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
小令首句点明了相遇的地点。纳兰生于深庭豪门,辘轳金井本是极常见的事物,但从词句一开始,这一再寻常不过的井台在他心里就不一般了。“正是”二字,托出了分量。纳兰在其它作品中也常使用“辘轳金井”这一意象,如“淅沥暗风飘金井,乍闻风定又钟声,薄福荐倾城”(《忆江南》),“绿荫帘外梧桐影,玉虎牵金井”(《虞美人》)。玉虎,辘轳也。 “满砌落花红冷”既渲染了辘轳金井之地的环境浪漫,又点明了相遇的时节。金井周围的石阶上层层落红铺砌,使人不忍践踏,而满地的落英又不可遏止地勾起了词人善感的心绪。常人以落红喻无情物,红色本是暖色调,“落红”便反其意而用,既是他自己寂寞阑珊的心情写照,也是词中所描写的恋爱的最终必然的结局的象征吧。最美最动人的事物旋即就如落花飘堕,不可挽留地消逝,余韵袅袅杳杳。
在这阑珊的暮春时节,两人突然相逢,“蓦地”是何等的惊奇,是何等的出人意表,故而这种情是突发的,不可预料的,也不可阻拦的。在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前提下,一见钟情所带来的冲击无法想象。可是,恋人的心是最不可捉摸的,“心事眼波难定”,惊鸿一瞥的美好情感转而制造了更多的内心纷扰,所以,“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这一直转而下的心理变化,正是刹那间的欣喜浸入了绵绵不尽的忧愁和疑惑中——对方的心思无法琢磨,未来的不可测又添上了一份恐慌,于是,深宵的青灯旁、孤枕畔,又多了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人儿。
安意如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书中开篇就收录了这首词并对其有自己的体味。书中是这样说的,词中最广为人知的“相逢”要算秦少游的《鹊桥仙》的名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了。至少,我一看到“相逢”这两个字,先想到的便是少游,然后才是容若。两阙不同风格的词,恰如这两个经历际遇完全不同的男人。
这阙短小的《如梦令》像极了容若的一生,前段是满砌落花红冷,眼波心难定的少年风流,后半段是从此簟纹灯影的忧郁惆怅。
因为爱情的不如意,容若的词总是凄婉到叫人断肠,这凄美如落花的词章惹得后世无数多情的人爱慕不已,认为他“情深不寿”,“天妒英才”,实在是一个可怜可叹的罗密欧。
虽然他只活了三十一年,其间又为着几个女子缠绵悱恻地过了十一年,然而比起历代数不胜数怀才不遇、终生颠沛的人,容若实在不算是个悲剧型的男人。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应有的,他都有了。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一个仰慕他的小妾,一个至死不渝的情人,一群相濡以沫的朋友;他还有显赫的家世,高贵的血统。他所不齿的父亲为他安排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让他终生无须为生活烦忧;他自身的才华和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得他文运亨通仕途平顺,年纪轻轻便被康熙取中做了近侍。比起名动天下却直到三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当官不久即屡遭贬谪、最终死在流放途中的少游,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容若的一生是个悲剧?
悲剧是上天给了你抱负,给了你理想,给了你实现理想的才华,却一生不给你施展完成的机会,生生折断你的理想。心怀天下饿死孤舟的杜甫是悲剧,李白不是,有名无运的秦观是悲剧,容若不是。更何况,即使是悲剧又岂能尽归罪于“天意”?人难道就可以两手一拍,声称自己全无责任?
容若,他只是不快乐,在锦绣丛中心境荒芜,这是他的心境所致。痛苦并不是社会或者家庭强加给他的。社会道德和家庭责任筑就的牢笼困摄住生存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意欲挣脱或是甘心承受,是属于个人的选择。
容若的相逢是在人间,在围着栏杆的金井边,落花满阶的暮春时节。少年恋人的眼波流转,是天真无邪的初见。少游的相逢在天上,是一年一度的七夕,宽阔银河的临时鹊桥上,一对永生不死却永生不得共度的夫妻,见与不见都是万世凄凉。
可是为什么,相逢后,人间的结局是“从此簟纹灯影”;相逢后,天上的结局却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快乐的原因是,少游于尘世颠沛许久遂懂得寄希望于美满,不再执著于得到;容若万事无缺,反而容易执著于遗憾,始终为没有得到而愁肠难解。
在邂逅爱情的最初都会心花无涯,可是一样相逢,后事往往截然不同。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待名号“五斗先生”的来源,然后介绍自己嗜酒的原因,最后他批评为养生而著论的嵇康、为途穷而哭返的阮籍,表明自己远离生世之扰,摆脱万物之累的决心。这篇散文属于自传性小品,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鲁迅先生曾感叹:“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以王绩的《五斗先生传》来说,如果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写的“传”,无庸置疑,王绩就是一位“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有仁义厚薄””万物不能萦心”,只知醉酒的糊涂先生。如果能这样论定,而且其结论又可靠,是很容易,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这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本非如此,他对自己的一生曾经作过比较全面的回顾:“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明经思待召,学剑觅封侯。弃绢频北上,怀刺几西游”(《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可见他本与一般出身世家的青年一样,深受儒学教养,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而且也颇有才气,“君性好学,博闻强记……阴阳历数之木,无不洞晓”(吕才《东皋子集》序)。