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此词题为《晚景》，写景多运化前人诗词中成句，流转自然一如己出，而创意不足。词中写登楼晚眺，周遭风景在目。
但诗人意不在赏玩秋光，而在问行人归信。不意“青山尽处行人少”，遂只得注目于远近风物。通篇委婉含蓄，耐人寻思。
这是一首讽刺诗。诗人从各个角度，描绘昔日繁华富丽的华清宫而今荒凉破败的景象，暗寓讽刺和感喟之意。首句写华清宫春夜的凄凉可怖气氛。在月色明媚的春夜，当年华清宫车马合背，宫女如云，灯烛辉煌，歌吹沸天。中唐诗人韦应物这样描写：“玉林瑶雪满寒山，上昇玄阁游绛烟。平明羽卫朝万国，车马合背溢四鄽。蒙恩每浴华池水，扈猎不蹂渭北田。朝廷无事共欢宴，美人丝管从九天。”何等盛况，何等排场。然而，“繁华事散逐轻尘。”（杜牧《金谷园》）而今唯有一轮清冷的春月，照着这荒无人迹的宫苑；从黑黝黝的丛林里，传来阵阵寒鸦的哀鸣。一片凄凉冷落。次句写诗人隔着积满尘土的窗帘，看到宫花仍旧迎春盛开。但无人观赏，显得那样寂寞悲苦。颔联写诗人俯仰所见之景。仰看宫檐，一团团云雾从檐下防鸟雀的红色网络间涌出；俯看御阶，石块在多年风雨剥蚀下已经残破断裂，紫色钱形的苔藓欹斜横生。以上四句，都是诗人眼前所见的实景。颈联境界一变。诗人为使讽刺的意蕴更加尖刻，发挥大胆的想象力，巧妙地创造出亦实亦虚、亦真亦幻的景物意象。“玉椀”是实物。宫殿荒废已久，案上玉椀犹在。椀里即使原先盛满美酒，也早已挥发净尽了。而诗人却设想玉椀里至今仍剩有残酒没有喝完，仿佛还在散发出醉人的芳香。说“残露”而不说“残酒”，含蓄委婉，暗用汉武帝造仙人承露盘以求仙露的典故，隐寓讽意。宫灯也是实物。但灯油或蜡烛决不可能一直燃点不熄。诗人竟想象宫灯还在亮着，昏黄的灯光映照着灯上的旧纱。（“点”作点污解亦可通。但仍是写实，意蕴较浅。）这两笔非常精妙绝伦。诗人从实象中创构出虚幻的意象，并借助这虚幻荒诞的意象，将李隆基惊闻“渔阳鼙鼓动地来”后慌忙出逃的狼狈情状讽刺得淋漓尽致。
尾联的讽刺意味更加强烈。“蜀王”指李隆基。唐玄宗逃避入蜀，故称之，而帝不称帝，其意自明。又说他“无近信”，即逃跑之后便毫无信息，对社稷危亡和百姓的苦难不闻不问，无所作为，连帝位也被儿子李亨夺了。这又是绝妙的嘲讽和大胆的揭露。旧时代的注家对李贺嘲笑本朝皇帝为“蜀王”这一点，或有意曲解，或予以指责。比如姚文燮说：“蜀王本梁王愔也，贞观十年徙蜀，好游数畋弋猎，帝怒，遂削封。贺当春夜过此，追诮之。”（《昌谷集注》卷一）他们的歪曲和指斥，更说明李贺反封建的叛逆精神的可贵。结句同上句联系起来看，颇为纤曲，意思是说：玄宗刚奔蜀之时，华清池上便已经长满了水芹；何况历久经年，玄宗再也不来临幸，泉上水芹又在春天里萌发出嫩绿的新芽了。这个结尾，以景结情，即小见大，既表现出华清宫的凄冷、荒寂，又寄寓了诗人“黍离麦秀”之感慨，有言外之意，故颇为方扶南等注家赞赏。
《过华清宫》在艺术表现上的显著特色，是意象的组合。全诗八句，仅第七句“蜀王无近信”为托事寓讽，其余七句都是意象的直接呈示。每句以动词联系两个意象合成一个画面镜头。一个个镜头跳跃而出，有远景、中景，也有近景、特写；有实景，也有虚幻之景。它们之间似无联系，也无次序，忽此忽彼，使人眼花缭乱。全篇所写的空间范围是华清宫，其时间范围却包括今与昔，明写今日，暗示往昔。即以写今来说，时间范围也不是特定、确实的。首句点明写“春月夜”，其余各句很难说是写夜景。在这荒山古殿，即使有月亮，诗人也不可能历历分明地见到隔着宫帘的春花、朱络上的云雾、断石上紫色的苔钱、玉椀银灯，还有温泉上初萌的小小芹芽。显然，诗人在描写时根本不考虑特定时间的限制。在李贺的诗歌中，时间和空间经常是错综交织的。也就是说，诗的意象及其组合常常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自由地跳跃，不受约束，不拘常法。