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塑造了一位地位虽有不同,但命运却与《卫风·氓》之主人公相似的可怜弃妇形象。她当初也许曾有过海誓山盟、夫妇相爱的短暂幸福。但随着秋来春往、珠黄色衰,“其心孔艰”(心思难测正如“氓”之“不三其德”、其心“罔极”)的丈夫,待她便“始者不如今”,粗暴取代了温柔,热恋化作了冷漠。丈夫回到家中,想到的只是上河梁去取鱼虾享用,而对操劳在室的妻子,则连“入”房中慰问一下的兴致都没有。他总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大抵早已有了“外遇”罢)。说他事忙吧,他却能在庭中慢条斯理地油他的车;说他没事吧,却连“遑舍”(止息的闲暇)一夜的功夫都没有。好容易盼得他回来一次,却只给妻子留下暴虐相待的伤痛。想到命运之绳曾将自己和丈夫贯串在一起(“及尔如贯”),相互间理应亲如“埙”、“篪”相和的“伯”、“仲”(古时常以兄弟相亲喻夫妻相谐);而今,丈夫竟连起码的夫妇之礼都不顾了,不能不激得女主人公悲愤难平。在长夜焦灼的“反侧”之中,她终于发出了愤切的诅咒:“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你真正是枉然生了一张人脸,心思的险恶莫测,简直胜过鬼蜮呵!
从诗之结语“作此好歌(因为歌意涉及男女之情,故称),以极反侧”看,此歌作于女主人公长夜难眠的“反侧”之际。诗虽也带有相当的叙事成分,但脉络并不清晰。在充满疑云的反覆诘问中,展出“彼”人的飘忽身影,又穿插进回忆中的种种生活片断,使全诗的结构显得似断非断、散乱飘忽。如果要找一个适当的词汇来说明此诗的表现特点,那就是两个字——“梦幻”。而这,大抵正与女主人公作歌时的“反侧”难眠状况有关。从诗中透露的消息可知,那位薄情丈夫对女主人公的冷遇,无疑已天长日久。每当她望眼欲穿盼其归来时,丈夫却总是迟迟不归;就是归来,也行迹诡秘、形同飘风,出没于庭院、鱼粱之际,只顾着自身的享受,极少有入房与妻子叙叙的诚意。一对往日的燕尔夫妻,竟变得如同陌路之人。这些景象,当然会深深烙在女主人公脑际而难以抹去。因此,当她辗转反侧之际、神思恍惚之中,往事今情便可能全化作散乱的片断,梦幻般地涌现在眼前。此诗正适应了这一特定背景,采用叠章和问句、跳荡不定和迅速转换的意象,表现了女主人公似忆似梦间的疑惑与惊诧、痛愤和哀伤。进入女主人公梦思中的对象,明明是她丈夫,她却似乎不认识他,开篇即以“彼何人斯”相询,正绝妙地传达了这种神思恍惚中的迷乱之感。后文的“胡逝我梁,不入唁我”、“我闻其声,不见其身”,更以扑朔迷离之辞,表现了唯有幻梦才带有的视听和思虑特点。女主人公刚想细细审视,幻境却又一变,车影、语声竟化作一团“飘风”,忽东忽西地卷向鱼梁去了;但转眼间,她又似乎看到,丈夫分明还在庭中,正如往日那样悠然自得地“脂车”呢。梦境的飘忽变幻,伴随着女主人公神思恍惚间的疑惑、惊惧、失望和愤懑,一起化作诗行涌现,便产生了这首奇妙、独特的弃妇歌。
《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第二年春天至巫山时遇赦,回到江陵。在南游岳阳时,写下这首诗。
诗人首先描写岳阳楼四周的宏丽景色:“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岳阳,这里是指天岳山之南一带。天岳山又名巴陵山,在岳阳县西南。登上岳阳楼,远望天岳山南面一带,无边景色尽收眼底。江水流向茫茫远方,洞庭湖面浩荡开阔,汪洋无际。这是从楼的高处俯瞰周围的远景。站得高,望得远,“岳阳尽”、“川迥”、“洞庭开”,这一“尽”、一“迥”、一“开”的渺远辽阔的景色,形象地表明诗人立足点之高。这是一种旁敲侧击的衬托手法,不正面写楼高而楼高已自见。
李白这时候正遇赦,心情轻快,眼前景物也显得有情有意,和诗人分享着欢乐和喜悦:“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诗人笔下的自然万物好像被赋予生命,雁儿高飞,带走了诗人忧愁苦闷之心;月出山口,仿佛是君山衔来了团圆美好之月。“雁引愁心去”,《文苑英华》作“雁别秋江去”。后者只是写雁儿冷漠地离别秋江飞去,缺乏感情色彩,远不如前者用拟人化手法写雁儿懂得人情,带走愁心,并与下句君山有意“衔好月来”互相对仗、映衬,从而使形象显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山衔好月来”一句,想象新颖,有独创性,着一“衔”字而境界全出,写得诡谲纵逸,诙谐风趣。