可生活给予他的只是“才高位下”,失意的情怀,简放的个性,仕途的险恶,加之隋末唐初的社会动乱,才使他萌发出退隐的念头,但排难解纷,有所作为的希望,也还未完全泯灭,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真正绝意仕途,皈依自然,还是四十几岁以后的事情,所谓“晚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自有居长乐,谁知身世忧”(同上)。于是乎释、道,尤其是道家思想,便成了他观照世界和人生的哲学。然而生活毕竟是现实的,那种“绝思虑,寡言语”,“万物不能萦心”等等,总是很难办到的。他在“一饮五斗”之外,也要考虑到家庭的生计、子女的婚嫁,这就如他在《独坐》中写的:“问君樽酒外,独坐更何须?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贤夫……”。他还说过“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孟光倘未嫁,梁鸿正须妇”(《山中叙志》)。有琴有酒,尚嫌不足,还想娶一位贤淑的妻子共同偕隐。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要写诗作文,这都是很现实的。但是,正是这种现实才给他带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失意的苦闷,与解脱苦闷的思考。“古来才命两相妨”,如今的境遇证明了个人的命运是无法把握的。不过就算是帝王将相,君不见有汉一代曾经是“何其赫隆盛,自谓保灵长。历数有时尽,哀平嗟不昌。……金狄移灞岸,铜盘向洛阳。君王无处所,年代几荒凉”(《过汉故城》)。兴衰更易,沧海桑田,亦是“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既然是来不可阻,去不可留,一切在“天”,在“地”,在自然,那么万物自然不必“萦心”,也没有什么苦闷可言。这就是他所见到的“天下”,以及他认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应持的态度。由此观之,嵇康大谈“养生”,阮籍途穷而哭,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性命非善求可得,途亦无所谓穷通,“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古意六首》)。所以“圣人”就处于“昏昏默默”的境界,一切不知,一切不谈,委身自然。但是,并非人皆“圣贤”,王绩大概也不敢自封“圣贤”,那要进入“圣人所居”的境,就要回到原来的命题上,只有“以酒德游于人间”,做“五斗先生”,长醉不醒,才可以“昏昏默默”,“不知所如”了。那么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是否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因此,要说这传中的形象,就是王绩的真貌,恐怕不妥;要说与他无关,也不准确,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田家三首》)的“斗酒先生”;比较客观地看,这里有他的一些“影子”,而更主要的是在于表现他晚年对老庄哲学的追求与向往。这追求与向往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遁世伤时,保全自己,与苦闷愤懑,牢骚不平等等思想感情的复合体。
五斗先生是本文的传主,但不能就此认定是作者的小传,不过文中确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五斗先生绝尘脱俗,浑身道家风韵,一切顺其自然,物我皆忘,竟是在“醉乡”中寻觅到了快乐的活法。他期望“昏昏默默”的境界,然而又只有借助于酒,才能追求到这样的境界。这便是一个力图摆脱尘世烦恼者的幸与不幸。由此也可以看出本文的主旨不仅仅是宣扬饮酒的妙处。
写自己在水边的游赏,这情趣和《论语》中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相似。“洋洋平泽”,是说水势浩大而湖面平坦,诗人就在这湖边洗濯着(这里“漱”也是洗涤之意);“邈邈远景”,是说远处的景色辽阔而迷濛,它引人瞩目,令人欣喜。这四句中写动作的两句很简单,其实就是四个动词。“乃”和“载”都没有实义,主要起凑足音节、调和声调的作用。写景的两句也很虚,不能使读者切实地把握它。但实际的效果如何呢?那洋洋的水面和邈邈的远景融为一气,展示着大自然浩渺无涯、包容一切的宽广。
诗人在湖中洗濯,在水边远望,精神随着目光延展、弥漫,他似乎和自然化成了一个整体。这四句原是要传布一种完整而不可言状的感受、气氛,倘若某一处出现鲜明的线条和色块,就把一切都破坏了。后四句是由此而生的感想:凡事只求符合自己的本愿,不为世间的荣利所驱使,人生原是容易满足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在朦胧醉意之中,我就自得其乐。
以上是说暮春之游在自然中得到的欣喜。陶渊明热爱自然,这是人所皆知的。他病重时写给几个儿子的遗书中,还言及自己“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不过,陶渊明之热爱自然,内中还深含着一层人生哲理。在他看来,多数人由于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追逐无止境的欲望,于是虚伪矫饰,倾轧竞争,得则喜,失则忧,人生就在这里产生了缺损和痛苦。
而大自然却是无意识地循着自身的规律运转变化,没有欲望,没有目的,因而自然是充实自由的,无缺损的。人倘能使自己化同于自然,就能克服痛苦,使人生得到最高的实现。
至于陶渊明“欣慨交心”,并有一种感伤的缘由是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完全面对着自然生活——即使是做了隐士。当时动荡不宁、恶浊昏暗的社会现实,与陶渊明笔下温和平静的自然,恰成为反面的对照。它不能不在诗人的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三四两章伤今怀古的感叹,正是以此为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