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渔家傲·与赵康靖公》是欧阳修设宴酬宾，感慨平生之作。词的上片称颂朋友，他说才高名重，为国家栋梁。这些话，虽稍嫌夸张，但并无阿谀之意（欧、赵二人，均非阿附之辈，又何况此时均已退休，无阿附之必要），而是热情地肯定朋友的一生行事和品德，包含了昔日共事交往所积累起来建立在相知相信的基础上的深厚友谊。
下片述及自己。欧阳修晚年虽然官高位显，但心情并不舒畅，随后又不满王安石变法，曾不待朝廷批复，即擅自止散青苗钱，受到严厉批评，加上身体确实不好，因而求退心切。“顾我薄才无可用”这句多少是有些牢骚的，说明自己力请退休，是实在不愿意勉强为官了。“今日一觞难得共”说明老朋友相聚难得，因此，他感慨万端，要求歌女高歌一曲助兴佐酒，要求老朋友相对捧杯，痛饮一番。这里，让人体会出其中一言难尽的饱经沧桑的喟叹。
此词叙事是直叙，抒情是直抒，质朴无华，在艺术上虽略嫌粗疏，但内容是充实的，胸襟是坦荡的。作品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欧阳修晚年生活的情况。
这是一首咏物词，歌咏对象是并蒂莲。
上片描绘物形。谓茎杆一枝，花开两朵，花盘连结在一起。好像是舞罢霓裳、玉佩阑珊的仙子。这时候，正面对着面，梳理红妆。荷花香里，藕丝飘风。仿佛处身干水晶宫殿。微风过处，花枝有如仙子，步履轻盈，踏水而来。间或低下头，则喃喃细语，好像正藕量些什么。一种情深，十分心苦。荷花的根长在水底，藕丝漫长；花里的莲心却将所有的苦深深蕴藏，脉脉不语，背向着斜阳。
下片揭示物理。谓蓬生并蒂，尽管也将叶残、香销，但她的姿态却永远令人难忘。明月东升，小荷塘披上银装。阵阵清香，仍旧在月色中弥漫。并蒂莲花，既是桃根、桃叶，姊妹双双，又像是桃树的根和叶，连在一起，终生相守。而月色之下，殷勤相伴的，还有双宿鸳鸯。这时候，夜已深，阴云忽然聚拢，月儿如同残留水中的菰米一般，时隐时现。多么希望能够像娥皇、女英，追随舜帝，寄梦潇湘。
歌词咏物。物形和物理，其相互间的关联，借重于一个“并”字，并蒂莲的“并”。《说文》称：并，从二立。金文字形，为二人并立之状。本义为并行，并列。并蒂莲，并排地长在同一茎上的两朵莲花。掌握好这一个“并”字，物形和物理，乃至物与我也就融合在一起。解读此词，不能忽略这一关键字眼。
全篇借用神话故事、历史传说等，不唯勾画出并蒂莲之神韵，并使诗人之性情深蕴其中，意含要眇，耐人寻味。
此诗前六句忆郭将军入卫宫廷之得意情状，后二句写自己愿与郭将军共饮取醉以消愁。全诗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先得宠后失意的将军形象，蕴含了怀才不遇之感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
“将军少年出武威，入掌银台护紫微。”说郭将军从武威发迹，又晋升到银台门担任起护卫皇帝的重任。这两句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功勋卓著而且位高权重，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宠爱。武威武威郡即凉州（今甘肃一带），是唐朝军队与突厥、回鹘、吐蕃、吐谷浑等少数民族作战的主战场之一。有人说此诗的郭将军是郭子仪。考郭子仪系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入京供职前，曾历任左卫长史、单于副都护、振远军节度使、九原太守等，均与武威其地不相属。可见，诗中之“郭将军”显系另一人，并非郭子仪。这里提到银台。据唐人韩偓诗《雨后月中玉堂闲坐》：“银台直北金銮外”，可见银台门内为翰林学士供职之所。李白曾奉诏翰林，此诗虽以去职，但还是忘不了那里的一段生活。
“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归。”两句说郭将军早上擦拭宝剑去上朝，晚上喝醉酒垂着马鞭回家，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工作顺利而且生活惬意。从这里可以联想到李白奉诏翰林时对自己受到唐玄宗礼遇的那种满足与自得：“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驾出鸿都，身骑青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这里对郭将军政治生活的描述也是对自己人生得意之时的回忆。
“爱子临风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罗衣。”两句写将军心爱的儿子玉树临风潇洒地吹着玉制的笛子，姬妾对着月亮翩翩起舞，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儿子很帅而且姬妾更美。这两句是写郭将军家庭生活的美满。这一切其实与前二句是密切相关，在朝廷上的得意才会有家庭生活的惬意。到此为止，前六句都在颂扬郭将军，塑造了一位功高得宠、生活惬意、潇洒豪放的将军形象。
“畴昔雄豪如梦里，相逢且欲醉春晖。”两句笔锋一转，从得意直落到失意，过去的豪雄事迹如同在梦中一般，如今失去权力和职务，成为一个失意之人。以前面的得意反衬如今的失意，失意的悲哀更深，其怀才不遇的失落感就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李白的惯用手法，诗的关键就在最后两句，前六句都是铺垫，都是为最后的落差作准备。因最后的失意，过去的辉煌都成了云烟。李白自己也是这样，从奉诏翰林到赐金放还，也是一个从高峰跌落的过程。“今日相逢俱失路”，深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味，值得同情。
此诗格律为平起首句入韵式，但出律甚为严重，说明李白诗歌不为格律所约束的特点。从内容和形式上，此诗都充分表现了李白豪迈、直爽的性格以及其诗歌中一贯蕴含的浪漫主义色彩。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