诗人兴致勃勃,幻想联翩,恍如置身仙境:“云间引下榻,天上接行杯。”在岳阳楼上住宿、饮酒,仿佛在天上云间一般。这里又用衬托手法写楼高,夸张地形容其高耸入云的状态。这似乎是醉眼蒙眬中的幻景。诗人是有些醉意了:“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楼高风急,高处不胜寒。醉后凉风四起,着笔仍在写楼高。凉风习习吹人,衣袖翩翩飘舞,仪表潇洒自如,情调舒展流畅,态度超脱豁达,豪情逸志,溢于言表。收笔写得气韵生动,蕴藏着浓厚的生活情趣。
整首诗运用陪衬、烘托和夸张的手法,没有一句正面直接描写楼高,句句从俯视纵观岳阳楼周围景物的渺远、开阔、高耸等情状落笔,却无处不显出楼高,不露斧凿痕迹,自然浑成,巧夺天工。
此诗开头两句:“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自下而上仰望,只见巍然高耸的宝塔拔地而起,仿佛从地下涌出,傲然耸立,直达天宫。用一“涌”字,增强了诗的动势,既勾勒出了宝塔孤高危耸之貌,又给宝塔注入了生机,将塔势表现得极其壮观生动。
接下去四句:“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临神州,峥嵘如鬼工。”写登临所见、所感,到了塔身,拾级而上,如同走进广阔无垠的宇宙,蜿蜒的石阶,盘旋而上,直达天穹。此时再看宝塔,突兀耸立,如神工鬼斧,简直不敢相信人力所及。慈恩寺塔,不仅雄伟,而且精妙。
再下去四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写登上塔顶所见,极力夸张塔体之高,摩天蔽日,与天齐眉,低头下望,鸟在眼下,风在脚下。这鸟和风,从地面上看,本是高空之物,而从塔上看,就成了低处之景,反衬宝塔其高无比。
下面八句,以排比句式依次描写东南西北四方景色。“连山若波涛,奔走似朝东。”描绘东面山景,连绵起伏,如滚滚巨浪;“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状摹南面宫苑,青槐葱翠,宫室密布,金碧交辉;“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刻写西面秋色,金风习习,满目萧然,透着肃杀之气;“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写北边陵园,渭水北岸,座立着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它们是前汉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五位君王的陵墓。当年,他们创基立业,轰轰烈烈,如今却默然地安息在青松之下。诗人对四方之景的描绘,从威壮到伟丽,从苍凉到空茫,景中有情,也寄托着诗人对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忧思。
末了四句,“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诗人想辞官事佛,此时,岑参得知,前方主将高仙芝出征大食,遭遇挫折;当朝皇帝唐玄宗,年老昏聩;朝廷之内,外戚宦官等祸国殃民;各方藩镇如安禄山、史思明等图谋不轨,真可谓“苍然满关中”,一片昏暗。诗人心中惆怅,认为佛家清净之理能使人彻悟,殊妙的善因又是自己向来的信奉,因此想学逢萌,及早挂冠而去,去追求无穷无尽的大觉之道。
这首诗主要写佛塔的孤高以及登塔回望景物,望而生发,忽悟佛理,决意辞官学佛,以求济世,暗寓对国是无可奈何的情怀。全诗状写佛塔的崔嵬和景色的壮丽十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