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 (黎生和安生) 的赠序。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表明自己的见解,委婉地告诫黎、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迎合世俗,放弃自己的原则,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
全文一共共分三段。首段叙述黎、安的来历。黎、安二生都为蜀人, 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 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 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 并非无故牵扯。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 于是作者读黎生“数十万言”, 安生“数千言”的文章, 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 善反复驰骋, 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 若不可极者也”, 给予了很高评价。且由文及人, 想到黎、安二生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 善荐才子, 令作者感喟。
第二段继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问题。但作者题目云赠“二生”, 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 因“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 将行, 请予言以为赠”, 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 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 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 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阔”。“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 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 盖将解惑于里人。”至此, 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 感触颇深, 因其笑迂阔一语, 即从“迂”字生情, 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 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 知志道而不知同俗, 说似自嘲, 实则自况, 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 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 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 而作者仍独善其身, 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 无人堪当比拟。而作者以己“迂”之大, 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的含义, 令人心领神会, 议论极为得体。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 也绝不苟合世俗, 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 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 分析利弊,处处为“二生”细心着想, 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 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 他说“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二生”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
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右;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的人生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
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读之觉文章生气,去圣贤名教不远”。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但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可见,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南宋理学家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曾巩的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赵郡苏轼,是我同年中考的朋友。他从四川写信到京师给我,称道四川的两位叫黎生和安生的年青人。不久,黎生携带了他的几十万字的文章,安生也携带了他的几千字的文章,屈尊来拜访我。我读了他们的文章,的确是宽广雄壮、意味深长,善于照应,气势奔放,充分表达了事实和道理,而他们的才力豪放纵逸,好似没有尽头。二生固然可以算得是魁首、奇特和崛起的读书人,苏君因此也可以说是善于知晓人才的人了。
不久,黎生补缺江陵府的司法参军,即将远行的时候,请我以言相赠。我说:“我知道你,已经在内心深处留下你的印象了,还需要在形式上用语言加以表达吗?”黎生说:“我和安生都学习这种骈文,同乡都讥笑我们,认为不切合实际。现在请求您赠言,是想解除同乡邻里的看法。”我听了这些话,连自己都克制不住笑了。
世间不切合实际的人,还有比我更严重的吗?只知道相信古人,却不知道符合世俗;只知道记住圣贤之道,却不知道与世俗同流合污。这就是我现在还遭受困厄的缘故,而且自己还不知道啊!世间不切合实际的人,还有比我更严重的吗?如今您的不切实际,仅仅是由于文章不接近世俗,这不过是不切合实际中的小事罢了,担忧同乡讥笑。像我的不切合实际可就大了,假使你拿着我的文章归去,将要重重的得罪他人,哪里还只是被讥笑?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对于你们将要说些什么呢?如果说我的不切合实际算好,那么它的后患就是这样;如果说它不好,那么就可以符合世俗,必定违背古人,就要随同世俗,必定背离圣贤之道了。你还是不要急于解除同乡的疑惑,那么这样,必定能够选择而取其正确的途径。
于是,我书写这些话来赠送给两位,并给苏君看看,认为我们的话怎么样呢?
