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可分为五大段。第一、二两段写古人立学，培养人才，人才出而天下治；第三段写三代以后千余年来废学所造成的恶果；第四段写宜黄县立学的始末及其积极性；第五段则赞美县令李详兴学和为政的功绩，并对宜黄县学寄予希望。文章议论恣肆，层次分明，有极强的说服力。文中夹叙夹议，典重博厚，叙述有原有委，议论深刻透辟，堪称是曾巩文章的代表作。
在这篇千字文中。作者以“纡徐简奥”的笔墨阐述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及其意义，同时又以简练的史笔记叙了家乡宜黄县县学的建立始末，表达了作者崇学重教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兴办学校历来是推行文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古代的圣人们不断摸索、总结，乃至确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来保证学校教学的进行。这些制度与方法，都记载在儒家的六经中。如文章第一句所说的“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记载于《礼记·学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文中的“祭祀、乡射、养老之礼”，曾巩对此非常熟悉，所以在论及兴学的重要性和古代学制时，能有源有委，条畅而详备，将古代从下到上学校的设制、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及具体措施，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文章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文章开篇不提宜家黄县学校的筹建、选址以及规模和外观。而是别处落笔，先写学习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恳切。抓注学习“使人人学其性”和“皆可尽于中”这个论点，逐步开始阐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安排，并注意指出每一个方面的学习都有明确的意义。比如学习《诗经》和《尚书》，可以明白待人接物的礼节和进退上下的种种规矩。接着阐述立学的最终目的，使社会上的人都“学其性”，而不单是防止他们出现邪恶放纵的行为。再者，从培养可以担当天下大事的人才来说，是为了“养其身”，使人们能够懂得天地间事物的变化，懂得古往今来国家治理得好坏的原因，懂得在施政的过程中，对具体的措施应如何增减损益、废置或施行，以及如何善始善终。于是，立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这是作者对此最好、最准确的总结。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古时候的人，从家庭居住地直至天子的京都，都设有学校。他们从幼年直到成年，未尝在学习状态中脱离开过。学习的内容有《诗》《书》和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技能，有演奏和吟诵各地采集上来的诗歌，洗涤酒杯再向客人敬酒的酬答礼仪，低头和抬头的姿势，进来和退下的步法，由此来使他们内心、躯体、耳目和手脚的一整套符合规范的动作形成习惯。又有祭祀、乡射、养老这类典礼，由此来使他们端庄严肃、谦逊推让形成习惯。还有进用优秀人才、区分轻重审断案件、出兵祝胜、凯旋献捷的程式，由此来使他们对将来所要承担的职事形成习惯。通过老师和学友来解开他们的疑难问题，借助奖励和惩处手段来勉励他们不断上进，叫他们对不遵从教诲引起警惕。古代所订立的施教内容、方法与学规虽像这样，但它那要旨，还正是在于务必让人人在各自的善良本性上自觉地来体悟、陶冶和提高，不单单是防止他们邪僻放肆啊。尽管学生存在着性情上刚强或柔弱、缓慢或急躁的差别，但都能使他们步入不偏不倚的境地，不再有过分或赶不上的倾向。导致他们在内心深处识见洞明，正气充沛，那么，一旦施用到前进、退避、表态不表态的时候，就没有得不到最适宜的处理的；一旦把祸福死生的利害关系摆到他们面前，也没有足可以动摇他们的意志的。既然要使他们成为天下的士子，对他们进行身心培养的完备程度竟到此地步。进而又让他们了解天地事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直至典章制度减裁增补、废止创设、先行与后续、起始与终结的要点，没有一处不清楚的。他们身在堂室门户之上，可有关四海九州的统辖大业永久保持和巩固政权的策略，却全都了然于胸。等到踏上仕途，担当起天下的大任，位居百官的行列中，就会依据所施行的事项，没有一宗应对不了的。为什么呢？这是他们平素所学习请教到的东西造成的。
