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是一首写伤春、思归的作品。词中蕴含着无限伤感，流露出作者满腹辛酸，这与词人仕途乖蹇，长期流落异乡是分不开的。
全词以写景为主，寓情于春日景物的描绘之中。开篇二句，写初春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空园数日无芳信，恻恻残寒犹未定。”严冬刚过，园中花草尚无萌发的动静，所以说“无芳信”。第二句是写作者的感受，“恻恻”是悲痛之意，“残寒犹未定”是悲痛的缘由，“犹”字隐隐显露出词人盼春心切，对眼前的时令气候厌倦不满之意。“柳边丝雨燕归迟，花外小楼帘影静。”但是，柳树吐丝、春雨蒙蒙、燕子归迟等等都预示着春天已经来临。此时词人应该心情舒畅了，但事实又不是那样，“帘影静”的一个“静”字，说明那深居楼中的人并无心欣赏春景春色，帘影不动，气氛显得格外沉闷寂静，含蓄地道出楼中人，或者就是作者自己忧心忡忡，似乎有难言的苦衷。
下片写暮春景色，在景物描写中表现出词人心绪不佳的原因。“凭阑渐觉春光暝，怅望碧天帆去尽。”这二句写动作、感觉，情在其中。凭栏眺望，惆怅的情绪涌上心头，春光流逝，孤帆远去，更触动了词人的心思，“满堤芳草不成归”，已是绿草如茵的深春，久居异乡，不能“成归”，这句与前句“怅望”相承，与首联“恻恻”相呼应，道出了词人“伤春”的原因，就是“思归”。尾句“斜日画桥烟水冷”，勾勒了一幅清淡孤冷的画面，与“满堤芳草”映衬，进一步烘托词人因“思归”而苦恼万分的悲凉心绪。
去过上海豫园的游客，都知道进入园门看到的第一座建筑叫三穗堂，但对那里面高高悬挂着的一块匾额上写着的“灵台经始”四字，却没多少人懂得其含义。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必然要说到《大雅·灵台》这一篇。
《毛诗序》说：“《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似乎是借百姓为周王建造灵台、辟廱来说明文王有德使人民乐于归附。其实，《孟子·梁惠王》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已将《灵台》的诗旨解说得很清楚。自然这是从当时作者的一面来说，如果从今天读者的一面来说，会同意这样的题解：“这是一首记述周文王建成灵台和游赏奏乐的诗。”（程俊英《诗经译注》）
此篇共四章，第一、二两章章六句，第三、四两章章四句。（按：毛诗分五章，章四句，不甚合理，兹从鲁诗）第一章写建造灵台。灵台自然是台，但究竟是什么台，今所流行的各家注译本中多不作解释。按郑玄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陈子展《诗经直解》也说：“据孔疏，此灵台似是以观天文之雏型天文台，非以观四时施化之时台（气象台），亦非以观鸟兽鱼鳖之囿台（囿中看台）也。”这一章通过“经之”、“营之”、“攻之”、“成之”连用动词带同一代词宾语的句式，使得文气很连贯紧凑，显示出百姓乐于为王效命的热情，一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民情踊跃，于兴作自见之。”而第五句“经始勿亟”与第一句“经始灵台”在章内也形成呼应之势。