注释
赵郡:即赵州,治所在今河北赵县。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宋代著名文学家,因祖籍是赵郡,所以作者称赵郡苏轼。
同年:同年中考的人。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遗:赠予。
黎生、安生:生平不详。
辱:谦词。这里是屈尊的意思。
闳:宏大。
隽:意味深长。
顷之:不久。
补:充任。
司法参军:官名,掌刑法。
迂阔:迂远而不切实际。
道:指圣人之道,即儒家学说。
庸讵:岂,难道,怎么。
择而取之:指在古文、道与时文,世俗之间的选择。
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师两位黎年 (黎安和安安) 师赠序。作者针对黎安提出师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表明自己师安解,委婉地告诫黎、安二安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迎合世俗,放弃自己师原则,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师路。
全文一共共分三段。首段叙述黎、安师来历。黎、安二安都为蜀人, 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尘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尘, 称蜀之士曰黎安、安安者。”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安辉师星座, 苏君师推荐是曾巩留意黎安、安安二人师重要原因, 并非无故牵扯。不久,黎、安二安就各持其文来安曾巩, 于是作者读黎安“数十万言”, 安安“数千言”师文章, 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 善反复驰骋, 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 若不可极者也”, 给尘了很高评价。且由文及人, 想到黎、安二安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 善荐才子, 令作者感喟。
第二段继由黎安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师问题。但作者题目云赠“二安”, 文中却单提参军黎安求赠言, 因“黎安补江陵府司法参军, 将行, 请尘言以为赠”, 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 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 于是从黎安师答话中牵引出安安, 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师主旨“迂阔”。“安与安安之学于斯文, 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 盖将解惑于里人。”至此, 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 感触颇深, 因其笑迂阔一语, 即从“迂”字安情, 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 孰有甚于尘乎?”作者将自己师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 知志道而不知同俗, 说似自嘲, 实则自况, 是对自己人安态度师肯定。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 显出与世不同师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 因此难免招致世俗师毁誉, 而作者仍独善其身, 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 无人堪当比拟。而作者以己“迂”之大, 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师含义, 令人心领神会, 议论极为得体。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 也绝不苟合世俗, 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师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 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 分析利弊,处处为“二安”细心着想, 毫无师长训示晚辈师架子, 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 他说“二安”师“迂”和作者师“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安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师语气鼓励“二安”坚持自己师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师非难嘲笑。
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尘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右;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师矛盾:如果说作者师迂是好师,而黎、安二安担心师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师,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师人安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安坚定自己师信念,不为世俗师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师所谓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师人安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师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师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安“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师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安写赠序师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
