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小令中，作者先以“柳营，月明，听传过将军令”交代了自己写作的时间、地点以及主人的身份。“柳营”也即汉代周亚夫屯军所在的细柳营，汉文帝曾经因为没有军令而被挡在营门之外，赞叹日“真将军矣”，因此“柳营”后来就成了军纪严明的军营的代称。刘时中用在此处，显然是要称赞这位设宴的万户在治军上的成绩。
“高楼”“卧护”两句，进一步围绕将军治军的严明展开。夜半时分，明月高悬，鼓角随时准备奏响，打更之声间作，这一派威严肃穆的景象透露出万户所辖军队的不凡气度。“卧护”一句，写将军终日勤于军事，抱病守边，使得边疆战事不起，百姓得以平安度日。这一句本是要表达对将军功绩的推崇和赞美，若把握不当，容易给人以谀美之嫌疑，但作者巧妙地引人了“高楼”“鼓角”等意象，将称誉之情融合到景色的渲染中，从而自然地带出了作品的主题，可谓不落俗套。
“横槊呤情，投壶歌兴”句，乃是以“前人旧典型”来进一步衬托将军的才华功业。“横槊”化用的是三国曹操典故，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曾称赞其“横契赋诗，固一世之雄”；“投壶“的典故则出自宋代名将岳飞，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曹、岳二人，都是历史上文武双全的政治家和将领，作者以万户和此二人并列，对将军的文韬武略可谓推崇至极。
“战争，惯经”，以一个“惯”字点出将军身经百战的经历，是对将军往昔经历的回忆。而“草木也知名姓”，化用的其实是唐代张万福的故事，《唐书·张万福传》载：“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召见谓日：‘朕以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作者在这里将镇守边疆的将军和主镇一州的刺史相提并论，十分巧妙得体，渲染出了万户威名赫赫、声震南北的气势。
第二首小令着重刻画将军的心理，生动传神。《虎韬》《豹韬》，与《文韬》《武韬》《龙韬》《犬韬》合称为“六韬”，据传都是姜太公所作，后世用以泛指兵书。“一览胸中了”一句，称赞万户的饱读兵书、胸中富有韬略。
但接下来，作者没有继续一味称颂赞美，而是开始刻画将军的苦闷心理。他先写将军现在的尴尬处境，虽然通晓兵书、善于作战，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现在却只能“时时拂拭旧弓刀”，再也无缘上场作战。至于原因，则以一句“却恨封侯早”带过，十分巧妙。封侯拜相，出入朝堂，原本是许多人一生追求而不得的目标，但这位万户却因为其实现太早而心生抱怨。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位将军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境界。
“夜月铙歌，春风牙纛，看团花锦战袍”，这一句具体描写将军封侯后的怅惘情状，戎马半生、曾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将军如今失却了意气，只能于春风之中，夜月之下，细细地端详自己的“团花锦战袍”，沉浸在对往日边疆生活的追忆中。此情此景，连置身在外的读者都有一种怅惘、失落之感，将军本人心情的沉重，更是不必明言了。
“鬓毛，木雕，谁便道冯唐老”，这一句运用的是西汉冯唐的典故，冯唐是西汉文帝时的名臣，曾经为云中守魏尚辩护，使其官复原职，后来由中郎署长攫升为车骑都尉。但汉景帝时期，这位知人善任、敢于犯颜进谏的重臣却被罢免，一直闲居家中。等到武帝即位，想重新启用这位旧臣时，冯唐已经九十多岁，不能再上朝效力了。自此，“冯唐易老”便成了功名不就、试图蹉跎的代名词。此处，“谁便道”三字是作者对万户的勉励之语，诚挚动人，想来老将军听到后也必定被冯唐自勉的精神鼓舞吧！
这两首小令，一则称扬将军往日功业，一则刻画将军此刻心理，虽是常语，却用得贴切自然，颇能翻出新意，丝毫不见做作俗滥。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该诗着重抒写诗人赴湘水途中的感受。首句说：“湘流绕南岳”，展示出一幅气势壮阔的山水图画，同时在写景中暗寓行旅的路线。该句虽不事刻画，但着一“绕”字便可使人想见山形的曲折、水流的婉蜒。次句承上写舟行所见，极目望去，进入视野的都是青青的山色。一个“转”字颇值得玩味，它既与“绕”字呼应，传达出舟绕山而行的逼真感受，而且隐约透露出诗人的内心情绪。因为青青山色固然令人赏心悦目，但如果一路行来，转过一山又是一山，眼前唯见青山白水，久而久之，自不免觉得单调乏味，更何况从下文可知诗人此行并非为着游山玩水，所以开头两句虽只是写景叙事，已为全诗奠定了倦游的基调。
“怀禄未能已，瞻途屡所经。”是该诗的主旨，全诗的写景抒情都从这两句生发。上句揭示了行旅“未能已”的原因乃在于“怀禄”，具体到该首诗不过是作官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从中可见诗人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处境。下句接着说因“屡所终”之故，旅途的自然山水在他的眼里统统失去了新鲜感和吸引力。这两句诗语调低沉，其中不仅流露出诗人的羁旅之感、飘泊之叹，还有诗人对宦游生涯的厌倦。
正因为诗人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并且移情于物，所以湘江上的一切景物便都蒙上了一层凄清黯淡的色彩。“烟屿”以下四句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处处渗透着诗人主观感情的图景。五、六两句，一从视觉着笔，一从听觉入手，传达出旅人白天、夜晚的不同感受，运笔极为简练。“烟屿”本是美景，惜乎只“禄春望”，言外之意是眼下却不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猿啼本自凄哀，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格外显得凄厉，使人伤情。这两句一“禄”一“莫”，正反成对，使诗意跌宕不平。接着两句继续写旅途情景，但变换了一种角度。江水迢迢，长途漫漫，一叶孤舟从日出到日落，从黄昏到夜晚，日复一日，简直不知何日是归期、何处是尽头！如果说上两句侧重抒发的是诗人凄凉感伤的情怀，那么这两句更多地带有孤寂苦闷的意味。
以上八句层层蓄势，结末的抒慨虽语气直露却情真意切、水到渠成。“浮没”一词，语意双关，既指行舟的随波逐流，也喻宦海的沉浮，“浮没从此去”一句似乎很旷达，但紧接着便是一声嗟叹：“嗟嗟劳我形。”并在此沉重的叹息中收束全诗。
该诗将山水同行旅结合起来写，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山水行旅诗。它没有对沿途风光多作刻画，而主要用赋的手法抒写行旅感受，即或写到景物，也是为这一主旨服务。联系诗人的际遇，不难理解，这行旅中的种种感受，正是他屡遭迁谪的经历和他厌仕途的心结在诗中的折射。诗人将它们不露痕迹而又富于启示地融进长途跋涉的体验中，从而创造出既真实动人又含蓄蕴藉的独特意境。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