诗人所遵守的是心理时空而不是物理时空。夜晚与白昼景色的反复变换，使诗境更加迷离恍惚。这正是李贺诗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魅力。但这首诗意象组合虽突兀奇谲，却仍有着一条内在的思想感情线索在串连着，这就是通过渲染华清宫荒凉冷落的环境氛围，讽刺“蜀王”李隆基，并抒发诗人对唐王朝的昔盛今衰之感。明人李东阳《麓堂诗话》评李贺诗“通篇读之，有山节藻棁一无梁栋，知非大厦也。”指出李贺诗多绮艳的意象片断而缺乏完整的艺术构思。这一看法是中肯的，却不能一概而论。《过华清宫》意象是跳跃的，却非“百家锦衲”的拼凑，而是诗人用讽刺寄慨的针线编织成的一件璀灿闪光的“金缕玉衣”。
由于意象的直接呈示及其跳跃式的组合，意象之间不必用虚词连接，也省略了交代、解释、联系的笔墨，使这首诗显得格外凝炼简约，言少而意丰。诗中用词准确、新鲜、奇峭。如“紫钱斜”的“斜”字，真实地写出诗人俯视石阶见到紫色苔藓斜复于断石上的直觉印象，“点”字则大胆地传达了诗人的主观幻觉。中间两联，用暗淡的“朱”、深浓的“紫”同明亮夺目的“玉”色“银”光相互映衬，也体现李贺诗歌色彩冷艳的特色。
首二句“轻阴池馆水平桥，一番弄雨花梢”，勾勒出“池馆”的气象景物：天色微阴，春雨绵绵，池塘水涨，已与桥平，细雨又把杏花浸洗一番。这二句似乎实写南园桥边雨中杏花，却分明是虚写风雨摧残中的柳如是，以实写虚，从而得到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紧接着二句“微寒着处不胜娇，此际魂销”，描绘了一幅杏花娇弱，好象承受不住春寒风雨的景象，这让伤名的诗人黯然销魂。
上片一反诗词中用杏花装点热闹繁荣场面的惯常手法，用重笔描写它在春寒冷雨之中的“不胜娇”。在作者渲染的这种令人黯然神伤的情景中，作为虚影叠印的柳如是，则已绰约其中了。
下片则借杏花的“零乱’’写柳如是的飘零身世，以抒发一己的“无那”心绪。
“忆昔青门堤外，粉香零乱朝朝。玉颜寂寞淡红飘。”一个“忆”字，引出城门外长堤边这一派红颜憔悴、玉蕊凋零的残败景象。几句中三次写花，三次写法各不同：一曰“粉香”；二曰“玉颜”；三曰“淡红”。从“味”、“形”、“色”描绘之，美的确美矣。只可惜红颜薄命，生不逢地，只能用“寂寞”打发日子。
这是一首咏物词，词中所咏的，是春雨微寒中的杏花。但吟味再三，雨中花间，总依稀晃动着一位佳人的倩影：她就是江南名妓柳如是。词人笔下的“雨中杏花”，就是他心中的情人柳如是：当年的卖笑生涯，留下了“青门堤外，粉香零乱朝朝”的记忆；如今，与词人同居，承受种种欢爱，却也遭遇无边的压力，仿佛“奔雨花梢”，“微寒著处不胜娇”。她以“寂寞”抗争，在无声中忍受巨大的精神摧残，任凭“玉颜”“淡红飘”，让青春年华流逝。词人对柳氏的遭际黯然“魂销”，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徒唤“无那”。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专门吟咏幼女（含少女）的诗作数量不多，但这类诗作大都写得富有诗趣，颇具特色。西晋著名诗人左思的《娇女诗》可谓中国古代最早写少女情态的妙诗。此诗极尽铺陈之能事，着力描绘诗人的两个女儿——小女“纨素” 与大女“蕙芳” 逗人喜爱。正如明代谭元春所评：“字字是女，字字是娇女，尽理、尽情、尽态。”明代诗人毛铉的《幼女词》，尽管仅有20字，但状写幼女情态逼真传神，“如在目前”，较之左思280字的《娇女诗》毫不逊色。