第二章写灵囿、灵沼。“翯翯”，鲁诗作“皜皜”，即“皓皓”。此处文句似倒乙，“白鸟翯翯”一句似应在“於牣鱼跃”一句之后。因为第一，“白鸟”有人说是白鹭，有人说是白鹤，总之是水鸟，不应该在“王在灵沼”句领出对池沼中动物的描写之前出现。第二，孙鑛说：“鹿善惊，今乃伏；鱼沉水，今乃跃，总是形容其自得不畏人之意。”（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姚际恒也说：“鹿本骇而伏，鱼本潜而跃，皆言其自得而无畏人之意，写物理入妙。”（《诗经通论》）这表明鹿伏与鱼跃应是对称的，则“於牣鱼跃”一句当为此章的第五句。第三，“麀鹿濯濯”与“白鸟翯翯”两句都有叠字形容词，既然“麀鹿濯濯”（有叠字词）句由“王在灵囿”句引出，则“白鸟翯翯”句须由“王在灵沼”句领起，且当与“麀鹿濯濯”句位置相对应，这样章句结构才匀称均衡。（这样的解释从文词上说较合语义逻辑，然在叶韵上似亦有不圆通之处，而且上古诗文写于人类语言文字发展史的早期，体格并不像后世那么纯熟，句式错杂不齐，也是常事，因此，此见解未必正确，仅供参考而已）但不管有无倒乙，此章写鹿、写鸟、写鱼，都简洁生动，充满活力，不亚于《国风》、《小雅》中的名篇。
第三章、第四章写辟廱。辟廱，一般也可写作辟雍。毛传解为“水旋丘如璧”，“以节观者”；郑笺解为“筑土雝（壅）水之外，圆如璧，四方来观者均也”。戴震《毛郑诗考证》则说：“此诗灵台、灵沼、灵囿与辟廱连称，抑亦文王之离宫乎？闲燕则游止肄乐于此，不必以为太学，于诗辞前后尤协矣。”按验文本，释“辟廱”（即“辟雍”）为君主游憩赏乐的离宫较释之为学校可信，当从戴说。离宫辟雍那儿又有什么燕游之乐呢？取代观赏鹿鸟鱼儿之野趣的，是聆听钟鼓音乐之兴味。连用四个“於”字表示感叹赞美之意，特别引人注目。而第三章后两句与第四章前两句的完全重复，实是顶针修辞格的特例，将那种游乐的欢快气氛渲染得十分浓烈。
说到这里，可以回到开头的话题，揭开“灵台经始”匾额为什么会出现在豫园三穗堂之谜。既然《灵台》一诗写了园林游赏，那么“灵台”一词就与园林结下了缘，所以豫园中也就有了这块匾额。由此也可见《诗经》对后世的巨大文化影响。
赏析（一）
该词上片写别情，开头两句写景由近及远：“点点楼头细雨，重重江外平湖。”这两句词行文结构上的整齐对仗，也为这首词的意境铺开增加了无限的美感。然而，空间上的开阔却和时间上的收缩不同，后两句词人开始交代事件：“当年戏马会东徐，今日凄凉南浦。”这两句应题说明了送别一事，通过时间上由远及近的对比，借“当年”徐州聚会的热闹气氛与“今日”送别友人的凄清情景作比较，更表现出作者当时的寂寞和失落的悲凉心情。上片营造出的词人送别友人时的矛盾心理，很好地暗示了他与徐君猷的感情之深，于是下片起韵先说道：“莫恨黄花未吐，且教红粉相扶。”这两句词人站在朋友的角度言语，他深知朋友还不想离去，重阳节后菊花就快开放了，但是由于离别两人无法共赏秋菊，这便是“恨”的由来。此时的词人已经不似过去那样对离别伤感断肠，历经人世风霜和厄运的苏东坡此时已经可以笑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和仕途上的沉浮进退。人的一生就在俯仰之间，醉酒当歌，及时行乐，这才是把握与朋友短暂相聚的最好办法。所以词人一个“莫恨”便打消了“凄凉南浦”的婉约惆怅，“黄花未吐”“红粉相扶”两处相应的意象，在字面上也通过饱满的暖色色彩渲染了全词的温热的氛围。结尾两句词人点出心意：“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等酒喝得差不多了就不用再上山看茱萸了，人生就是转瞬间古今变换了。重阳节本来应该赏菊，还应该遵循旧习俗佩带茱萸香袋以辟邪气、求长寿。此时词人却认为这一切都不必要，人间一切都在俯仰之间，相聚总是短暂的，别离是令人悲伤的，不用拘泥于这些风俗。干脆纵情畅饮一番，直到尽兴酒阑。这种略带凄凉意味的超旷情怀与苏东坡早先写下的众多送别词都不同，这样的情怀也正是词人身处人生最低谷时的真实内心独白。看惯看穿了身边发生的一切，词人以空间上极广、时间上极长、内心极开阔的心理去面对喜乐，面对顺逆，面对一切。
赏析（二）
该词首句写眼前，系实境；次句写远眺，系虚境；第三句由远眺而思忆远方弟弟。“当年”在徐州同游戏马台，“今日”在黄州孤居长江边，于对比中落实心境的“凄凉”。过片以“黄花”点出重九。“莫恨”、“且教”，语似旷达而实含惆怅。结末二句反用杜甫诗意，给全词弥漫上一股浓浓的人生虚无之感。
