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正如周济所云:“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宋四家词选》)孟棨《本事诗·情感》记崔护于清明在长安城南村庄艳遇故事,作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再结合周邦彦的身世和政治生涯来看,词中的“刘郎”当系以自己比刘禹锡而言。刘禹锡是唐代顺宗时的革新派人物,后遭贬放,又曾返京师。写有《再游玄都观绝句》,诗云:“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周邦彦倾向新政,曾为宋神宗所赏识,后神宗逝世,高太后听政,任用司马光等,周邦彦外出为庐州教授,羁旅荆江,游宦溧水。直至哲宗亲政,罢黜旧党,周邦彦才得返都。但在当时执政的新党实已变质,他的抱负仍然不得抒展,所以这首词当是暗寓这些情节的。
此词,字面上的重见桃花、重访故人,有“还见”、“重道”之喜,但只见“定巢燕子,归来何处”“旧家秋娘,身价如故”,自己则“探春尽是,伤离意绪”。空来空去,落得“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此词,大开大合,起句突而又平。又其云在“章台路”上,不写眼前所见,却说“还见”云云,梅桃坊陌,寂静如故,燕子飞来,归巢旧处,全系写景,但以“还见”贯之,人之来,人之为怀旧而来,人之徘徊踯躅,都从字里行间露出,景中含情,情更浓烈,可见此词的沉郁处。中片本为双拽头,字句与上片同。以“黯凝伫”之人的痴立沉思写起,不写他所访求之人在与不在,而只“因念”云云,表面上描绘其昔时情态笑貌,实则追想从前的交游欢乐,但不明说,实是词的顿挫之处。下片则铺开来写,加深描绘“前度刘郎”“旧家秋娘”,一则“事与孤鸿去”,一则“声价如故”,对照写来,顿挫生姿。“燕台句”写空有才名,而今只留记诵。“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清游何在?真是沉郁之至。一结以“飞雨”、“风絮”,景中含情,沉郁而又空灵。这首词以“探春尽是,伤离情绪”为主旨,直贯全篇。从时间上说,是以今昔情节对比写来。上片之“章台路”、“坊陌人家”均写今日之景。中片之“因念个人痴小”云云都是写昔人的情况。今日之景是实写,昔日之人是虚拟。一实一虚,空灵深厚。“还见”字犹有过去的影子。“因念”字徒留今天的想象,又是今中有昔,昔中有今。下片则今昔情事交织写来,“前度刘郎重到”有今有昔。“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则是昔日有者,今日有存有亡。“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东城闲步。”又是昔日之事,而今日看来,一切皆“事与孤鸿去”。最后又写念日情况,是在“官柳低金缕”的风光中,“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有今而无昔。今之惆怅和昔之游乐成一鲜明对照。词在时间上就是这样似断似续,伤春意绪却是联绵不断。词又是一起写景,一结写景。一起静景,一结动景。花柳风光中人具有无限惆怅,是以美景衬托出感伤,所以极为深厚。加以章法上的实写、虚写、虚实穿插进行,显出变化多端,使这首词极为沉郁顿挫而得到词中之三昧。
写离情从身边景物着手,看似景语,实是情语。“玉楼”、“朱阁”“金锁”,这是一个富贵豪华的住所。按理,拥有这样华贵住宅的主人,一定志得意满,无忧无虑了。但是一个“横”字,却透露出了其心中不快的隐秘。白居易《长恨歌》有云:“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金屋是为藏娇的,而今自己所宠爱的阿娇般的人儿,已“散似秋云无觅处”,虽然“玉楼朱阁”依旧在,但它的主人已无意去启“金锁”了。多少美好的追忆,多么深重的离愁,都潜藏在这个“横”字之中了。世事不断变迁,岁月不断更替。年年春光,今又春光,现在虽然春意盎然,但已有要“破”的迹象,凭着主人公敏锐的观察力和亲身的体验,他已看出春天又将与他告别了。人生的春天何尝不也如此容易消逝,“破”字,道出了他内心的感伤。加上“寒食清明”的缀语,更增添了一层凄凉。
如果说前两句是写自己的离愁和伤春之情,那么下两句便是以己度人,从女方的角度来思忖了。他想,自己如此思念对方,对方也一定非常思念自己。窗间那弯弯的月牙儿,正是玉人凝愁之眉。帘外落英缤纷,正是玉人泪雨涟涟。这是词人心驰神往、虚设假想之词。词人触景生情,以景拟人,把自己所忆之人月貌花容、幽雅动情之状,描绘得生动逼真、令人艳羡。此外,再深究一下,不难发现,他一方面借“斜目”、“落花”明写女方,一方面又隐隐地暗写自己。他的《蝶恋花》“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句意就与“窗间斜月”相同。词人因思念意中人而对月彻夜不眠之情可以推知;他因不能入眠而踱至帘外看花之状也可想见。总之,这两句可以理解为:一、正面描写月、花之态,并交代人物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二、借斜月、落花侧面虚拟所忆之人的幽怨美,三、兼写自己离情别绪无计可消除的实况。这一联可谓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物我化一、精工美妙之至。