毛铉的《幼女词》仅寥寥数语，便使一个纯真可爱的幼女形象跃然纸上。诗的前两句，写幼女下床穿新衣，初次学着“小姑”（此处指新娘）成婚时拜堂。这里，由幼女“下床着新衣”的动作引出其“初学小姑拜”的另一动作，并在“学小姑拜”之前着一“初”字，便突出了其情窦初开。诗人写幼女“学小姑拜”，旨在描绘其心态，故诗中并未具体描绘她学拜的情景，这一点与施肩吾《幼女词》别无二致。三、四两句笔锋一转，以幼女的动作摹写其含羞之心态。“羞见人”，这是直接点明幼女害羞，怕别人取笑她“学小姑拜”。“双手结裙带”，这是写幼女以双手扎缚、抚弄裙带来掩饰其含羞之情。而她要“结裙带”，就得“低头”，其不自然的心理也就被上述自然的动作所掩饰。此诗描绘幼女情态，语言质朴自然，看似信手拈来，实却颇见功力。读之，给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之感。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有两句诗“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所闻》），写一个给豪门侍宴的“娇女”（侍女），在豪门酒宴上以“佯看罗袜”这一动作掩饰其“啼痕”，以及她失去亲人（亲人被战火夺去生命）后的悲情。鲁迅先生的这两句诗是现实的写照，或许他在写作时也受到毛铉《幼女词》的启发。
施肩吾的《幼女词》与毛铉的《幼女词》都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个性鲜明的幼女的形象，也都以稚态见童心，富有诗意、诗趣。但其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在于幼女的年龄略有差异，交代其年龄的方法不同，还在于幼女的稚态与表现手法有别。施诗中的幼女年仅6岁，这是以“幼女才六岁” 直接点明的。毛诗中的幼女年龄多大，诗中并未直接点明，让读者自己从字里行间去寻找答案。此幼女不是像施诗中的幼女那样“学人拜月”，而是学“小姑”成婚时拜堂。可见她已不止“六岁”了。她知道“着新衣”，还知道“羞见人”，甚至懂得掩饰自己的羞态，去“双手结裙带”，可见她稚气未尽，仍是“幼女”，尚未成人，否则，她也做不出“初学小姑拜”的动作了。
施诗写幼女的稚态，突出其弄巧成拙，从而，见其童心。在写法上，施诗先直言幼女少不更事，分不清“巧”与“拙”，为下文写幼女弄巧成拙埋下伏笔；然后，以“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这一反映其稚态的动作描写照应上文，为“未知巧与拙”作了形象的注脚。这里，既有幼女年龄与其行为的不相称之明比，又有他人之“巧”与幼女之“拙”的暗比。如此着墨，就使幼女的形象活了，动了。
毛诗写幼女的稚态，着重反映其情窦初开，羞于见人之童心。毛诗通篇采用白描手法，一句诗就是一幅画面，逼真地勾勒出了幼女一系列的动作。在写法上，除了写幼女“学拜”这点相似外（其实二者学拜的内容也不一致），其余的皆与施诗明显有别。诗中通过幼女下床穿新衣，学着“小姑”成婚时拜堂，低下头，用双手扎缚、抚弄裙带等一系列的动作描写，以及“羞见人”的心理描写，突出幼女又要学拜，又知害羞之个性，把个特定年龄和环境中的“幼女”写得纯真可爱。施诗中的幼女，少不更事，“学拜”，纯属其好奇心所致；而毛诗中的幼女则要懂事得多，因为其年龄要大些，她“学拜”之因，除了好奇心之外，还在于情窦初开，诗中一个“初”字可谓道出个中信息。施诗笔法较直，毛诗笔法较曲。
明代文学家李贽曾道：“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意为天下最妙的文章，无一篇不出于具有童心（真心）的作者之手。其实，赋诗亦然。童心诗心，相映成趣，尽管笔法不一，但诗必妙而耐读。这也为施肩吾与毛铉的两首《幼女词》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