《毛诗序》说此诗“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只有最后一句是中的之言，至于“刺幽王，民人劳苦”云云，正如欧阳修所说“非诗人本意”（《诗本义》），诗人所抒发的只是不能终养父母的痛极之情。
此诗六章，似是悼念父母的祭歌，分三层意思：首两章是第一层，写父母生养“我”辛苦劳累。头两句以比引出，诗人见蒿与蔚，却错当莪，于是心有所动，遂以为比。莪香美可食用，并且环根丛生，故又名抱娘蒿，喻人成材且孝顺；而蒿与蔚，皆散生，蒿粗恶不可食用，蔚既不能食用又结子，故称牡蒿，蒿、蔚喻不成材且不能尽孝。诗人有感于此，借以自责不成材又不能终养尽孝。后两句承此思言及父母养大自己不易，费心劳力，吃尽苦头。中间两章是第二层，写儿子失去双亲的痛苦和父母对儿子的深爱。第三章头两句以瓶喻父母，以罍喻子。因瓶从罍中汲水，瓶空是罍无储水可汲，所以为耻，用以比喻子无以赡养父母，没有尽到应有的孝心而感到羞耻。句中设喻是取瓶罍相资之意，非取大小之义。“鲜民”以下六句诉述失去父母后的孤身生活与感情折磨。汉乐府诗《孤儿行》说“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从地下黄泉”，那是受到兄嫂虐待产生的想法，而此诗悲叹孤苦伶仃，无所依傍，痛不欲生，完全是出于对父母的亲情。诗人与父母相依为命，失去父母，没有了家庭的温暖，以至于有家好像无家。曹粹中说：“以无怙恃，故谓之鲜民。孝子出必告，反必面，今出而无所告，故衔恤。上堂人室而不见，故靡至也。”（转引自戴震《毛诗补传》）理解颇有参考价值。第四章前六句一一叙述父母对“我”的养育抚爱，这是把首两章说的“劬劳”、“劳瘁”具体化。诗人一连用了生、鞠、拊、畜、长、育、顾、复、腹九个动词和九个“我”字，语拙情真，言直意切，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声促调急，确如哭诉一般。如果借现代京剧唱词“声声泪，字字血”来形容，那是最恰切不过了。这章最后两句，诗人因不得奉养父母，报大恩于万一，痛极而归咎于天，责其变化无常，夺去父母生命，致使“我”欲报不能！后两章第三层正承此而来，抒写遭遇不幸。头两句诗人以眼见的南山艰危难越，耳闻的飙风呼啸扑来起兴，创造了困厄危艰、肃杀悲凉的气氛，象征自己遭遇父母双亡的巨痛与凄凉，也是诗人悲怆伤痛心情的外化。四个入声字重叠：烈烈、发发、律律、弗弗，加重了哀思，读来如呜咽一般。后两句是无可奈何的怨嗟。
赋比兴交替使用是此诗写作一大特色。三种表现方法灵活运用，前后呼应，抒情起伏跌宕，回旋往复，传达孤子哀伤情思，可谓珠落玉盘，运转自如，艺术感染力强烈。《晋书·孝友传》载王裒因痛父无罪处死，隐居教授，“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又《齐书·高逸传》载顾欢在天台山授徒，因“早孤，每读《诗》至‘哀哀父母’，辄执书恸泣，学者由是废《蓼莪》”，类似记载尚有，不必枚举。子女赡养父母，孝敬父母，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实际也应该是人类社会的道德义务，而此诗则是以充沛情感表现这一美德最早的文学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不仅在诗文赋中常有引用，甚至在朝廷下的诏书中也屡屡言及。《诗经》这部典籍对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形成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