大致说来，凡属人们作息、饮食、日常活动这类小事，直至修养好自己本身，掌握治理国家天下的要领，都从学习中得出来，而片刻也脱离不开教导啊！在耳目四肢要做的那些事情，必定叫它同内心协调一致；在起始就谨慎对待的那些方面，必定叫它贯彻到底。用自然而然来使他们渐次升进，用积久而成来等待他们完全合格。哎呀呀！这教得多么到家啊！因而，那样一种风俗形成，刑罚就搁置不用了；那样一等人才造就，三公百官就获得足能胜任的士子了。它作为法式坚持下去，中等资质的人就会做到安分守己；它深入人心，即使历经衰败的时代，人们也不会动乱。进行教导的极限达到这般地步，鼓舞全天下，可人们却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跟它走，这哪里还需要动用强制性的力量呢？
待到夏商周三代衰落以后，圣人创设的教育制度全部被破坏。一千多年之间，学校培育仍有留存的，但也不是那古代的良法了。世人有关体认善良本性的举动，只管任从他本人随意来；而居官当政、治理民众的方法，压根就不再平素做讲求。士子具备聪明和朴实厚道的资质，却没有教导培养的渐进过程，结果人才就成不了本该成为的那副样子。拿那不曾真正学习、尚未造就的人才去做天下各地的官吏，又承接在世道衰颓凋敝之后，硬去治理未尝教化过的百姓。哎呀呀！仁政之所以得不到推行，贼寇强盗和国家刑罚之所以长期去除不掉，这种局面竟不是因为以上那个原因吗？
大宋兴起，将近一百年了。庆历三年（1043），圣明天子谋求当世的要务，而把兴学列作首位，在这时，天下各地的学校于是得以设立。可正值此时，抚州辖领的宜黄县，仍旧不具备条件拥有学校。士子中求学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寄宿在抚州州学，来大家聚集，讲论研习。第二年，天下各地的学校又废止，士子也都离散而去。可春秋两季祭奠先圣先师的大事，因在法令上做出过永远遵行的规定，就常借孔庙祭祀孔老夫子，孔庙又不再做修整。皇祜元年（1049），正赶上县令李君李详到任，才头一遭商议设立学校。而县中士子某某以及他的追随者，都自认为在这时获得机会发愤求学，没有谁不相互激励而趋向振兴地方的文教事业。因而，所需物料不摊派还有剩余，工匠不征调还远远超额。县学的建成，累计起房屋建筑区共有若干处，而门墙和先圣祭室、讲诵经典的厅堂，供士子住宿的房间，全都一所也不缺。累计起器物的数目共有若干件，而祭祀、饮水、睡觉、吃饭的用品，全都一件也不少。校内的塑像与画像，从孔老夫子以下，直到陪从受祭的贤士，全都一个也不丢。所需的图书，无论经典史籍、诸予百家，还是文人墨客的文章，不存在要向外边寻借的。它择定基址，并行施工，从头到尾才总共用了若干天。这是多么周详又迅速啊！正当四方学校刚要废止时，朝廷主管部门的讨论意见坚持认为，兴办学校，属于人们普遍所不感兴趣的事情。及至观察宜黄县学的修建，恰恰是在那次废止学校才几年以后，只不过该县县令一倡导，可全县境内群起响应，而谋划操办这件大事，县民惟恐自己赶不上一般。据此来看，当初说人们普遍对办学校不感兴趣的人，他那种说法果真不错吗？
宜黄县求学的人，本来就有很多优秀的士子。而李君担任该县县令，威权得到贯彻，仁爱得到树立，争讼平息，政事大有起色，他所施布的县政，又很棒哩！趁贤良县令在任的时候，又随顺当地向往求学、发愤用功的习俗，修建成在学宫堂室教诲研习的场所，再凭仗图书、器物、用具的必需品无不应有尽有，来培养那些本属良才的士子。尽管古代距离今世已经很遥远了，然而圣人的典籍都还留存，他们讲过的那些话仍可以考察，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则仍可以求取，特让士子共同学习并究明它。其中礼乐方面各种仪式的详细规定，固然存在着不能再全部照办的东西，至于像使内心纯正，修养好自己本身，肩负起治理国家天下的大任务，就在于怎样叫士子们朝这目标迈进了。先使一个人的品行得到修明，推广到一家去；一家品行得到修明，再推广到乡里邻居、同族亲属去，那么，整个县的风俗就形成了，人才就涌现出来了。教化的推行，道德的归属，并不远离世人啊！能不劝勉吗？宜黄县的士子前来请求说：“希望有篇记文。”这篇记文记下来是在十二月的某一天。
注释
宜黄县：今江西宜黄县。北宋时属江南西路抚州临川郡。县学：县立的官方学校。
国：国都。
学：此处指学校。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弦歌：犹言“弦诵”，音乐。
