃，但又可视为高唐神女。而且同境既展开于从湖湘至江汉的广袤楚天，意境有似《诗·汉广》中“不可求思”的汉上游女，《楚辞·湘君》中“吹参差兮谁思”的湘夫人，她们都是楚地传说中被追求而终不可得的女性。灵娥鼓清商之乐，韵律清越，使词人希慕愈不可止。虽说朱弦俨然可闻，则神女也应宛然可见，但云散天碧。“曲终人不见”，终归于虚，终归于一分失落感。结尾写碧天长，不仅示意鼓瑟之音袅袅不绝，而且也意味着词人之心魂从失落感中上升，意味着希慕追求的无已。
此词构思确有新意。它杂揉黄陵二妃与高唐神女的传说造境，表现的是一种希冀追求而终不可得的要眇含思。由潇湘而洞庭而高唐的神游，象征着词人希慕追求而终归于失落的心态。若隐若现、可遇而不可即的灵娥，不必指实为某一传说中的神女，而应是词人生活中所追求的理想女性或人生理想的化身。题材虽缘取调名。但实是发抒己意。与《花间集》中一些徒事摹写神女故实的词相比，便显出命意上的个性，体现了词的演进。同时，此词风格清越，也有别于《花间集》中他词之秾艳。
元稹有诗云：“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偷巧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诗将薛涛比卓文君，然而就知名度与实际才学而言，薛涛实在文君之上。
王建这首寄赠之作，在众多献殷勤的赞美诗中，算是出色的一首。薛涛在成都居住，于城郊百花潭有别宅。“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这里原是诗圣杜甫居住过的地方。“万里桥边女校书”，开门见山，尊呼薛涛的身份，又点明地望，起笔庄重。据载，薛涛居蜀时好种菖蒲，此物难得开花结实。有时开花，则被古人视为一种祥瑞，如五色云，故元稹诗有“菖蒲花发五云高”之句。后居碧鸡坊，又别种枇杷。“枇杷花里闭门居”一句，意象清丽可人，人们可以通过杜鹃花开的情景来想象枇杷花开的繁盛美丽。女校书端居其中，飘飘然当俨若仙子。“闭门居”三字，不仅有雅静之韵，且有“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意味，与后二句紧密关联。
如果说前两句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已暗寓赞美之意，则后两句便是极其热情的颂扬了：“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扫眉才子”即活用张敞为妻画眉典故，那些从古以来的女才子们在诗中作为女主人公的陪衬。其实不仅是女才子比不上薛涛，当时倾慕薛涛的才子很多，到了所谓“个个公卿欲梦刀”的地步，这些男士们的才情，很少能超出薛涛。“管领春风总不如”，即元稹“纷纷词客多停笔”之意。这个评价看似溢美之辞，但也不全是恭维。薛涛不仅工诗，且擅书法，“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法。”因此，又以巧手慧心，发明了“薛涛笺”，韦庄有诗赞曰：“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在巴蜀文化史上，留下了一页佳话。
这是一首写景咏物诗，它以从南山往北山经巫湖中的所见为主要描绘对象，勾勒出一幅秀美的山水长卷。由于诗人在南山和北山都有住所，故经常往来于两地之间。
诗的一开始，以“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指出湖中的旅程要行一天。这一天的浮游乐趣，所见佳景自然是不胜抒写的。诗人对此并未用墨，而将笔力放在登岸后的所见之上。当诗人结束水面漂泊，舍舟登岸并以马代步时，别是一种情趣。举目四望，远处的沙诸依稀可辨，驻马依傍于茂林古松之下，放眼远眺。“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这是远景描写，因为离得远，“侧径”显得“窈窕”细小，“环洲”也更见其“玲珑”巧妙。诗人用两个连绵字将陆地水中的景致写活了。 “侧径’’既弯曲细小，便以“窈窕”昵称， “环洲”在湖水的波光潋滟中愈觉高低明灭、娇小别致，故冠之以“玲珑”。然后作者用移步换景的手法，改变视觉角度，从听，闻两个侧面写景抒情，“俯视”是参天的乔木，反映出诗人是憩息于阴峰之上，故有俯视乔木的奇笔；“仰聆”是山间大壑中的波声，群岩叠嶂，谷中水流与怪石相搏，在万壑之问激起万千优美的回响。下句“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是对上文的承接。“石横”是指分水岭，水因之分流，这是沟壑中流水声响变化万千的原因；“林密”是对上文“茂松’’的照应，而“蹊绝踪"也正是因为“侧径既窈窕’’之故。谢灵运直睹除沅的风光，当他陷入路绝之境无法更向上攀登时，才会觉得情怀得到畅快的抒泄。只有到了险峰之巅可以栖迟的地方，他才能纵目四顾，饱览周围的景物。
“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这两句是用典，是据《周易》“天地解而雷雨作”仿改，天地变化，乾坤交泰，造物主使万物丰容繁盛。接下来，用工笔重彩绘出一幅山水图：新竹长出嫩绿的苞芽，芦蒲的初蕊绽出紫色的茸毛。沙鸥在春水江岸嬉戏，美丽的飞禽在和风中上下颓飞。诗人以客观的笔触刻画山水景物，使之历历如在目前。面对这秀丽的大自然，只有与万物同化才能不为外物所惑以致贪欲无厌。但是对景难排，眷恋人间之美的情感愈加强烈。由于诗人厌倦世态，宁愿离开喧嚣的人境，独处于此深山之中，唯恨憾的是没有古代贤人青甚与同游。既然已是孤居独游，一味伤感而嗟叹便大可不必。这种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情怀无人理解，字里行间流露出“世人莫余知”的遗憾心情。
上片写柳阴宴别。夏日杨柳飘拂的时节，绿阴深处，送别友人，暂时挽留行人车骑，在荷花香郁的水边设宴送行，荷花芳香之中举杯畅饮，筵席上吟词配曲歌唱，酒宴间有管弦与小词助兴。“杨柳”，赠别之象征物，开头便暗点题旨。“驻彩旌”，中途驻车设宴饯别。
下片写深情话别。词人对朋友的感情之真、之深，以及他们之间离情别恨，颇有动人心魄之处。“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促归程”，与刘梦得《赴连州途经洛阳诸公置酒相送张员外贾以诗见赠率尔酬之》的“如今暂寄尊前笑，明日辞君步步愁”，有异曲同工之妙。词人劝慰行者，多饮酒能够纾解别恨，旅程中要放宽心情，不要朝暮惦记着归程。结尾总束一句，烟雨㳽濛中的柳枝、柳叶，都牵系着离别的情思。烟雨杨柳无边，离思也就漫无边际，那密如雨丝的烟叶柔条已经牵系住了人们的离情别绪。
在写法上，此词将景、事、情融合在一起来抒写，最后缴足“惜别”的题旨。杨柳为古诗词中赠别、惜别的象征物，此词即用之作为贯穿首尾的抒情线索。开篇即写在杨柳阴中暂驻车马，中间铺叙杨柳阴中开设的饯别酒筵，以及筵上的感情交流；末尾移情于杨柳的“雨条烟叶”，使之成了离愁别恨的负载物。这样写，不但形象生动，而且含蕴无穷，耐人寻味。
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