上片景中寓情,情意隐曲缱绻。过片则直抒胸臆,情中寄托着人生哲理。“朝云”,用典。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梦见巫山神女愿荐枕席,因幸之。女目其“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此词中“朝云”却为曾经与自己欢聚眼下各自东西的“意中人”。词人《诉衷情》:“东城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回绣袂,展香茵,叙情亲。此时拼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可见,散后重聚多么难得。纵然“拼”命能化作千尺游丝,怕也难“惹”得住与他情意缠绵、亲呢无比的“朝云”。词人借巫山神女朝云暮雨的典故,来象喻人生聚散、情爱短长的变幻莫测,很是新颖独到,发人深思。尤其他认为百年相守在一起的情侣又能有几个的见解,更深蕴人生哲理。正如秦观《鹊桥仙》中所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一种无可奈何、聊以自慰并以之慰人的想法,但是它却把爱情的短暂与永恒、人生的欢聚与离散这种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婉曲地表明了,富有情致,耐人品味。
最后,词人似乎想竭力摆脱这种别后情思的缠绕:“别来将为不牵情”。这是紧承上文“首岁相看能几个”之意的。既然有情人往往不能长此以往相互厮守在一起,那么心就平静下来不要被这种离愁别恨所牵动了。这是他对年等易逝、聚散无常这一道理的感悟,他决计把握现在,不为旧情耗费心思和精力了。但是“万转千回思想过”,想摆脱到底还是摆脱不了。说不思念,仍要思念欲不怀想,仍要怀想。任凭费多大周折,他也无法驱逐得了这种“情”的牵引。所谓“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词人的思绪真是千回万转、起伏不已、难以制遏。这正体现了他既饶有理趣、更富情感的双重性格。加上笔调的婉曲纤柔,风流蕴含,就更荡气回肠、感动人心。
这首诗吸取了乐府民歌的长处,语言明白如话,却又耐人寻味。诗歌以白描的手法叙述了一位商人妇的心声。诗歌前两句以平实见长,后两句则想落天外,出语惊人:“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夫婿无信,而潮水有信,早知如此,应当嫁给弄潮之人。“弄潮儿”至少会随着有信的潮水按时到来,不至于“朝朝误妾期”啊!这是思妇在万般无奈中生发出来的奇想。“早知”二字写出她幽怨的深长,不由得自伤身世,悔不当初。“嫁与弄潮儿”,既是痴语,也是苦语,写出了思妇怨怅之极的心理状态,虽然是想入非非,却是发乎至情。
这首诗运笔自然,但内在的逻辑很严密。思妇由夫婿“朝朝”失信,而想到潮水“朝朝”有信,进而生发出所嫁非人的悔恨,细腻地展示了由盼生怨、由怨生悔的内心矛盾。全诗感情真率,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
此词檃括陶渊明《归去来辞》而成。檃括,就是就原有的文章加以剪裁改写。此词仅微改《归去来辞》语句,不改其意,使之符合声律。
此词主旨即是“归去来”。苏轼之爱陶渊明,在于欣赏他的弃官归隐。苏轼在仕途中挫伤累累,太需要解脱,“归去来”便是他抚慰心灵的最佳方法,逃避现实的最佳途径。全词从未归以前之误、去彼来此之急写起,一直写到归来游赏之趣,田园之乐,及家人相聚之欢,最后以随缘自适作结,写得周到而浑成。尽管词意全系出自《归去来辞》,但抒写的是自己的怀抱,与胸中无此境界,徒以檃括为趣不同。
陶渊明《归去来辞》的文字,可说非常精练,没有一句废话。在这种情况下要加以檃括,有著相当高的难度,非一般人能为之。苏轼檃括此作的高妙处,在他融合了《归去来辞》的“序”与“正文”的精旨。譬如,《哨遍》的首句“为米折腰”,概括了陶渊明史传的可靠记载;次句“因酒弃家”,凝缩了“序”文的“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等语;第三句“口体相交累”,从“序”一下过渡至“正文”,除了味道不变,甚至还有导入主境的妙效。所以说,苏轼改写《归去来辞》,实际是一种艺术创造。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