洗爵：古人招待客人时，先洗净酒器再斟酒敬客。爵，一种酒器。
俯仰：低头与抬头。
容：与下文的“节”同，指法度。
升降：登上与降下。此处引申为进退。
祭祀、乡射、养老之礼：古时学校中举行的三种礼仪。祭祀，指祭神和祭祖。乡射，古代一种射礼。养老，尊敬老人，给他们奉以酒食的礼仪。
进材：推荐有才能之士。
论狱：判决狱讼之事。
授捷：出征而归，将在战场上所割敌人的左耳祭告于先庙。
从事：这里是办事的能力。
劝：勉励，鼓励。
不率：不遵从命令。
邪僻放肆：奸邪，无所忌惮。
中：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
堂户之上：意为足不出户。
斯须：须臾，片刻。
要于终：约束到最后。要，约束。
三公：古代朝廷中级别最高的官员，其具体官员各代不同，周为太师、太傅、太保，西汉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东汉为太尉、司徒、司空。
三代：夏、商、周。
唯其所自肆：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肆意妄为，意思说没有学习过礼法，不知收敛。
讲：讲求，重视。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
抚州：在今江西省。
释奠之事：古代学校的一种典礼，春天应陈设酒食以祭奠先师先圣，秋冬亦如此。
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
李君详：李详，当时担任宜黄县令。
趋：本义是小步快走，这里指为兴办学堂而奔走。
不赋而羡：不征敛而有余。
发而多：不征召而来了许多人。
序：堂的东西墙。
从祭之士：随同孔子享受祭祀的人。宋时学校立孔子及亚圣十哲塑像，又绘七十二贤人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廊的板壁上，同时祭祀。
翰林子墨：代指文人。
相基会作之本末：勘察地基、兴修屋舍前后事宜。会作，聚集工匠建造。
固以为学者人情之所不乐：本来认为兴学是人们不乐意做的事情。
唱：通“倡”，倡导。
威行爱立：威严的法令得到贯彻，仁爱的风气得以树立。
肄：学习。
可不勉欤：怎么能够不努力。
这篇散文可分为五大段。第术、二两段写古人代学，培养人才，人才出而天下治；第三段写三代以后千余年来废学所造成的恶果；第四段写其黄县代学的始末及其积极性；第五段则赞美县令李详兴学和为政的功绩，并对其黄县学寄予希望。文章议论恣肆，层次分明，有极强的说服力。文中夹叙夹议，典重博厚，叙述有原有委，议论深刻透辟，堪称是曾巩文章的代表作。
在这篇千字文中。作者以“纡徐简奥”的笔墨阐述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及其意义，同时又以简练的史笔记叙了家乡其黄县县学的建代始末，表达了作者崇学重教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兴办学校历来是推行文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古代的圣人们不断摸索、总结，乃至确代了术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来保证学校教学的进行。这些制度与方法，都记载在儒家的六经中。如文章第术句所说的“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记载于《礼记·学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文中的“祭祀、乡射、养老之礼”，曾巩对此非常熟悉，所以在论及兴学的重要性和古代学制时，能有源有委，条畅而详备，将古代从下到上学校的设制、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及具体措施，都讲得清清逐逐、明明白白，使文章显示出术种历史的厚重感。
文章开篇不提其家黄县学校的筹建、选址以及规模和外观。而是别处落笔，先写学习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恳切。抓注学习“使人人学其性”和“皆可尽于中”这个论点，逐步开始阐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安排，并注意指出每术个方面的学习都有明确的意义。比如学习《诗经》和《尚书》，可以明白待人接物的礼节和进退上下的种种规矩。接着阐述代学的最终目的，使社会上的人都“学其性”，而不单是防止他们出现邪恶放纵的行为。再者，从培养可以担当天下大事的人才来说，是为了“养其身”，使人们能够懂得天地间事物的变化，懂得古往今来国家治理得好坏的原因，懂得在施政的过程中，对具体的措施应如何增减损益、废置或施行，以及如何善始善终。于是，代学的重要性可见术斑——“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这是作者对此最好、最准确的总结。
