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是儒学经典《大学》开篇第一句。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学习和应用于生活,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革除不好的思想;认识最真的本心。
通过伏灭革除内心不好的私欲、物欲,而彰显明德,认识本心,表里如一。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上片用“小院深深门掩亚”提起,既表明了这座小院中女主人公的身份,又表现出她此时的心境。一个能在深深庭院中生活的女子,肯定是位贵族妇女,她之所以不把门紧紧锁上,是因为她朝思暮想的情郎还没回家,她在苦苦地等待着呢。按理说如此“芳时”,她应该走出房门,起码要到自家的庭院里观赏春光才是,可她又为什么把重重的珠帘都垂下来呢。在这一句里,一定不能忽略“寂寞”二字,正是由于如此大好时光里没有人与她共度,使她感到无比寂寞,没有心情去欣赏花草。时间已经接近寒食,杨柳也已长得茂盛,而庭院里那架秋千,依旧孤孤单单地悬挂在那里无人理会:见不到女主人公娇美的身影,更听不到她银铃般的笑声。“欲近”句点明时间是寒食节,一场小雨后,更显凄清萧索。“绿杨”句更显环境之深邃寂寞。整整一阕的文字,令人感到最真切的只有两个字:寂寞。
下片着力写女子的孤独与哀切,她在心底埋怨着深深爱着的那个情郎,他是那么英俊潇洒,倜傥风流,可惜无论爱他有多深,他都没有真正把自己放在心上,依旧在外面恣意冶游。你知道不知道,大好春光里,苦苦等待你归来的美人已有很多天没有好好梳妆了,本该替我画眉的你真的把我忘到脑后去了。眼看着春天快过完了,你这个薄情郎还没有回家,不知道你想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到此为止,女子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虽然这些话只能默默地对自己说,但她毕竟在屋里待不住了,无法自控地走出屋门,盼望着出现奇迹:或许一眼看到那冤家就在门前,朝她走来呢。然而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映入她眼帘的,仅仅是粉红色的花瓣随着风儿纷纷落下。最后这句话很有深意,它不仅强力昭示了女主人公的失意,更把女子红颜易逝的哀苦通过杏花飘零折射出来,更增加了全词的情感力度。
词写闺怨,写一个女子由于丈夫薄幸,放荡不归,又值暮春时节,从而引起的寂寞无聊、哀怨感伤,却又无可奈何的感情。这些都是她内心的哀怨,但她内心更存在着焦急,“薄幸”人还未回来,可春已归去,杏花已零落凋谢。她的内心是多么盼望春归之前能与这个“薄幸”人相聚。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