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像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像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注释
铭：在器物上记述事实、功德等的文字。
通材：兼有多种才能的人。
勒：刻。
畜：积聚。
兼胜：都好，同样好。
卓卓：卓著，突出样子。
蹶：挫折。
魁闳：高大。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作者的倾向不便明言，于是便借鉴了古代诗人屈原和李白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以梦境反映现实，借天上影射人间。这就使得全诗既闪烁着诗人的奇情异彩，又显示出其批判政治现实的锋芒，成为古代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力作。
诗一开始，就用奇幻的笔调描写了作者梦登河汉的情景：“夜梦上河汉，星辰布其傍。位次稍能辨，罗列争光芒。”灿烂的银河、闪烁的群星，在诗人也在读者面前展现出神话般的境界。诗人情不自禁地轻曳脚步在银河两旁巡礼，于排列有序、熠熠争辉的繁星中看到了东方苍龙之一的箕星、牵牛星、织女星以及北斗七星。“自箕历牛女，与斗直相当。”两句诗表面上若不经意，信手拈来，实则大有深意，为后文议论埋下伏笔，于此可见作者诗思的慎密。
“既悟到上天，百事应可详。”这两句是由写景到叙事的过渡。从中既透露出诗人内心郁积已久的对人间百事不解的迷惘；也可以看出：此时此刻，他对从天上求得答案满怀着希望。
接下去，诗人却笔锋陡转，用充满夸饰的色彩，勾画了天神威严可怖的形象：“其中有神官，张目如电光。玄衣乘苍虬，身佩水玉珰。丘蛇与穹鳖，盘结为纪纲。”这样一个目光如电、身着黑衣、左右又盘结着蛇和鳖的神官形象，较之屈原《离骚》中不予开门的“辛阍”和李白《梁甫吟》中发怒的“阍者”，都刻画得更为具体，也更具有威慑力。他的出现，为方才还明净神奇、充满浪漫情趣的天空涂上了一抹阴森的色彩，使诗人从对仙境的陶醉中猛醒过来，生出“我心恐且怪”的惶惶不安之感。这里，天上神官的象征意义虽未点破，但在其鲜明可感的艺术形象中，已蕴含着对读者的丰富的启示。
面对突然出现的挣狞可怖的“威灵”，诗人仍然斗胆发问，显示出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一连五问，以排比的句式、充沛的气势喷射而出：“有牛岂不力，何惮使服箱？有女岂不工，何惮缝衣裳？有斗岂不柄，何惮挹酒浆？卷舌不得言，安用施穹苍？何彼东方箕，有恶务簸扬？唯识此五者，愿言无我忘。”这一连五问源于《诗经·小雅·大东》。在那首著名的讽刺诗里，历数了一系列天文星象，说织女不能织；牵牛不能拉车；北斗杓星不能舀酒浆，箕星不能簸扬，指出它们徒有虚名而不切实用。这里却反其意而用之，指出：有牛不让拉车；有织女不让缝衣裳；有斗不让挹酒浆，有舌而不得言。暗喻朝中贤士有用的不能见用，有言责的不能进言，唯有恶人却可以像箕星一样任意簸扬其恶，肆虐猖狂。这一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作者以其痛快淋漓的发问尽情倾吐了胸中的不满及讥讽，并猛烈抨击，将全诗推向高潮。不仅集中表明了作者对这场政治斗争的鲜明态度，而且显示出他深邃犀利的思想和敢于斗争的勇气。
接下去写神官的回答却使诗情陡然下跌。他的话两句一顿，层层递进：“上天非汝知，何苦诘其常？岂惜尽告汝，于汝恐不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子王？”意思是说：“天上的事本来不是你所应该知道的，何苦一定要寻根究底呢？如果你一定要把天上名实不符之事问个明白，哪里是我不肯告诉你，只恐天机泄漏给你，于你反有不祥。这其中的奥秘不难弄懂，譬如人间有种种荒谬不平之事，难道你敢统统拿去话问王者吗？”神官的这几句话虽是劝告之辞，却揭示出丰富深刻的道理，它一方面表明大千世界到处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人间如此，天上亦然。同时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于王”两句直接点醒正意，有力地批判了权奸当道、阻塞贤路、打击贤臣、实行恐怖高压的黑暗政治现实。
仙境倏然消失，梦亦随之破灭，诗至此戛然而止。作者在这里没有多费笔墨交代梦醒后的感想，但透过“残灯荧空堂”这凄清而悲凉的景象，表现出作者那失意怅惘的心情。然而尽管如此，全诗最突出的却是作者不畏强权、不怕高压，从心底发出的不平的呐喊。这是正义的呼声，任凭什么压力也无法将它扑灭。诗人的斗争精神，通过巧妙的艺术手法，使诗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首诗内容充实，想象奇特，一气贯注而又跌宕生姿，充分地表现了作者的战斗精神。他在《寄滁州欧阳永叔》一诗中曾说：“直辞鬼神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这首《梦登河汉》诗体现了作者的这一诗歌主张。