李白曾以如椽采笔，驱山走海，状物图貌，描绘了一幅幅色彩鲜明、雄伟峻峭、明丽清新的画卷，再现了祖国壮丽河山的自然美。这些诗篇，流传千古，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一首《荆门浮舟望蜀江》，就是由多幅优美生动的画面组成的长江行舟图。
诗的前六句写诗人在舟中望长江的所见所感，着重描绘长江。诗人放眼四看，从三峡奔腾而来的江水，虽值桃花盛开的春汛时期，但依然清澈如成都的锦江。这是实写，却含蕴着诗人深挚的乡土之情，有《渡荆门送别》中“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样一种对故乡的眷恋情意。前六句中一二两句点题，三四两句对长江的描写较为概括，五六两句则作进一步的勾画。第五句以浓丽的色彩加以点染。江水深绿，碧波荡漾，日光照耀，晴空映江，水色天光相辉映，显得异常明净，真是春水碧于天。难怪南宋的大诗人陆放翁赞之为“夺化工之巧”，是“真善状物”的妙笔。第六句描摹江流的动态。滚滚东流的江水，茫茫无际，好像与天相接。这是诗人远望时的深切感受，形诸于诗，不仅使人感到真实，而且觉得生动传神。这两句既从色彩上加以点染，使其明丽如画，又写出了长江一泻千里，烟波浩淼的雄姿。这一画面，色彩鲜明，景中有声，飞动壮阔。
中间六句又是另一幅图画。随着行舟的前进，诗人纵目四观，景物宜人，春光骀荡。连绵的巴山，逐渐消失；万里晴空，白云漂浮，舒卷变化，摇曳多姿；江边，日照白沙，明亮如雪，群雁聚息；岸上，百花盛开，飞出山谷的黄莺，在花丛中穿飞；江中沙洲，芳草萋萋，繁花似锦，和煦的春风，送来扑鼻芳香，但转瞬即过，迎面而来的是郁郁葱葱，苍翠繁茂的林木。这里，诗人的彩笔，不仅绘出了绚丽明媚的画卷，而且传达出融于画境的欢快喜悦之情。尤其出色的是，诗人所描画的不是一幅停滞静止的写生画，而是有如一组连续不断的活动的电影镜头，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最后四句是日暮月升的景象，另是一幅画面。诗人舟行一日，日落西山，夜幕已降，远望江边，暮霭沉沉；东方江面，月亮冉冉升起；再遥望江陵，灯火点点，闪烁不定，著名的渚宫城，应该就在这灯火之中。这也是由几个“镜头”组成的画面，动态感也十分强烈。另外，这一结尾，极有余味，给人以广阔的艺术想象天地。
这首五言古诗，在艺术上很有特色：从艺术构思看，诗人抓住江中行舟这一特点，顺序写来，“如展图画”。从结构上看，诗人从白昼直写到日落月升，层次分明，脉络清晰。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诗人巧妙地运用表现自然美的各种原始材料，诸如色彩、声音、形状、香气、光线、运动等，并把它们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动人画面，并且具有鲜明的动态性，使语言艺术的诗，有着形象艺术的效果。从诗篇的意境上看，诗人融情于景，把遇赦东归的喜悦心情倾注在大好春光的景物描绘中，情景交融，塑造了迥远奔放、明丽雄浑的艺术意境，有着强烈感人的艺术力量。
《酒箴》短小精悍，是典型的状物小赋，而寄寓深远。在后世的小赋中起了示范的作用。全篇只在开头“子犹瓶矣”一句，点明作者的意图是在借器喻人，其余全部描叙两种盛器的命运遭逢，语近旨远，十分隽永。
全文分两个部分：前面写打水陶罐，后面写盛酒皮囊，看似调侃之作，实在借物抒怀：那朴实无华的水瓶，常遭危害，那浑浑噩噩的酒袋，却自得其乐。作者通过对这两种器具的迥异遭遇，抨击了当时社会的眉合理现象。幽默、讽刺、愤世嫉俗都在这一篇极富有幽默情趣的文章中表现出来了。读来既饶有兴味，又让人颇有心得，反讽的语言表达的是一种人世间的某种真谛。
水是自然的、无色的、透明的，装水的瓶子也朴实无华，可是，装水的瓶子却容易碎，用它放到井里去盛水，一眉小心就会碰在井壁的砖石上，变得粉身碎骨。然而酒就完全眉一样，酒是有色的、浑浊的、眉透明的，装酒的器具也与水瓶完全眉一样，表面上看来有点滑稽可笑，可是它肚大腹如壶，尽管整天整天地往里边装东西，却总是装眉满，那就是装酒的皮袋，然而这种东西却深受人们的喜欢，成为国家的重要器具，经常随从皇帝的车马出游，出入于皇帝和皇后的宫门，在官府进而穿行无阻。