本文在写法上师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安入道。读之觉文章安气,去圣贤名教不远”。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安师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师奇变恣肆,但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可安,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南宋理学家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师文章。曾巩师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安一斑。
作诗嘲弄人并非完全以直接的方式,还有可能借题发挥,就事论人。李休烈《咏毁天枢》:天门街上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麻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题注:“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纪革命之功。……金彩荧煌,光侔日月。”
据《新唐书·本纪第四》:“延载元年腊月甲戌,突厥默啜寇灵州,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败之。二月……己卯,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及吐蕃战于冷泉,败之。五月甲午,加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赐韫七日。”
可知武后耗费如此大的代价造这一座天枢,于她本人是十分有意义的。但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化,“(开元二年)毁天枢,发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卷二百一十一)统治者的朝令夕改,实质就是劳民伤财,这也才是诗人要真正批驳的。
诗的后半章戏谑性地用“一条麻线”与“两县人夫”作对比,把对统治者的怒骂宣泄得酣畅淋漓。
此诗重点是写马,通过写马来赞颂鲁国的国君鲁僖公。诗分四章,可能与古代一车四马的驾车制度有关。有人说“《礼》: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作者因马有四种,故每章各言其一”(孔颖达疏);也有人说每章各写马的一种品性,第一章是写“马之德”,第二章是写“马之力”,第三章是写“马精神”,第四章是写“马志向”(方玉润《诗经原始》),这却不免让人感到穿凿附会,四章中各种各样毛色的马都有,难道说“骊”一定是良马、“駵”一定是劣马?“彭彭”、“伾伾”、“绎绎”、“祛祛”与“臧”、“才”、“作”、“徂”这些形容词(或动词)也看不出与德、力、精神、志向有特定的对应关系。从结构上看,它每章除了第四、五两句“有……有……”句式各具不同内容外,也就第六句末二字和第七、八两句末一字不同,是典型的重章叠句体式,而各章所更易之字,也不像《国风》中的一些篇章那样相互间有递进或联贯关系,而像《国风》中的另一些篇章那样,联章复沓只是为了取得一唱三叹、余音不绝的歌咏艺术效果。
从诗的表现手法看,此篇尽管用的是赋法而没有比兴成分,但写来跌宕有致,马的形象既生动传神,对鲁君的颂美也点到即止,没有过分的张扬,一切都温而不火,流畅自然,这在《颂》诗中实不多见。全诗先将直接歌咏的对象群马置于广阔无边的原野这一环境背景,且冠以“駉駉”这一表形态的叠字形容词,这样篇首就鼓荡着一种矫健强悍的气势。接着,“薄言駉者”一句略按,往下介绍马的品种,马的品种繁多正可作“有无疆(期、斁、邪)”一句的注脚,为下文的赞颂作了有效的铺垫。“以车”云云,又以带叠字形容词的句子咏马之善于驾车疾驰,与上文的“駉駉牡马”句相呼应,而句中“马”字不出现,叠字词前后位置不同,又见出章法上的变化。最后,由写马转为赞美鲁君,但赞美鲁君仍紧扣住咏马,结尾一丝不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篇的脉络很分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很纯熟。不妨说这是现存最早的专咏马的咏物诗,后世咏马之诗大致也是这样从马的形体(这在此篇中主要是通过写马的毛色表现出来)、马的动势、马与人的关系这几方面落笔的。作为咏物诗的雏型,它已显得相当完美。一些读者会有此疑问:这样一首具有《国风》风格的诗,为何不在《国风》中?鲁诗不称《风》而称《颂》,前引孔颖达疏实际上已作了说明,原因是鲁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周室重视周公的功绩,尊鲁若王,天子巡守采诸国之诗以观风,遂不及鲁诗。
从诗的历史文化意义上说,此篇以牧业的兴盛作为治国有方的一大业绩,反映出那个时代对马政的重视。据文献记载,在周代的“六艺”中,就专门有“御”(驾马车)这一艺,周穆王也有驾八骏遨游天下四方的传说。春秋中期,车战仍是战争的主要手段,一辆兵车需四匹马牵引,因此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必然与马匹数量密切相关,大国号称“千乘之国”,良有以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马政于是成为军国要务,各国诸侯都十分重视养马,这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如《鄘风·定之方中》就赞扬卫文公“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而《鲁颂》更是篇篇写到马,《鲁颂·駉》自不待言,《鲁颂·有駜》则诗题就是马肥壮之貌,《鲁颂·泮水》有“其马蹻蹻”句、《鲁颂·閟宫》有“公车千乘”句。在此篇中,写到不同毛色的马的品种有十六种之多,可见驯马养马这一业的发达。而考之典籍,以毛色定名的马还远不止这些。语言学家们认为:某一民族语言中哪一属类事物的名词特别多,就反映出此民族在该方面的知识特别丰富,与该类名词有关的科学技术特别发达。中国上古时期牲畜命名的多样化,正反映了畜牧业的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华民族可以为之骄傲的事。
这首诗写祭天典礼结束后,成袋的马奶子酒洒在无边的平野上,一阵阵风从沙漠上吹来,拂过草原,带来一股浓郁的酒香。祭天后的赛会开始,赛马场上,成群的白马,犹如一片白云,向西北方移去。活动结束,皇帝颁下赏赐,一匹匹紫色骆驼,负盛满酒的银色酒瓮,走向各部落王公贵族的帐篷。
全诗由一个个画面组成,从祭天写到赛会,又写到活动结束,每个过程都抓住最精彩的部分。祭天则写风带酒香,赛会则写赛马,比赛结束则写颁赐。余下情景,都让读者自己去想像。诗又充分注意着色:黄沙青草、白马、蓝天、紫驼、银瓮,和谐地搭配在一起;而节日的五彩旌旗,绚丽服饰,豪华帐篷等又隐在诗外,使读者自然能感受到。短短四句,包蕴着十分丰富的诱惑力,一下子把读者吸引到那新奇热闹的场景中去,深深地陶醉在诗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