“鲁客抱白鹤，别余往泰山”，范山人自身的色彩本不鲜明，但诗人让他“抱”上一只“白鹤”，这样就引人注目了。于是，李白的目光随着这片白色的行进向泰山移去。“初行若片雪”，了然在目；“杳在青崖间”，距离远了，看上去更小，但因为出现了青色（“青崖”）作为衬托，仍很清晰；“高高至天门，日观近可攀”，更高了，更远了，更小了，这时，诗人又巧妙地使用红色（“日”暗藏着红色）作底，所以还依稀可见；最后，“云山望不及”，“白鹤”终于被飘浮的云朵遮住了，范山人的身影看不见了，伫立送行的诗人不禁油然而生惆怅之情：“此去何时还”？
此诗完整再现了初唐送别诗三部式的结构。首先，诗人用首联“鲁客抱白鹤，别余往泰山”介绍了送别事件以及友人的去处。其次，诗人用中间两联按时间顺序进行风景的描写，友人离开初期是“初行若片云，杳在青崖间。”接下来是“高高至天门，日观近可攀。”最后，诗人用尾联抒发别情。从诗人对这一片白色的依依不舍的目送中，直到“云山望不及”，表达出李白对范山人的一片深情。
这首词上片写想象中的汴京元夜之景，下片写现实中羁旅穷愁，无法排遣的一种无奈心情。上片虚写，下片实写；一虚一实，虚为宾，实为主。
首句“闻道长安灯夜好”，“长安”点“都城”，即汴京。“灯夜好”点“元夕”。词题即在首句点出。“闻道”二字，点明都城元夕的热闹景象都是神游，并非实境。不过，这“神游”并不是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也不是对于期待中的未来的憧憬，更不是梦境，而是在同一时刻对另一空间的想象，即处凄冷之境的“江南憔悴客”对汴京元夜热闹景象的想象。摆脱现实的束缚，按照自己潜在的心愿作几乎是无限的发挥。“雕轮宝马如云”毛滂这一句极言“雕轮宝马”之多（“如云”）。词人把都城元夕的繁华景象描摹尽致。但是，这一片繁华都只是词人想象的产物，首句“闻道”二字点明了这一点。上片越是写得繁华热闹，则越是反衬出下片凄清冷寂的尴尬之状。下面三句词人把汴京元夜从地上移到了天上，以想象中的仙境喻都城元夕的盛况。“蓬莱清浅对觚棱”是描写汴京元宵之夜宛如神仙境界。“玉皇开碧落，银界失黄昏。”“碧落”，犹碧天。“玉皇”句中的“开”字启人想象。言“开”，则“碧落”原是“闭”着的，只是在上元之夜，玉皇才将原是“闭”着的“碧落”“开”了。“碧落”既“开”，则天上的星儿、宿儿便纷纷下落，使“银界失黄昏”了。词人的写法无非是把人间的皇帝搬到了天上，以在想象中染上一层迷离恍惚的色彩，使帝京元夜在词人的表现中更加热闹罢了。
下片首句，“江南憔悴客”是作者自指。“谁见”，设问之辞，意即无人见。特指作者自己深深思念的妻子反不知自己待罪客舍的窘境。这一句，以设问的口气写出了自己的孤寂。“谁见”二字还将读者（也使作者自己）从想象中的繁华景象拉回到凄冷的现实中来。“端忧懒步芳尘”，这是写闺中人对那元夜的繁华早已失去了兴趣，毛滂词中的闺中人则无须去“寻”，她知道自己的丈夫远在千里之外，乃“懒”去那元夜繁华之地。她只在闺房中，在“小屏风畔”，独对薰香袅袅，薰香则渐冷而凝。一种无奈之状展现在读者眼前，像是一幅画得极高明的《闺中夜思图》。这种描写，只是词人的设想，但是设想闺中人在思念自己，也就更深刻地表现了自己在思念闺中人。“酒浓”句，词人从对闺中人的思念中回到现实中来。上元之夜，本应是欢乐之夕，而作者自己却处在待罪羁旅、凄冷孤寂的心境中，去消受那本不应如此凄清的元夜之夕。“春梦”只能于“酒浓”时去做。而酒并不能真的解忧，它只是使人于麻醉中暂时忘却而已。结句“窗破月寻人”，写词人孤寂一个，只有元夕之月伴春梦之人。“寻”字，以人拟月。这位“江南憔悴客”，待罪羁旅，没有人去“寻”他，只有月从客舍的破窗隙中来“寻”，越显其孤独寂寞，心情已从凄冷变成凄苦了。
这首词以乐景写哀情，将词人羁滞异乡、困顿潦倒、憔悴不堪的苦境与悲怀抒写得缠绵悱恻 。然而，尽管词人满怀苦情，却又以飘逸秀雅的笔调抒写内心的情怀，使全词充满了潇洒风流的情致。
该诗是杜甫往牛头山拜访鹤林禅师后，下山回望的记述。
“牛头见鹤林，梯径绕幽林。”诗人拜见禅师后，感觉到禅机深奥高妙，犹如上山来的山经，盘旋曲折，穿云绕雾，难见真面目。描写牛头寺的景色，表示诗人对禅居生活及心境的向往。
“春色浮天外，天河宿殿阴。”待诗人更上一层楼，顿觉所要寻者，原来睹面就是。浮动在远山上的春景、晚上的银河，无一不是。在这里，衲子们不舍夜昼，布道传灯，向往那黄金敷地的琉璃世界。至此，诗人法喜充满，禅悦遍布。
“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诗人接着感叹传播佛法并不容易，但禅师仍然慈悲传法。
“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理解到此，诗人对佛法与鹤林禅师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但也不执着于此，所以说“回看不住心”。是啊，如此清修净境，诗人很向往之。诗人年纪也大了，不适合再作狂吟之事了，是该收收心，静心下来好好修心养性了。其实，收住自己的妄心而安住清凉界也会更加自在。
杜甫写有禅诗数十首，中多论禅礼佛之句。从此可看出杜甫于佛法确有所得，领会《金刚经》“应无所往，而生其心”的义理。从他的一生虽困苦不堪，但始终“哀而不伤”的中庸境界来看，诗人的确是从佛法中得到了利益，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心系禅悦的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