水瓶在文章中喻指心地纯明，眉会吹牛拍马，眉会阿谀奉承的人。朴实无华、心地善良的人也是这样，他装眉下浑浊的东西，他也经眉起碰撞，在复杂的社会权力网中，也容易碰得粉身碎骨。而酒囊则喻指社会上那些善于投机钻营、逢迎拍马、眉顾廉耻、黑心肠厚脸皮的人们。越是浑浊的地方，他们越能生存，越是充满权力争斗的地方，他们越能升官发财。这是对社会上两种截然眉同的人的逼真刻画和辛辣讽刺。
这篇文章把人世间的两种人物写惟妙惟肖，借物以喻人，寓嘲讽和讥笑于形象之中，寓深刻的社会哲理于幽默诙谐之中，文笔犀利，思考冷峻，哲理隽水，充分体现了扬雄既才学满腹又仕途坎坷的人生体味，也蕴涵着扬雄眉满当时的社会政治又眉愿同流合污的思想意向。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这是柳永困居东京汴梁时为青楼名妓虫娘所作的一首词，用以表白自己对虫娘的真挚情意，并且向虫娘许下庄重的诺言。虽然柳永踏入仕途后，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终未实践这一诺言，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在作品中如此大胆示爱求偶已属难能可贵了。
词的上片主要回忆了昔日与虫娘的恩爱时光。柳永在词的开始就坦率的承认了对歌妓虫娘的真情实意：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小楼深巷”指的是平康坊曲之所，歌妓们聚居之地。北宋都城开封“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梨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东京梦华录》卷二）。这些坊曲之中身着罗绮、浓妆艳抹的歌妓甚众，但柳永却特别属意于虫娘，因为她是一位温柔俊俏、色艺超群的多情女子。柳永在这里用了一个“最”字，突出了虫娘在其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自然有比虫娘更为风流美貌的，而具有雅态的却极为稀少。“雅态”是虫娘的特质，唐宋以来的一些歌妓，除了有精妙的伎艺之外，还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能吟诗作对。柳词《两同心·嫩脸修蛾》的“偏能做文人谈笑”和《少年游·世间尤物意中人》“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就是表现这种雅态的，它源于品格和志趣的高雅，全不像是风尘中的女子。柳永之所以爱慕虫娘正由于此。歌妓们虽然受制于娼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她们的情感是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柳永由于真正的同情和尊重她们，因而能获得其真情，相互知心。“几回饮散良宵永，鸳衾暖、凤枕香浓”。以往他们曾多次共度良宵，幸福地相聚。“算得人间天上，惟有两心同”。表达了两人的心愿，也就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同时也写出了两人对这份爱的陶醉、痴迷。
词的下片转写当前，以“近来”二字将词意的发展由往昔转到现实，“云雨忽西东”，说明他们的爱情出现了一些波折，由“诮恼损情悰”看来，波折更多的原因是因虫娘引起的，她又是抱怨，又是烦恼，完全破坏了从前那种欢乐的情怀。从与虫娘“偷期暗会，长是匆匆”的情形来推测，柳永困居京都，已失去经济来源，不可能千金买笑而歌舞场中挥霍了。因而与虫娘的聚会只能偷偷地进行，而且来去匆匆。由此使他希望与虫娘过一种鸾凤和鸣、白头偕老的正常夫妇生活，以结束相会时愁颜相对的难堪场面。“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虫娘匆匆相会时“敛翠啼红”，暗示了他们爱情的不幸。这不幸完全是来自社会方面的原因，很可能是因娼家严禁虫娘与这位落魄词人的来往。在此情形下，词人提出了暂行办法和长远打算。暂行的办法是“眼前时、暂疏欢宴”，疏远一些，以避开各种外界压力。他劝慰虫虫不要忧心忡忡，请相信他的山盟海誓。长远的打算是使虫虫能“作真个宅院”，柳永是真正打算娶虫虫作“宅院”的。只有到了那时，才算是他们的爱情有始有终。至此，整个下片恰当地表达了词人内心复杂的情感，同时又达到了劝慰虫娘的目的。
从这首词可以看出，柳永是抱着一腔真挚的感情，把一位封建社会底层中被侮辱、被损害的歌妓虫娘当成了自己真诚爱慕的对象。虫娘是他落魄无聊的情形下与他相爱的，所以柳永决心一举成名后定来报答她的深情。整首词委婉曲折，真实地再现了柳永当时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